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一直得到广泛的关注，研究中国的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初中政治论文怎么写呢?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两篇初中政治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初中政治论文篇一

中国政治学的学习

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的 政治学(简称“六论”，即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阶级论、民族论、革命论)已经不能有效地回答重大现实政治问题。以及 中国社会 科学研究的长期停滞已不能满足人们对理论的渴望，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政治学学科的恢复，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一股脑地在中国流行开来。因此，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几乎都成了“留学生”，要么亲自到美国读书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留学生，要么潜心研读外来作品而成为“精神上”的留学生。不加批判地甚至不予反思地接受新理论、新概念的风气至少持续了长达20年之久。经过20年的“拿来主义”，该拿来的和不该拿来的几乎全都拿来了，该到反思的时候了。

将 历史制度主义运用于中国历史尤其是运用于比较历史研究时，反思的天窗突然被打开。比较各国历史会发现，当下很多流行的理论和概念原来是基于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不但比较历史研究能还原真相甚至是理论创新的路径， 哲学思维对于反思或推动政治学知识转型同样不可或缺。

反思是建构的开始，而本土文化和本土经验则是建构自己理论的重要资源。中国不应该仅仅是西方理论的试验场，还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转型”。我们说“知识转型”，并不是要抛弃既有的名词如国家、社会、政党、利益集团等，而是应该看到同样的名词却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指。

在反思既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资源，中国政治学已经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首先，基于传统文化和中国政治史的理论创新。

其次，基于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的经验，中国政治学提出一些不同于国际社会科学流行的概念。同样围绕国家建构问题，我国学者提出民族一国家维度和民主一国家维度，指出非均衡的维度是中国国家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通过对中国政治的结构性研究，中国政治学发现，在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已经走上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一一民主政治!

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空缺的隐忧——吴木銮

“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近日落下帷幕。“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空缺。过去十二年中，这个奖项共出现八次空缺。而2000年前共计二十四个项目获得一等奖。有关人士表示，一等奖出缺是因其评选条件比较高。不过，一等奖高频率出缺其实还反映了科研资金使用低效率和学术腐败的问题。

基础研究对中国未来 经济 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零星证据表明，基金使用很成问题。2004年北京司法机关查处一起巨大贪污、挪用公款案件。八年时间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一名 会计利用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下拨的环节贪污、挪用公款达2亿余元。而审计署公布的2004年度预算执行数据表明，自然科学基金会曾擅自将资金借给一家公司上千万元作为投资，最后这笔资金无法收回，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损失。

制度性障碍也将对我国科研长远发展造成巨大损害。中国财政收入近年出现实质性增长，科研人员经费也随之增长。但一些有志于科研的人士发现，海外一些机构用更少的资金却产出大量创新和科研突破，我国学者用了人家数倍资金却常重复别人的成果。一些国家和地区成熟的做法是，重大科研项目申请由全球相关专家做出匿名评审，成果也要经过类似程序评估。对投入多、产出少的科研单位和人员要进行惩罚。遗憾的是，在我国的学术评价中，专家的知识和官员的权力巧妙结合，纳税人的资金使用效率往往不理想。

笔者建议，对于科研申请和成果评价引入一套公正的评价体系。官员的酌处权要受到严格限制。有可能的话，自然科学的资金管理机构要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拆解，在评审交给专业人士处理之后，这些资金提供单位需要对他们的服务水平进行衡量。这样纳税人的资金才有可能不被浪费，科研产出才能更上一层楼。

培养哲学思维需要新的《大众哲学》——韩振峰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基本内核。培养哲学思维需要有一本在内容上体现时代要求、形式上通俗易懂的新时期的《大众哲学》。

七十多年前，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曾出版过一部《大众哲学》，影响了整整几代人。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道理深刻但通俗易懂”。正如李公朴为《大众哲学》写的序言中说的那样：“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毛译东说《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的思想越来越趋向于“功力化”，行为越来越趋向于“实用化”，追求越来越“物欲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专讲“大道理”的哲学书究竟还需要不需要呢?

