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考中，知识点的背诵往往是令我们头疼的事情!所以，让我们来做一个知识点的整理吧!以下是由小编收集整理的高考清朝历史知识点，欢迎阅读!

高考清朝历史知识点：闭关政策

1. 闭关的背景

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主要原因有三：

自然经济：当时中国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太需要外国货物，因而清朝统治者尽量限制对外贸易，把允许外国与中国通商看作是一种恩赐。如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帝在致英国国王书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霑余润。”这种看法便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

思想保守：清朝统治者保守自大，在世界形势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传统的天朝大国观念，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小邦，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而已，抵不上中国的大经大法(如孔孟之道等)，所以看不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和中国封建经济文化的落后，看不到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必要和好处，关起大门来孤芳自赏。

海防需要：清朝统治者害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前来侵害，又害怕中国人民出海结聚反抗，所以把闭关政策当作是一种防御手段，主要是用来对付外国侵略者，也是为了防止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2. 闭关政策的实行

清初的海禁与开禁 清朝在统一台湾以前，曾经历行海禁政策，严禁商民出海贸易。同时对西洋商船的限制也很严。只许其驶泊澳门，在澳门进行贸易，并且规定大小船不得超过二十五只。这种海禁政策的实施，主要是为了对付郑成功及其子孙的海上抗清势力，并不是针对外国。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收复台湾后，逐渐放宽海禁，准许民间装载五百石以下的船往海上贸易、捕鱼，并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准许外国商船前来交易。

清中期的闭关政策 乾隆前期，针对英国等西方国家贪得无厌的要求，清政府又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下令关闭除广州以外的其他通商口岸，并且颁行严格约束外国商人的条例和章程，这样便形成了所谓闭关政策。闭关政策历经乾隆、嘉庆年间，一直延续到道光时鸦片战争前夕。

所谓闭关政策，就是严格限制对外海上贸易的政策。主要内容有：

一、限定一口通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凡外国商船只准在广州一地通商贸易。此后直到鸦片战争前，这一规定未变。

二、严格约束外商活动——清政府规定，凡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只能同行商打交道。行商是清政府特许的商人，又称洋商，也叫做官商。这些商人设立洋行，专门经营对外贸易。洋行通称十三行，十三行之名沿自明朝，实际洋行未必十三家，或多或少。行商的职权和责任至重，凡外国商人买卖货物、交纳商税，皆由行商代为办理;凡外国商人一切居住行动，皆由行商负责管束、担保;凡清政府有所宣示或外国商人有所陈请，皆由行商居间传达。此外，清政府又有许多条例和章程，如外国商人到广州，必须住在洋行附近的商馆(或称夷馆)内，不得擅自外出。又外国商人不得携带妇女居住商馆，不得在广州过冬，不得在广州乘轿子;不得雇用中国人服役，不得雇人传递消息等。

三、限制中国商民出海——清政府规定，凡出海商船装载不得超过五百石，如有打造装载五百石以上的船出海者，一律发到边境充军。又规定船上一切人员都必须详细登记姓名、年貌、履历、籍贯等，以供官府稽查。

3. 闭关的后果

闭关政策的后果是十分有害的。对外来说，闭关政策只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手段，只能暂时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活动，不能根本阻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因为这不是真正的防御力量，真正的防御力量应当是富国强兵。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恃强来攻，这种政策便会立刻被打破的，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此外，这种政策也限制了中外正当贸易的发展。对内来说，闭关政策起了作茧自缚的作用，限制了中国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也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又限制了中国人的世界视野的形成，妨碍了中国吸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这种政策长期推行的结果，使清朝统治集团更加闭目塞听，保守自大，拒绝进步，形成一种顽强地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反动势力;也使中国的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高考清朝历史知识点：政治、军事制度

