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国际经济与政治论文题目，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国际经济与政治论文题目

1. 技术贸易壁垒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2. 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应对绿色壁垒的对策研究

3. 技术贸易壁垒对我国家电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4.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本土化经营的策略研究

5. 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研究

6. FDI对湖南省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7. 我国出口企业防范信用证结算风险的对策研究

8. 怀化市资源性产品出口效益增长研究

9. 怀化市出口贸易发展对策研究

10.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对策研究

11.我国资源性产品出口效益增长研究

12.我国出口企业应对国外歧视性反倾销的策略研究

13.国际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14.湖南省农产品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研究

15.湖南制造业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研究

16.如何防范中国金融业开放的风险

17.中国如何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18.我国如何承接国际服务业的转移

19.关于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探讨

20.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分析

21.如何防范加工贸易中侵权的问题

22.中印投资环境的比较

23.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24.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25.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现状及对策研究

国际经济与政治论文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沿革与新进展

引言

Fisher(1987)认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宗旨在于国家间通过对各自政策制定及其效果的协调而达成双赢，其协调途径主要通过外交谈判、双边或多边峰会以及国际组织等。伴随着欧盟和欧元区的成立、美国与美元危机的不断深化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作为全球经济协调机制，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也在实践应用中不断遇到新问题并形成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在阐述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最新进展之前，有必要先对其理论沿革进行分析。

理论沿革

(一)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必要性的争论

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学术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Vauble(1983)认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似乎是不被需要的，因为它限制了国家间的自由竞争，并且由于政府间的政策共谋反而会增加通胀的风险，货币发行当局发布通胀的可信度也大为降低。FeldatEin(1988)也曾指出：“我相信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诸多益处都是错误的和具有风险的，而且过多关注国家间的政策协调会削弱对本国政策进行调整的关注度。”

对于上述质疑，Kenen(1990)在随后几年的研究中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他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各国自行制定经济政策只有在各国的经济体总量都相对较小的时候才是最优的，一旦小国变成经济大国，国家间经济结构的相互依存就会上升为政策的相互依赖，到那时，一国的经济政策将必然影响到其他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除此以外，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笔者发现更多的学者是从政策制定具有“溢出效应”这一视角出发去驳斥国家间无需进行政策协调这一观点的。由于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征的存在，一国的政策行为会对另一国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可能来自财政、货币、税收、贸易、产业政策的变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必须的(喻国平，2009)。在前述学者所作研究的基础上，Etro(2001)对溢出效应政策及其影响作出了更为精确的解读。

他认为溢出效应经济政策包括负溢出效应政策(beggar-thy-nEIghbor policy)和正溢出效应政策(prosper-thy-neighbor policy)两种形式。若一国制定的经济政策给他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则称之为正溢出效应经济政策;反之则为负溢出效应经济政策。并且他还指出，只要任何一种形式的溢出效应存在，那么在不考虑他国经济政策影响的前提下，一国单独制定的经济政策都将是低效的。

(二)博弈论成为促进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发展的重要工具

随着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深化，传统一般理论分析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因此博弈论被引入了经济政策协调的分析中。王悦(2007)对博弈论在西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中的应用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西方经济学家中最先把博弈论引入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分析中的是Tibor Scitovsky和Harry Gordon Johnson，他们于1942和1953年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国际贸易冲突进行了探索性分析。在理查德·库珀与日本经济学家滨田宏一(Koichi Hamada)分别于1968年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国际经济协调进行了策略性的分析之后，Canzoneri和Gray(1985)等人也对此进行过研究。上述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合作的结果优于非合作的结果，政策协调对双方经济都是有益的。”

但正如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否必要这一问题存在争论一样，基于博弈论方法是否能够得出参与博弈一定比单独行动更容易降低各自福利损失同样存在质疑。Rogoff(1985)根据所建立的福利损失函数模型得出结论：“两国间货币政策的协调博弈可能会造成央行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互不信任，从而并不能自动增加两国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福利。”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跨期”研究在经济学界的日益兴起，基于博弈理论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研究已经从静态博弈转向了动态博弈。由于预期的存在，政府会单方面调整其政策，从而使得政府在第t期时经过协调而达成的政策在t+1期可能已非最优政策，国际政策协调效力大减(McKibbin，1997)。