大家知道，当年的德国曾是一个非常重视 哲学思维的民族。正因为对哲学的高度重视，这个国度才造就了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培养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世纪伟人。如果没有他们，不仅德国的理论思维会显得贫乏，整个世界的理论思维也会显得苍白无力，因为缺少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也许有人会这样说：“哲学书本身就是深奥的，不可能人人都读懂”。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认识误区。哲学的道理虽然很深奥，但哲学家必须把这些深奥的道理通俗化，把抽象的理论形象化，把高深的学问大众化。

为此，笔者建议：为了把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培养和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哲学素养和哲学思维能力，必须经常性地要求我们的全体党员和群众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学点哲学，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广大哲学理论工作者应当尽快编写出在内容上体现时代要求、形式上通俗易懂的新时期的《大众哲学》。这大概是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当务之急吧!

权力部门吃“特供”加重百姓担忧——于文军

浙江一些部门和单位借助权力在生态环境优越的遂昌县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让当地一些绿色农产品基地高标准保障其部门和单位内部供应，干部有了“特供菜”。

政府权力部门利用权力搞所谓“特供”，就是搞特权，权力自肥的表现。这些部门握有权力与资金，以各种名目进行权力寻租，把公共资源作为交换筹码，以权谋私，以低价甚至超低价享用着优质的、普通百姓享用不起的绿色食品，侵害的是公众的利益，散发着令百姓痛恨的腐败臭气，怎能让公众建立起对政府的信任感?

政府权力部门利用权力搞所谓“特供”， 自然影响到这些部门打击查处有毒有害食品的信心和积极性。当这些部门官员安心享用着绿色的“特供”食品，他们怎么感受到食品安全危机下老百姓的忐忑不安7会对食品安全有切肤之痛吗?还会使劲保护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吗?

政府权力部门利用权力搞所谓“特供”，也降低了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指数。权力部门都不信任市场上的食品，开始消费“特供”食品了，老百姓还敢吃吗?更加忧心忡忡。

前不久，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谈及食品安全问题时说：食品安全问题是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我们这里的官员也没有特供，吃的东西跟大家一样，都是在街上买的，我们也有切肤之痛。这番话意味深长，耐人寻味。人的生命尊严与健康权利是平等的，对食品安全的需求也是平等的，都必须满足，没有官民、贫富、贵贱之分，没有城里人与乡下人之分。我们除了要继续强化食品安全的理念，还要进一步树立食品安全平等的理念，对“食品安全双轨制”零容忍，取缔“特供”“专供”食品，让人民公仆和人民同吃一个“米袋子”里的米，同吃一只“菜篮子”里的菜，同甘共苦，同舟共济，这样，老百姓才有希望获得最公平、最满意的食品安全。

初中政治论文篇二

中国乡村政治生态

摘要：朝廷圣明而地方糜烂，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贯错觉。皇上好而贪官坏，是近年来无论戏剧还是现实给民众形成的教化。乡镇负责“三农”问题，是国家稳定的基石和前沿，看起来无所不管，实际则没有什么权利，更多的时候，乡镇干部要向农民鞠躬作揖。研究基层政权在汶川大灾下的危机运作，检讨大灾前后的经验教训;从重建家园到重建基层民主和法制，然后层级递进;真正在废墟上解放思想，探索制度创新，这应是上下共通的美好愿景，也是大灾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惟一财富。

题记：本文是一篇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报告，来自于笔者的田野调查，以及灾区亲历过程和追踪采访记录。鉴于社会学著述不忌体裁，所以行文不免恣意随性，但所有事实均非虚构。按照研究惯例，人名地名皆有所处理。感谢所有为此写作给予理解支持和方便的人们;也谨此纪念在汶川旷世大难中不幸逝去的所有同胞。

一

公元2008年5月12日，农历四月初八，老黄历称为丁巳月壬子日，丁巳属火，壬子属水，日月干支水火交攻，民俗谓之“天冲地克”。立夏已经六天，盆地开始闷热;再过九天就是小满，马上就满仓满钵了。

这一天按中国古代星象学的说法，值日星宿名“昴”，属于白虎星之一。按佛历来说，这一天却很好，是佛诞日，民间的佛徒要洗佛像，还要放生祈福。但是对于泛神崇拜的华夏民族来说，这一天还是牛王的生日，要祭祀和感谢给农业带来了巨大福祉的耕牛。

