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逢里的一株草，卑微得没有名字，仿佛封建时代没有自己字号的女子。

一条窄窄的缝隙，竟然萌发了一株生命。她似乎没有考虑生存空间的局促，也没有想象路人的践踏；她活着，担负着生儿育女的使命，还得给灰色单调的地面填一些调子。春天经她在灰色的画布上轻点一笔，冬的寒气就退避三舍，眼前的一点新芽，便绿了空间，绿了时间，绿了灵魂。

卑微得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公交司机，四十五六岁的样子。我坐在前排座位上，欣赏着他熟练的驾驶技术。他的面前，放着一个搪瓷缸，里面盛有萝卜条咸菜和半个馒头。趁人多上车的时候，他咬几口馒头，夹几根咸菜，喝几口白开水，然后又专心致志的开车，脸上始终洋溢着满足感。

不知怎的，我竟然产生了与之聊天的欲望。他到挺健谈，听到我是老师，脸上现出羡慕的神色，表现出对文化人的崇拜，对好职业的向往。他在早晨六点发第一班车，五点从家里匆匆赶路，大约到十点，才有二十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这段时间他得狼吞虎咽地把饭吃完，还得交接一些事务，然后又出发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行车的路线哪里有坑有洼，哪里的下水道井盖又被人偷了，哪里的马路又扒了，哪里的城管又撵路边的小商小贩了，他视力好得像录像机。尤其是一卖菜的郊区农民被城管把秤给折断了，把三轮车没收了对他刺激很大，同时对自己的稳定职业充满了敬畏。工资虽一千六七百块钱，在高房价的今天，大房子买不起已是铁定事实了。好在有几十平方的房子供三口人住着，孩子上高中，住校也节约了一定的空间。头疼脑热的有公费医疗，国家给交养老保险。虽然一天下来，腰酸背疼，但咱就是开车的命，就得把活干好。等孩子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自己也就满足了。

当司机师傅提示我到站时，我仍沉浸在他的话语中。公交车没入了车的河流，那位司机也没入了千万公交车司机的河流，普通的如一滴水般没有任何声息。

我猛地想起了那株草。

三轮车里，孩子还在酣睡，仿佛外面的严冬与他是老相识，特意给他留了一个暖和的摇篮。夫妇俩给孩子掖紧了被子，又用棉被盖上要卖的菜，以防冻坏。一看就是郊区的菜农，太不容易了。本没想买菜的我驻足良久，买了五棵大白菜，三斤萝卜，几斤芹菜，直到我的自行车无法装载。他们极热情地帮我捆好，说着“感谢照顾”之类的话，又往我的车筐里抓了把芫荽。当丈夫调侃我想当菜贩子时，我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三轮车里熟睡的孩子，冻得有些红肿的粗糙的双手。我再次走下楼来，冬阳也怕冷，正要加快脚步回家取暖。那睡醒的孩子正蹦蹦哒哒的帮倒忙，也就三岁的样子。三口人收拾好剩余的菜，女人抱着孩子坐在车斗里，男人很有劲头地蹬着三轮车，隐隐约约还传来“妹妹坐船头”的曲调。

夕阳下，三个人的世界，三个人的剪影，三个人的油画。

我猛地想起了那株草。

有这样一个故事。

诗人马丽华在藏北旅行，她借宿在仓姆决家。仓姆决家生活很苦。在这样的环境中借宿，诗人有许多优越感，她很可怜仓姆决。可诗人错了。在她们交谈时，仓姆决拉着诗人的手，连连说道：可怜的！可怜的！她认为，一个到处奔波的女人是世上最苦的女人。

世间万物，都有属于自己的境遇和生存方式，也许你的同情怜悯在对方则是坦然与满足，你不该以“我”为圆心，画一个圆，这圆再大，也是由半径决定的。何况，你不是太阳，地球怎能围绕你旋转？说不定真正可怜的正是你自身呢。

我猛地想起了那株草。

她没有深的根基，就那么一条缝，一撮土，我惊讶于她活着，更惊讶于活得那么健康，活得那么从容，活得那么满足。年复一年，芽照样发，叶照样绿，还会子孙满堂。她知道，既然造化孕育了这颗种子，让她探出头欣赏这世界，呼吸空气，享受阳光，接受风雨，那她就得活着，活在自己的春天里，埋在自己的冬季里，虽然她是一株草，卑微得没有名字。

有时，行人有意无意地踏上一脚，她痛苦地缩紧身子，四肢全都贴到地上。她知道，从土里出生的东西，肯定会在土里埋葬。只有紧靠母体，她才能承受住生命之轻，承受住生活之重，才会在一场雨后重整河山，让人们去衡量一株草的生命厚度。

她是一株草，没有名字，她在四季里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