1. 中央制度

内阁：清朝沿袭明制，仍以内阁作为政府的中枢机构，以内阁大学士作为宰辅，但实际上内阁的实权远不及明朝。内阁系由皇太极时的文馆及内三院演变而来。天聪三年(1620年)，皇太极设立文馆，后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入关以后，清廷仿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后经几次反复，到乾隆年间，内阁的体制才稳定并得到发展。内阁的主要官员定为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均为正一品;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均为从一品;学士满六人，汉四人，均为从二品。内阁大学士自定为正一品后，遂成为有清一代最高的官员，犹如历代的宰相，地位极为尊崇。清代也承袭明代的票拟制度，内阁的职务主要即在于票拟，这是内阁权力的集中表现。清初官员奏事，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乾隆前期以后，废止奏本，一概用题本。所谓票拟，就是内阁有权代替皇帝预先阅看官员的题本奏本，并且提出处理意见，写在一张小纸票上，然后呈送皇帝裁定。这种内阁预先用小纸票标写批答之辞，便叫作票拟，也叫作票签。然而内阁的权力愈来愈低。清初，在内阁之外，设有议政王大臣会议，皆由满族大臣组成，凡军国机要重务都不经过内阁票拟，而径由议政王大臣会议策划方案，最后由皇帝裁决。康熙时又有南书房，翰林文学之士，入内当值。凡一切特颁诏旨，皆由南书房翰林撰拟，内阁之权更分。到雍正年间，清廷又普遍推行奏折制度，凡属密办之事，皆令官员使用奏折直达皇帝，由皇帝亲自批答，发还奏人付诸执行。由此许多题本变成例行公事，已无机要可言，内阁之权力遂大为削弱。特别是雍正时设立军机处以后，一切军国大政皆由军机处办理，而内阁不过徒拥虚名而已，只能办一些寻常事务，内阁大学士如果不能进入军机处，则一切要政皆不得预闻。

军机处：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初名“军机房”，不久改称“办理军机处”，乾隆以后多省去“办理”二字，简称“军机处”。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简，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之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初设时为三人，以后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十一人。军机章京初无定额，至嘉庆初年，始定为满、汉章京各十六人，共三十二人，满、汉章京又各分两班值班，每班八人。军机章京之任命，或称为“军机司员上行走”，或称为“军机章京上行走”。

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

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臣也无不随从在侧。但军机处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像正式国家机关的样子。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有屋一间半，后来才为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给。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由皇帝临时交办，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的御用工具。

六部与三法司：中央机构又有各部院衙门，分掌各方面事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吏部主管全国文职官员的任免及考核，户部主管全国土地、户口、田赋、关税等事，礼部主管国家典礼及学校、科举等事，兵部主管全国军事及武职官员的考核任免，刑部主管全国刑罚的政令，工部主管各种工程事务。又有都察院，作为监察机关。有大理寺，作为审理刑狱的机关。清朝和明朝一样，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为“三法司”。凡重大案件(斩绞案件)，皆经三法司会勘，先由刑部审明，再由都察院参核，再由大理寺平允，然后奏请皇帝裁决。

理藩院：理藩院是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机关，其体制同于六部，地位列于工部之后。职官有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额外侍郎一人，其下又有属官若干人。主要官员由满洲，蒙古人担任。属官亦有少数汉军旗人担任。理藩院的职务是掌管内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的蒙、维、藏族事务，诸如政令、爵禄、朝会、刑罚等等。此外，理藩院也掌管一部分外交事务。凡与俄罗斯交涉事宜，皆归理藩院办理。

内务府：内务府是掌管皇帝家务的机关，其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最高官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由满洲贵族王公大臣担任。内务府的职权很广，凡宫廷的典礼、祭祀、库藏、财用、服御、赏赐、建造、供应、刑律等事，皆统于总管大臣。内务府的设立，是清代首创，是对历代皇帝家务管理制度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家务都照例由宦官掌管，因之宦官往往得到皇帝的亲幸重用，从而得以执掌大权，干预政事，出现宦官专权之祸。清代设立内务府，以大臣统领，革除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尽收宦官之权归入内务府，从此宦官在宫内不过从事洒扫之役。这就排除了宦官对皇权的干扰，根绝了宦官专权之祸。在清代，虽也有个别宦官受到宠幸，但从未在政治上酿成大祸。

2. 内地制度

在地方机构方面，分省、道、府、县四级。另外又有厅、州，或直属布政使司管辖，其地位如府;或属府管辖，其地位如县。

行省制：行省之名始于元代，明代改行省为布政司，清代又恢复行省之名。清前期共设置内地十八省，即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清朝末年，台湾、新疆也改为行省，又将东北改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合旧日十八省，共有二十三行省。

省的最高官员为总督和巡抚，这是因袭与发展明制而来。清初总督、巡抚之设变动无常，到乾隆时才固定下来，大致两省或三省设一总督，每省设一巡抚，其无巡抚省分，例由总督兼理。总督为正二品，综治军民，统辖文武，考覈官吏，修饬封疆。巡抚职务大致与总督同，惟权力略小，为从二品。乾隆时全国共设有八个总督，即直隶总督，管辖今河北省及内蒙古一部分地区，驻保定;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驻江宁(今南京);闽浙总督，管辖福建、浙江二省，驻福州;两湖总督，管辖湖南、湖北二省，驻武昌;陕甘总督，管辖陕西、甘肃二省，驻兰州;四川总督，驻重庆，又驻成都;两广总督，管辖广东、广西二省及南海诸岛，驻广州，云贵总督，管辖云南、贵州二省，驻贵阳，又驻云南。八总督中，直隶、四川总督各兼其省之巡抚事，陕甘总督亦兼甘肃巡抚。以后到光绪末年，又增设东三省总督，合为九督。至于巡抚之设置，乾隆时期，除直隶、四川、甘肃三省外，他省皆置巡抚一人，因成定制。至光绪时期，诸新建省分，亦皆设置巡抚，后罢奉天巡抚，以东三省总督兼理。