在初夏的阳光下，四川盆地特有的众多寺庙瓦顶，在十方丛林之中，泛滥着温暖的回光。一个老大娘挽着提篮香烛，蹒跚在山路上，她正要去给菩萨敬香。而区委书记老吴则驱车在高速路上，接到通知要去省委党校学习“十七大”精神。农夫老张在门口磨镰刀，村长老谢在水库边的农家乐请客，某镇党委书记在通知干部开会。

午时三刻，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同时敲响了下午课的钟声，孩子们陆续进入教室。

二

下午两点28分，我正在川西北某市的纹江区大龙镇政府采访一个退休返聘的基层干部。这时突然大地开始摇晃，整个四川盆地似乎像被造物主端起来颠簸了一遍，时间长达五分钟之久。

在水库边喝酒的村长老谢，被第一排巨浪打湿衣裤，他惊恐地看着烧开了似的水面，以为水怪现身，但是很快意识到地震来了，甩开客人直奔村里广播站，开始高喊老乡们快跑，快离开房屋。区委书记老吴的司机感觉把握不住方向，停车下来检查轮胎，老吴发现他们停在一座桥上而桥还在颤抖，意识到地震急忙驱车赶到出口，转身回程。他虽然当时还不知道究竟有多大的灾难后果，但已经直觉到这次的学习肯定是要取消了。

大龙镇的书记在大地停止筛糠时，立马在院子里命令所有干部立即到所辖各村组去抢救人员，并检查房屋水利等损毁情况。而邻县那个开会的镇党委，则几乎是在地震的前十秒就被垮塌的楼房掩埋了，几十个生命转眼化为灰烬，逃出生天的只有四人。而在那一刻的四川，更多的学校则像多米诺骨牌似地接连倒塌。

那一刻，磨刀的农夫老张，飞快地跑出屋檐;看着自己支离破碎摇摇欲坠的房屋，确实十分生气地骂道――龟儿开发区，你虾子放炮就放炮，何必装那么多炸药嘛!老子看你敢不赔我的房子!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和许多人一样，将要为谁来“赔偿”他们用一生艰辛才初初建成，现在却转眼损毁的房屋而发愁和奋争。

三

一般而言，天灾是从天而降的，但是现在，却突然从我们脚下冒出。在此之前，虽然中国的地震局和气象局一样，从北京到任何县都有建制;但是在平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各个建筑施工单位，提供一种地质鉴定服务。没有他们盖章认可，施工就是违法，因此也要收取一点费用，聊以养活几个公职人员。从形式上看，这确实更像一个官办的“地震服务公司”。基层地震局和气象局不一’样，虽然也负责所谓的监测，但无须天天向老百姓预报。人类对天空的认识高于对地下的了解，因此全世界基本都认为，地震确实是难以预报的。

中国幅员辽阔，似乎每年都有一点地震。由于震级和烈度都小，且多在边远人稀之地，所以一般未能引起大众的关注。干部和群众都以为事不关己，仿佛相信邻国不会凭空偷袭我们一样，大家对天天嚷着要爱护的地球，确实还是充满了单恋和信任。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一般不会去研究什么地震应急预案;就算有预案，那也是闭门造车完成的，和实际灾难发生的时候完全不同。比如所有应急预案都没想到灾难发生之初，首先就会通讯和交通断绝。一切都是建立在畅通的前提上，一旦失去畅通，就意味着每个基层干部，都要凭自己的直觉和惯例去单兵作战。指挥中心实际还将处于较长时间的聋哑状态，前线和雷区究竟在哪里，还需要类似古代的八百里快马驿传才能得知。

而老百姓和孩子们，也基本没有进行过地震避灾减灾自救教育。所以当灾难不期而至后，我看见的是无数茫然的面孔。谁都不曾想到，此后的漫长时间，他们将要在这块膏腴之地上，面对如此众多的新鲜问题和艰难人生。

四

关于这场命名为“汶川大地震”的全方位报道，由于事发突然，新闻界用前所未有的勇敢和透明，已经做了基本详尽的记录。我在这里，只想就我跟踪调查的纹江区抗震救灾为观察原型，来具体解剖和阐释中国基层政权的危机应对和运作状况，用以探讨社会学意义上的各种“地震次生灾害”的预防。