(三)欧洲货币与经济一体化丰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内涵与实践

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为成熟的地区，欧洲货币与经济一体化的加速，特别是欧元区的建立极大地丰富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实践及内涵。欧元的推出以及欧元区的建立使得欧洲国家间经济政策的协调突破了单一财政政策协调框架的束缚，转而思考如何说服成员国在货币、税收以及结构性政策工具等更广泛的领域达成政策共识。Jacquet和Pisani-Ferry(2000)就此提出了政策“协调文化(Culture of Co-ordination)”这一概念，试图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去最大限度地削减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策上进行协调的障碍。不过，实践表明，虽然欧盟成员国在经济政策协调领域已作出了巨大努力，达成了若干共识，但始终没有成功打造出一套真正的政策“协调文化”，结果导致成员国没有足够的动力基于共同利益去交换信息、进行谈判并制定其国内经济政策。对此，他们提出了几项具体措施：发展超出一般程序与标准的经济政策协调哲学;各国政府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应更加透明、更具可预见性;实施统一经济政策。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进展

(一)从G7到G20—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体系格局发生变化

在应对这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所构成的国际协调框架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而包括了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国家的二十国集团(G20)，则开始在协调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Payne(2008)指出，G20集团的作用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不仅因为它的人口占世界的65%以及GDP总量占世界的87%，更是因为它是对传统国际事务决策体系的一种扩展。在2008年11月中旬的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峰会上，G20国家领导人一致认为，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家间更紧密的政策协调是十分必要的。此次峰会的最重要成果《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峰会宣言》(“DECLARATION SUMMIT ON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WORLD ECONOMY”)不仅分析了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提出了应对措施，而且还提出了未来改革全球金融系统的诸多可行方案。虽然此次峰会所达成的宣言只是框架性的，但是此次峰会意义重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次以首脑会议的方式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商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这象征着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协调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格局正酝酿着根本性的改变。

(二)中美政策协调对危机后国际事务走向仍起“风向标”作用

在承认多边协调机制效力的同时，不能否认大国间的双边政策协调仍将对当前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施加最为直接的影响。其中，随着中国经济大国化趋势的迅猛发展，中美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在后危机时代将对国际事务的走向仍起到“风向标”的作用。G2概念的提出似乎印证了这种观点，尽管过早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讲是不公平的，但两国紧密的经济联系的确决定了两国经济政策协调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的焦点。

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美国开动印钞机大肆向其国内以及国际资本市场中注入流动性，贸易失衡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以及对我国汇率问题的持续关注等若干问题使得中美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从而加强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显得更为迫切。Dumbaugh(2009)指出，中美目前的双边经贸关系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债券持有国;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高度依赖美国的投资和进口。国内学者唐小松将中美经济关系上升为“战略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两国的战略布局及实施需要互相配合、相互借重。

(三)现有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构亟待改革

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UN)的有关职能部门，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监督的主要机构。其中，IMF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曾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黄梅波、陈燕鸿，2009)。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IMF在建立之初就将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定义为“通过稳定的汇率与保护自由贸易促成全球的共同繁荣”。其主要职责在于通过收集和分析相关统计资料制定经济报告为各国提供政策制定的建议和提供借款。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向IMF借款的动机日益衰落，在这些国家眼中IMF所提供给他们的那些政策建议更像是一种“喋喋不休”，不再具有威慑力。“华盛顿共识”似乎已经被其他国家全盘采纳了。从此，IMF的主要工作对象就从发达国家转向了发展中国家，其主要职责也变成了通过向这些国家提供借款以缓和他们的债务危机，进而抚平世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自满和由西方发达国家构建起来的全球金融系统已经被证明是盲目的和不完善的。近些年来，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股票和债券市场联系日益紧密，一旦一国产生金融危机，其他各国将无法独善其身。此次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全球从而发展成为世界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铁证。可见IMF的监管不能过分强调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从而忽视对现有西方金融体系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管。