督抚以下，各省均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设布政使、按察使各一人。布政使又称“藩司”，也称“方伯”，为从二品官，品级与巡抚同，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按察使又称“臬司”(司法之意)，为正三品官，地位略逊于布政使，主管一省的司法、刑狱、纠察，并兼管驿传事务。

道：省下有道，道设道员。道有“守道”与“巡道”之分，大致由布政使的辅佐官参政、参议驻守在一定地方，叫作“守道”，由按察使的辅佐官副使、佥事分巡某一带地方，叫作“巡道”。守、巡道员本来和明代一样，是一种临时性的差使，本身没有品级，完全看他所带的是什么衔，如带参政衔是从三品，带参议衔是从四品;带副使衔是正四品，带佥事衔是正五品。乾隆十八年(1753年)，取消参政、参议、副使、佥事诸衔，道员一律定为正四品，于是道员就不是差使而是实官了。守道与巡道的分工，大致是守道管钱谷，巡道管刑名。此外，还有一些专职道，是主管一省某一方面事务的，如粮储道、盐法道、兵备道、河工道等。道员或统辖全省地方，或分辖三、四府州地方，是省与府之间的地方长官。

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守、巡各道，即是所谓司、道。司、道都是监督府、县的，所以通称“监司”。司、道虽不及督抚地位之高，但都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都自有办事衙门，所以也是很重要的地方长官。

府、县 道下为府，府设知府一人，初为正四品，后改为从四品，惟顺天府尹、奉天府尹为正三品。全国共有二百一十五府。府下为县，县设知县一人，称为“亲民之官”，官阶正七品。全国共有一千三百五十八县。

3. 边疆制度

清朝前期，在边疆地区也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统治制度。由于这些边疆地区都是边远和民族地区，其情况比较复杂，因之所建制度多照顾到当地的情况或需要，与内地制度有所不同。

东北地区：在东北地区，盛京(今沈阳)为陪都重地，设立户、礼、兵、刑、工五部，各置侍郎一人为长官，分掌盛京财赋、祭祀、军事、刑狱、工程事务。又设奉天府，置府尹一人，掌盛京地方之事。又设盛京将军一人，掌军政，驻盛京，并设盛京副都统三人为辅，分驻盛京、锦州、熊岳城(在今辽宁盖县西南)。又吉林、黑龙江地方，皆设将军以掌军政，而以副都统为辅。吉林将军一人，驻吉林城(今吉林市)。吉林副都统五人，分驻吉林城、宁古塔城(今黑龙江宁安县)、伯都讷城(今吉林扶余县)、三姓城(今黑龙江依兰县)、阿勒楚喀城(今黑龙江阿城县)。黑龙江将军一人，驻齐齐哈尔城(今齐齐哈尔市)。黑龙江副都统三人，分驻齐齐哈尔城、墨尔根城(今黑龙江嫩江县)、黑龙江城(今黑龙江爱辉县)。

内外蒙古：在内外蒙古地区，均实行札萨克制，即盟旗制度。蒙古各部划分为旗，旗是基本行政单位，合若干旗为一盟。旗有札萨克(即旗长)，盟有盟长。札萨克为世袭之职，盟长则由中央任命。此外，中央又派大员驻在各要地，以加强控制。在内蒙古地区，设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设热河都统，驻承德(今河北承德市)，设绥远城将军，驻绥远城(在今呼和浩特市)，设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副都统，由绥远城将军统辖。在外蒙古地区，设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城(今蒙古国扎布哈朗特)，下有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设科布多参赞大臣，驻科布多城(今蒙古国吉尔格朗图)，由定边左副将军节制;设库伦办事大臣，驻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

青海：在青海地区，设办事大臣一人，驻甘肃西宁府(今青海西宁市)，专掌青海之军政。蒙古诸部族共分为二十九旗，亦各设札萨克治理一旗之事，惟不设盟长，盟会则由西宁办事大臣主持。

新疆：在新疆地区，乾隆时征服准噶尔及回部后，为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统治，设伊犁将军，驻惠远城(今霍城东南)，又设参赞大臣为辅，总理天山南北路之军事、政治、边防诸务。