纹江区是才恢复十年的县级建制，与德阳和绵阳的几个重灾区接壤，相去汶川直线只有80多公里，距离北川和什邡地界更近，开车大约一个小时。奇怪的是，地震死神在沿着龙门山断裂带挥洒它的泼墨大笔之时，确实在纹江区出现了一片奇迹般的飞白。于是，这个本来只有24万人的地方，伤亡的仅有317人。但是毕竟位于震带要冲，还是倒塌房屋十几万间，损毁二十几万间，直接经济损失也达116亿元。

这样的人财损伤，与动辄死亡数千的邻近地区相比，自然不被媒体大众和上级特别关注，因此在整个灾情的新闻报道中，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城，依旧还是不为人知。然而死者长已矣。在掩埋完大野尸骸之后，真正需要持续救助和面对的，却是这些陡然之间失去平生财产的灾民。而对于这些重新洗白的幸存者，已无重灾区和轻灾区的区别，所有失去房屋家产的人们，他们的困难、恐慌与煎熬，和所有难民如出一辙，每个人的表情都充满了焦虑和迷茫。大家筚路蓝缕好不容易初见端倪的所谓新农村，挥手之间，又将许多人打回了起点。这样的遭遇，任谁都可能心急火燎。

五

但是应该愤谁呢?很显然，这场灾难确实不是政府搞开发放炮引起的。农夫老张磨好镰刀却懒得去收割，他固执地拉着巡视灾情的书记老吴质问――你们共产党天天说为人民服务，发生这么大的事，你咋个也不打个招呼?那你们哪个负责赔我的房子嘛?

只能苦笑的吴书记也有困惑，他很清楚，集他所能支配的地方财力，赔偿根本无从谈起。况且纵观全世界，有为天灾向人民完全“赔偿”和彻底买单的政府吗?政府的职能是组织救助，在巨型天灾面前，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扮演无所不包的万能救世主。对于中央政府究竟要怎样来解决

整个灾区灾民的民生问题，暂时还只能观望每天正陆续出台的各项赈灾政策。但是组织大家生产自救，却是他眼前必须迅速回应的问题。

尽管地震以来，作为守土有责的“封区小吏”，他和区长老许已经迅急调查清楚辖地内的灾情并层层上报了，但由于同属一个市的邻县绵竹和什邡，还在各种镜头下大规模抢救废墟中的孩子，因此上级要求他们稳定自救的同时，只能暂时先拨一笔救灾款和物资。安抚逝者家属，抢救伤残人员，调集饮料食品，救助重灾群众，这是官员的常识，一切都可谓井井有条。但是他们每天无论是驻扎在临时搭建的避震栅里，还是奔波于检查乡镇的坎坷路上，内心依旧惴惴不安。

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人的最大本能无非生命和财产;当生命危机渡过之后，对财产的诉求就会接踵而来。看着沿路百姓的老宅废墟和披挂拼凑的临时窝棚，心底浮出的悲悯又岂亚于电视机前的挥泪观众。如何为百姓抚平创伤，如何让灾民理解政策，如何恢复社会秩序，在稳定下抗震救灾，这才是他们作为一个地方官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惟一得意的可能还是刚刚调整完的这批基层干部。当老吴还在风驰电掣往回赶的路上，大多数无法通讯联系到的干部，皆已各自开始救灾行动。因为失去通信，区长老许只能见谁逮谁，马上分成十个组下乡了解灾情，一切都在乱而有序地进行。救死扶伤是首要大事，煤气管泄漏边上的小学，要把孩子们安全疏散。而“联镇帮村驻组”的干部已经各自上路;农民的“火三轮”已经把各村的伤员迅速送到了医院，而医院则已经在临时帐篷中开始手术。而那时，余震的威胁还在骚扰惊慌失措的民众。电视台仍在播报，警察也在巡街，金河镇的书记镇长还在带领警察和民兵从废墟中刨人。一切看上去似乎都还正常，小城仿佛在一场大战的间隙，平静地在废墟边舔血疗伤。当确知没有学校垮塌没有大规模死亡之时，他们都略略松了一口长气。

六

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草民遇灾年，县衙顶多能做的是开仓放粮架锅台粥。但是进入现代文明国家，基层政权却是必须要管百姓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县乡两级政府的主要职责所在。因为管理好这些，灾民才不会变为饥民、刁民甚至暴民，天下也就不致陷入乱局。