IMF管理改革委员会于2009年3月发布的《IMF改革最终报告》中指出，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混乱状态，主要表现为全球经济有持续低迷预期、金融脆弱性和社会不稳定性不断增强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效率低下。因此，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强劲有力的多边协调机构去紧密联系各个国际组织和标准制定机构去监控风险、管理危机、协调政策、制定金融体系运行规则与标准。

最终报告进一步指出，IMF正是这样一个协调机构，但其改革也势在必行。最终报告建议的具体改革措施主要包括：设立部长委员会论坛去协调各国政策从而促进金融体系稳定;将监管范围从汇率监管扩大到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金融溢出效应;彻底改革现有治理结构，而非仅仅给现有管理部门重新“贴上标签”;将重要决策的投票权由原来的85%投票权通过降低为70%-75%的投票权通过，旨在推进决策民主化进程等等。

(四)欧债危机推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向纵深发展

欧债危机使正在从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中寻求崛起的世界经济更加步履维艰。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欧盟不但没能顺利解决希腊债务问题，反而使危机传染至更多国家。究其原因，欧元区内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国家间缺乏经济与货币政策的统一协调是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欧元及欧元区诞生之初，人们对其经济一体化的前途更多是持乐观态度而非担忧。正如笔者在上述分析中阐述的那样，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确实给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不断丰富创造了现实基础，但其区域内还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的“协调文化”。

协调文化发挥作用需要制度的保障。欧元区自诞生以来，从未设定应对债务危机的情景假设，因而既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欧元区经济政府，也没有设立发行欧元区债券为政府融资的机制，显然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危机情况考虑不足。欧央行面对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的各成员国，很难制定统一协调的政策以满足各成员国经济发展需要。文学和郝君富(2012)认为，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还严重影响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按照欧盟条约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应该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金融机构，它对欧元起到保证币值稳定、抑制过高通货膨胀的作用，是关系到欧元能否稳定运行的关键和基础。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利益的差异性使欧洲中央银行运作的独立性大打折扣。由于各国对货币政策的要求不同，因此都尽可能影响欧洲中央银行采取对本国有利的货币政策，从而影响到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些国家在失去货币调控的手段后，只能利用其他手段来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些手段也经常与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相抵触，从而大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伴随欧债危机的不断升级与全球性蔓延，国际社会包括二十国集团成员要在欧洲自己加大努力，增强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防火墙力度的基础上，加强国际政策的协调，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能力，构筑一道世界的防火墙。各国应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稳定，减少国际资本套利流动，防范全球性通胀风险，为遏制危机蔓延，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结论

本文梳理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发展的主要历史背景、理论沿革与最新发展。政策协调的有效性曾受到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质疑，但正如对要自由市场还是要政府管制的讨论一样，历史经验和现实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都呼唤国际间政策协调的进一步发展。理论层面，博弈论的成功引入无疑起到了助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其协调格局与层次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经济政策协调的格局从传统的G7迈向了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G20协调格局;中美两国间的“大国协调”具有引领和导向作用;IMF等国际协调机构的现有运行机制与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亟待改革;欧债危机不仅促进欧元区，更使得整个国际间经济政策协调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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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renkel,Jacob A.,Coldstain,M and Masson,P.1988.“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Policies:Scope,Methods,and Effects.”NBER Working Paper No.2670:3.

4. Kenen,Peter.B.1990.“The Coordin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NBER Chapters,in: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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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cKibbin,W J.1997.Empirical Evidenc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Chapter 6 of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Open Economie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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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umbaugh,K.2009.“China-U.S. Relations: 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40457:summary.

14.唐小松.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下的战略互需及选择[J].现代国际关系，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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