在天山北路地区，于伊犁将军下设领队大臣数人，分驻惠远城及惠宁城。在乌鲁木齐设都统及副都统，掌乌鲁木齐之军政，并在吐鲁番、巴里坤等地各设领队大臣，听乌鲁木齐都统节制。在哈密设办事大臣，掌哈密之各项事务。在塔尔巴哈台(今塔城)设参赞大臣，掌塔尔巴哈台之军政。蒙古族仍按旗编制，设札萨克，由蒙古贵族充任，制度与内外蒙古相同。

在天山南路地区，也就是在回部(维吾尔族)地区，于喀什噶尔(今喀什市)设参赞大臣，节制天山南路各城。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设办事大臣，在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等地设领队大臣，均归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节制，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又归伊犁将军节制。维吾尔族仍设各级伯克，由维吾尔贵族充任，以管理各城事务。但废除原有的伯克世袭制，伯克可随时升调，其制与内地的官制基本相同。

西藏：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在拉萨设西藏办事大臣(全称“钦差驻藏办事大臣”或“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简称驻藏大臣)，驻拉萨，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乾隆年间，清廷又提高了驻藏大臣的职权，明确规定驻藏大臣和达赖、班禅的地位平等。西藏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长官及各大寺庙的管事喇嘛，都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简选。西藏的对外联系，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办理。西藏的僧俗人员出境，须由驻藏大臣给予照票，限以往返日期。外国人到西藏来礼佛通商，亦须由驻藏大臣批准。达赖、班禅的财政机构的一切收支，统归驻藏大臣稽查总核。达赖、班禅的继承人问题，也必须由驻藏大臣监临决定。乾隆帝特创金本巴瓶制度，在大昭寺内设一金本巴瓶，凡遇达赖、班禅圆寂后，找出其呼毕勒罕(化身)若干名，均由驻藏大臣将其姓名各写一签，贮于金本巴瓶内，然后驻藏大臣亲往监同抽签决定。总之，有关西藏的重要人事、行政、经费、军事及外交等，都由驻藏大臣裁定。

4. 兵制

清朝的军队主要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这二者都有定额，大致八旗兵有二十余万，绿营兵有六十余万。

八旗兵：八旗是清朝特有的制度，早在入关以前，已有满洲、蒙古、汉军各八旗，实际是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称之为八旗。八旗原来是兵民合一的组织，即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八旗成员既是兵，又是民，出则征战，入则务农。

但是后来，特别是入关之后，八旗制度就发生了变化，由兵民合一走向了兵民分离，兵是兵，民是民，各有其职。按照制度，八旗子弟都有当兵的义务，凡男子十六岁以上就可以披甲当兵，但不是人人都入伍当兵，而是从各佐领挑选出一部分人来当兵，另外立营训练，委派官员统领，这就是所谓八旗兵，完全是职业兵。其余留在佐领内的家属和闲散人丁，其任务是从事生产和准备挑补为兵，这就是民。

清朝定都北京后，把八旗兵分成为京营和驻防两大部分，人数大约各占一半，即各有十余万人。京营保护皇帝和拱卫京师。保护皇帝的叫作郎卫，即侍卫和亲军。侍卫都是由上三旗子弟才武出众者组成，担任“随侍宿卫”，分为一等侍卫(正三品)、二等侍卫(正四品)、三等侍卫(正五品)、蓝翎侍卫(五、六品)，共有五百余人。凡侍卫事务由领侍卫内大臣及御前大臣掌管，御前大臣权位尤重。亲军由满洲、蒙古八旗内挑选，共为一千七百余人，都由领侍卫内大臣统领。拱卫京师的叫作兵卫，计有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虎枪营等，分别防守紫禁城、内外城及京郊地方。

八旗兵在北京以外分驻各地，称为驻防，驻在全国各重镇要地，设有专官统辖。各驻防地的旗兵都是满洲、蒙古、汉军合以为营，组成佐领若干。驻防地设官，最重要的地方设将军，较次要之地设都统或副都统，再次要之地设城守尉或防守尉。

绿营兵：绿营兵又称绿旗兵，采用绿色旗帜，是清兵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绿营兵配合八旗兵驻守北京和各省。在北京的称巡捕营，隶属于步军统领(或称九门提督，正二品)。在各省的，其最高组织为标，由总督统辖的称“督标”，由巡抚统辖的称“抚标”，由提督统辖的称“提标”，由总兵统辖的称“镇标”，由八旗驻防将军统辖的称“军标”，由河道总督统辖的称“河标”，由漕运总督统辖的称“漕标”。标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下设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统领。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外委分别统领。实际各省绿营的独立组织就是提标、镇标，提督实为地方的最高武职官，为从一品。总兵的地位略低于提督，为正二品。总兵之下，则是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官。

清朝把八旗兵和绿营兵交错分布在京师和各省重镇要地，在全国构成军事控制网，既便于防御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又便于八旗兵监督和控制绿营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