在中央政府和外省救援的物资还没调来，甚至调来暂时也还轮不到纹江区之时，党政领导首先要忙的肯定是，凭借个人关系在各地调集这些平时无需而此刻紧俏的物资，比如矿泉水、彩条布和帐篷，等等。成都的矿泉水厂已经需要救灾总指挥部开批条才能买到200箱。而我亲眼所见的绵竹汉旺镇周边的农民，已经开始抢水，甚至在路边跪着乞求救援车辆的施舍。灾年里最初的饥渴从水开始，恐怕这也是许多外人难以想象的辛酸。好在老吴的朋友在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终于为他周济来几车解民倒悬的水，可以暂时稳住阵脚。

当周边两县物资基本饱和之后，水和干粮终于逐渐轮到了这里。民政局拿到几车这些珍贵而不昂贵的饮食，立即分配到灾情较重的三个乡镇，以为可以聊慰民情。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却让每个人大感意外。

七

乡镇干部是国家最底层的公务员，再之下的村组干部就是只拿补贴的农民了。当国家取消农业税征收之后，乡镇干部进行了大幅裁员，这儿的编制则是每个乡镇只有14个干部。乡镇财权上交，由区财政统一安排经费，称为“报账式”财政。在平常岁月，乡镇负责“三农”问题，是国家稳定的基石和前沿。看起来无所不管，实际则没有什么权利。尤其在国家规范了乡镇干部的职能和纪律之后，更多的时候，是他们要向农民鞠躬作揖。

地震陡然发生，乡镇干部的规范动作，就是马上分头下村组，调查核实灾情，抢救伤员，火化逝者;然后再给每个垮塌房和危房拍照登记。当然同时还要检查辖内所有的公共设施道路桥梁水库灌渠，等等。之后才是尽快登记那些衣被粮食都被掩埋了的困难户，赶紧设法申报救助。不过还有一个似乎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大灾当前，更要了解和控制乡村的情绪：把所有平时掌握的容易冲动的人，适当地安抚甚至密切注意起来。

最初的十来天，多数灾民还在沉重打击下懵懂沉默。从废墟中扒拉残物，在空地上搭建窝棚。田里的庄稼该收该种的，一点都不能耽误。农事是和天时紧密联系的，等秧苗下地，雨季就该到了。秧田要水，可是窝棚中的老小却要怎样才能捱过那些即将到来的汛期风雨呢?这时，农民就该要想起他们头上的政府了。

通常一个乡镇下辖十来个村，每个村又有七八个到二十几个组，每个组大致散居着几十户人家。乡镇十几个干部，要在短暂的时间内马上弄清上述那些问题，要走访近万的人户，确实并非易事。但是上面无论财政、民政、水利、交通、教育、电力等等各部门，都等着要乡镇的数据。这是一个用各种表格和数字管理的国家，不及时厘清和上报这些数据，则会影响救灾的大计，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时刻，是要误辄得咎的。

就在数据都还没完全严格核实之时，中央的政策又早已通过电视广播传遍了全国。国家首先出台的救灾政策是，每个灾民每天十元钱一斤粮食，只给三个月。但是哪些是灾民，哪些可以得到这点补贴，这却是要地方政府把关审核的。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国家给了政策，但是钱粮还需时日调拨，而这时，零星的捐赠却先到了。乡镇干部看着半车牛奶半车方便面半车矿泉水半车面包，不仅没有转忧为喜，反而更加愁上眉梢了。

八

救灾本质上不是甘霖普降，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仰沾时雨。因为天灾原本不均，个体有死有伤，也有秋毫无犯的;房屋有垮有裂，也有坚如磐石的。因此，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救灾都只能救死扶伤，扶危济困。但是中国农村的特殊情况是，虽然土地承包已有二十几年，也不乏率先致富的人家，然而农业税的解除不过才两三年，多数不在都市边缘的农家，还是生活在小康标准之外。没有出门打工人口的农户，基本只能维持温饱;而打工的农民，除开极少数之外，究竟每月能拿到多少薪酬，但凡有良知的国人，应该比较清楚。

因此只要流年不顺，遭遇凶灾，多数农家还是没有抵抗和自救能力的。更何况余震还在持续，每家都还在窝棚里挣扎，暂时未垮未伤的物业，天知道在接下来的未知灾害中还能余几。正是这样一种恐慌心态，使得所有的农民，皆有自认灾民身份的愿望。每个人都担心，假设在最初没有被纳入政府救助的视角，那么未来所有的上恩，都有可能被漏掉。这样的不安全感再加上不可否认的国民性痼疾，使得多数村民都会盯住那些本来不多的物资。

乡镇政府拿到几车东西，按基本常识，就是马上分发到相对受灾较重的村，再由村委会根据实情分发到最需要的组以及农家。村委会如果是大宗的国家补助，必须要经过各组的村民代表讨论，推举名单，进行公示，没有异议再实施下发;这样既体现了基层民主，也避免了官民矛盾。但是眼前灾后乱局，各家都在忙乎自己的食宿双抢等诸多问题，召集会议本难;而下来的物资属于社会捐赠的部分，到村级单位时往往只有酸奶几箱，饼干几箱，矿泉水几箱。村里拿财政津贴的村官只有支书、主任和文书三人，要面对全村两三千人丁，如何分配这点物资，就成为头疼的问题。 古圣曰“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忧患实际上几千年下来，依旧还在困扰国人。村官都是本乡本土的农民，与本村群众皆有各种亲友族戚关系;你本来据实分发的重灾户，恰好可能就有你的远亲，于是没有分到的轻灾户，必然就会指责甚至告发你徇私舞弊假公济私。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为了原则上的公正却可能得罪情义上的邻居，这对并非公务员的村官来说，自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于是多数村官就会选择一种所谓的民间智慧――有马大家骑，然后我们就会看见所有的村民排着长队，拿着杯子来分酸奶、矿泉水甚至大米的可悲场面。这样雨露均沾，固然都不解渴，但不花钱的滋润，总算聊胜于无;最起码说，可以减少许多纷争和质疑。就是真正最苦最需要的农户，也不敢伸张多要几分而开罪众多的邻人。

这样做，村组的矛盾似乎暂时掩盖，但是赈灾的目的却已经偏离。因为挨饿的依旧还在挨饿，他不敢在村组的熟人社会喊冤，却肯定会在县府等上官面前叫屈。书记老吴和区长老许及其他领导，这会儿都是要每天下村查访的，而市委也会派工作组微服私访检查救灾。危机时刻再加信息社会，普通百姓的哀鸣，此际就有可能上达天听。村官这样敷衍省事原无从追究，更何况村中无将，你还不敢临阵换马。但是区乡干部是食俸禄的吏员，却不敢默许这样的平均主义。听罢灾民投诉，自然要整顿基层做法。乡镇干部对村组的应对之策多数时候心知肚明，虽不敢苟同，却也束手无策。因为换成他们自己来分配有限的这点物资，首先人手不够，其次必惹更多非议。与其被指责私吞不公。还不如顺从“多数人的弊政”。

就是这点水米，发了重灾的张村，轻灾的李村就会来吵闹――困窘是普遍问题，政府何以偏心?假设恰好镇长的岳父在张村，则更会引发私德的攻讦。乡镇一级还有更多的要务要处理应对，总不能完全陷入盆盆盏蠡的琐屑事务。以致最后，上级要分配明显不够的赈灾物资，干脆拒绝不要。小恩弗遍，不如不施。宁可个体嗷嗷待哺，也省得群体愤愤不平。

这样是不是就平息了乡村的是非纷争呢?微风起于青萍之末，却有可能在另外的山谷掀起飓风行动，这就叫系统论里的“蝴蝶效应”。

九

万家镇是区里的城关镇，集中着五六万居民，其中有不少下岗的职工，还有土地被征用了的农转非群众。由于多是新建房屋，因此地震中很少垮塌，只产生了一批危房。为了避震，大家还是居住在政府和自己搭建的棚里，生活当然有所不便。但是由于纹江区很快恢复水电气，市场供应也能保证，因此基本没有灾荒问题。镇里也收到过一车矿泉水，考虑到无法均分，干脆拿去捐赠给了重灾的邻县。这样做，上级自然也难以非议。

电视上天天播报国家救助和社会捐赠的巨大数字，但是这里的老百姓似乎还没领到一瓶水;毕竟同属灾区，内心不免忿忿。地震之后第九天，一辆救灾物资车开进了本来狭窄的街道，在一个服装店门口停下。一个武装部的聘用人员下来，往店里搬运方便面火腿肠和饮料。邻居薛跛子是一个吃低保的残疾人，看见后上去质疑，彼此口角，薛遂对着街面高喊：有人私分救灾物资啊。顿时引来无数围观且义愤填膺的群众。薛同时还给书记老吴电话举报，老吴在乡村巡视，闻讯立即飞车赶回。

该聘用人员也向派出所报警，说有人哄抢救灾物资。老吴和警员赶到现场时，他已经被愤怒的群众吓跑了，那辆货车也趁机开走，现场只剩一部被群众包围的吉普。老吴问明情况，立即向群众保证，一定要彻查此事，给老百姓一个说法。警员也很快拘捕了该人并亮相，同时马上在群众监督下搜查商铺，抄出来全部一起十几箱饮食和一顶帐篷。商铺贴上封条，该人被带走审讯，群众慢慢散去。

区委紧急召开常委会，查明情况是――该人乃去邻县绵竹汉旺镇参加营救的民兵，曾经在废墟中救出十多个人。现从汉旺镇撤退，剩下一些救援物资。领导向上级申请，要求给每个救援人员一点物资补助，理由正当，就拨给了他们一些。他按照领导要求，押车挨家送货，接着把自己那一份送到自己女友商铺卸货，立马就激起了民愤。

这样的行为本来是领导考虑欠周，加上他语言失当，自然容易引起群众误会。地方上为了暂时平息民愤，只好把他先拘押起来。但是事犹未了，到了下午，更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聚集在商铺门口，谣言四起，纷纷流传说官员私分救灾物资，百姓至今无人救助。尤其放假的中学生盲目参与进来，一时群情激愤，瞬间就要惹出大规模群体骚乱。本来就在危房丛中，一旦余震突来，满街挤满各种看客，群众生命危在旦夕。可是全区仅有二十几个机动警力，全部到场，很快化在人海之中看不见踪影。

防不胜防的危机在应急预案之外突然形成，基层政权又该如何来应对并化险为夷呢?纹江区的星星之火，假设引燃周边的重灾区，后果谁敢承担。

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防止大规模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各级领导守土有责的第一任务。稳定压倒一切，是上下明确的责任。在稳定中改革开放，在稳定下和谐发展，这是执政党追求的最高目标。天灾来之不预，谁也难挡;救灾减灾，政府行为已经基本赢得国际和自己人民的认可和赞誉。但是如果人祸接踵而至，那所在地的官员肯定难辞其咎，更重要的是，良心何以面对雪上加霜的一方百姓。

书记老吴久历基层政场，且富人文情怀，焉能无此种敏感直觉?虽万人丛中，吾往矣――这样的任事胆魄，在关键时刻能考验决策者高下的素质。他一边向市里报告(这是绝不能隐瞒的大事)，一边请求增援警力维持秩序，一边安排各部门干部全部上街劝阻群众，一边大胆走向了开始狂躁的人群。

他在此地为官已久，平时老百姓多也认识;自信心以及第一责任人的身份都不容他半点含糊。但是灾后百姓还在余震焦虑压迫下，寝食难安自然肝火正旺。兼之多年体制性的积弊，难免使得各级政府的公信力降低，在全国都在关注救灾钱物的监管问题时，这些确实还未领到救助的灾民，自然容易信谣传谣而大有踏平腐败之气。他与市上来的一位领导登上一辆已被失控群众砸破的警车之上，向群众喊话，半导体的微弱声音完全被淹没。区长老许带一干人尽力维护着谁也难以维护的秩序。他们看着脚下闹事的多是中学的愤怒孩子，只能让赶来救援的防暴特警渐次撤退，绝不能另外再引发流血冲突。

不可否认，任何这样的群体事件，都有少数充满积怨的人在挑灯拨火。但是愤怒是天然具有传染性的情绪，尤其在夜幕和人海之中，难免也有很多趁机出手的狂暴青年。在大灾的背景下，灾民裹挟着普世同情;政府采取任何强势手段来干预，都很难占据民间的道义优势。但是任之燎原，又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于官于民于社会，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区委和政府的分寸，决定事件的成败。他们迅速号召所有的老师找学生，家长叫孩子，厂长找职工，居委会找居民。所有的干部上街分解人群，解释真相。最后老师和学生手牵手隔开人群，掩护警察撤退，避免身体冲突。这样的举措很快见效，当夜群情平息。再通过电视广播和社区人员，挨家挨户向市民说明情况，澄清谣言，又紧急调来各种物资迅速分发安抚，一场差 点酿大的危机，终于被消弭于无形。但是重建家园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还会在其他隐性的问题上再次卷起狂澜吗?这对每一个施政者都是一场持久的考验。

十一

每天发放十元钱一斤粮，这是国家针对真正的灾民出台的专项临时政策，救助期限是三个月。并不是每个户籍在灾区的人都能均享这种补助，国家规定可以享受此政策的是“三无”人员――无房可住，无生产资料，无收入来源。至于是“三无”齐备的还是只居其一的，这个标准其实是可以由地方灵活掌握的。

鉴于德阳市确实灾情严重，尤其什邡和绵竹死亡较多，于是决定在这两市实行全部人员发放。其他几个县区，还是要有所区别并制定相应细则才行。这就给这几个县区带来了巨大麻烦。纹江区讨论的细则是――房屋全部倒塌户、房屋严重受损无法居住户和贫困户可以全部纳入;房屋局部倒塌或严重受损户，可根据家庭人数和经济状况，纳入1-2人。干部、职工和教师全部不享受此政策。

按理说，这个细则不可谓不细，村组比照自然就能马上确定补助对象。但是，中国的乡村世界远非外人所想那么简单;就一个贫困户的定义，就可以为难死你。因此，为了预防做了好事还挨骂，在程序正义方面又设置了三个步骤――各村组村民代表大会推荐，村公告栏公示，乡镇审核上报。这样看来，一切应该顺理成章地好办了，可是直到今天(震后18天)，几个县区的这个特旨恩荫，还是难以下发。

原因何在呢?因为可以拿到900元钱、90斤大米。这对农村而言，可不是一个小数。如果不是人人均沾，那多数人都难得谦让。有的农户已经搬到省城和经商的儿女生活了，闻讯也要赶回来讨要这个恩惠，更不要说还在土地上讨食的村民了。他们的逻辑也很简单，似乎也在理――都是灾区人，凭什么邻县都是全有?再说党中央给的福利，你地方政府凭什么要扣压?你敢不给，我就敢告发你们克扣灾粮，摘了你们的花翎顶戴。

朝廷圣明而地方糜烂――这是自古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的一贯错觉。皇上好而贪官坏，这也是近年来无论戏剧还是现实，多多给民众形成的教化。部臣阁僚做好人易，底层吏员做恶人多，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村组如果把全民报上，乡镇有受灾照片档案，那也不可能更不敢拿去糊弄上级。于是在程序正义的第一步，就出现了卡壳。真正的灾民无法推举出来，因为多数人会要争取这一“有价身份”。

当然也有一个乡镇立马就报上了名单，人数基本符合上级掌握的实况。但是乡村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岂能不怀疑此中有猫腻?于是派员私访调查，原来是各村组达成民间协议，以真实的灾民身份去领这个钱粮，但是必须到村组后再来一次基本平衡的瓜分。比如灾民拿六成，其他人拿四成。这样的妥协总比都不拿看似要好，那上面可以不干预吗?

如果官员的政治经验不丰富，知道此中实情，也许就装聋作哑得过且过。但是书记区长却不能同意这种丧失原则的做法，因为这里面又有可能留下巨大的隐患――灾民为了眼看就能到口的粮食，不得不和村民妥协。但是事后困难依旧，他不会找邻人讨要，却有权向上级政府讨要。而且他有十足的理由和证据去检举基层政府，确实克扣了他应得的份额。总理给的十元钱，到你区乡变成了六元，另外的四元是否贪腐，那可是真难澄清的浑水了。

几十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都在进行这种无形的“博弈”，甚至都要精于算计才行;谁要失算一步，就会蒙受损失;有时甚至常常是双输。如何双赢，这才是一个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