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揭示出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存在三重起源.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马克思资本论学术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马克思资本论学术论文篇一

《资本论》论中国

摘要：《资本论》的基本内容是论资本。它以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英国为背景，深刻揭示了包含在资本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从而阐明了资本主义随着内在矛盾的激化而必然灭亡的历史走向。但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参照物和例证，对当时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世界大国一中国也论及33处之多。主要有五个方面：(1)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稳固了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2)鸦片战争打开了进入中国的门户，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商品销售市场;(3)西方国家为了垄断市场在中国实施委托销售制度;(4)中国的小商品经济也加入到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中;(5)外国银行在中国汇票买卖中相互斗争。可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决没有置于马克思《资本论》创作的视野之外，中国和《资本论》决不是无缘的。所以，学习和研究《资本论》还须关注中国的社会历史以及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论述。

关键词：《资本论》;家庭手工业;鸦片战争;委托销售;汇票

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人都认同：《资本论》的基本内容是“论资本”。全部《资本论》数百万言都是围绕“资本”这一经济范畴展开分析的。马克思以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英国为背景，首先阐明了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继而分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并系统地揭示了包含其中的剩余价值规律，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性矛盾，历史性地得出了“剥夺者被剥夺”的科学结论，从而使《资本论》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圣经，工人阶级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时期，即1840～1880年代，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封建主义的经济关系还根深蒂固。那么，《资本论》和中国能有什么关联呢?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关注到中国了吗?并有所论及吗?为此，作者重温《资本论》雄文四卷，可以认真地讲：中国虽然不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未在《资本论》中系统地阐述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但中国一直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视野之中，他把中国作为研究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参照物。在马克思看来，关注中国在《资本论》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

经作者仔细核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中国的地方有33处之多。这是以论题为单位统计的，如果以出现中国字样为单位来统计那将更多。33处中，第一卷中有14处;第二卷中有5处;第三卷中有12处;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中有2处。在《资本论》全部33处论到中国的地方，其中在正文中论及的有8处;在引文中论及的有15处;在马克思写的注释中论及的有10处。

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还有3处不是正面论及中国，而是在假设推论中提到中国的。例如，马克思在第四卷第一册分析劳动性质时，写道：“还有这样的产业劳动部门，在那里，劳动的目的决不是改变物的形式，而仅仅是改变物的位置。例如，把商品从中国运到英国等等。”在这里，马克思虽不是确切指认“中国”，而只是假设例举“中国”，但也证明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想到了“中国”。所以，也可以把诸如此类的3处列人统计范围。这3处中有2处是在正文中出现的;有1处是在引文中出现的。如果将这3处列人统计范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和论述到中国的地方就有36处。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到了中国的哪些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分析认识这些问题，本文将作出概略的表达。

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稳固了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

在中国，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使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得以持续稳固。这种生产方式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以家庭经营为特征，以自给自足为目标。它抵御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以雇佣劳动制度为特征，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为运营轨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0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中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马克思还指出，英国人靠他们在印度拥有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通过他们的低廉的商品价格破坏了印度的经济公社，但是这种解体工作进行得是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因农业和手工业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中国的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成本特别是流通成本则是非常低微的。

中国传统的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为什么能顽强地抵御资本主义商业的冲击?除了别的原因以外，同广大手工业者迫于生存而形成的吃苦耐劳的韧性和主动服务的工作方式是分不开的。马克思通过在中国的传教士提供的考察资料掌握了最具体的第一手信息。他在《资本论》第四卷第三册中引述道：“最早的传教士在中国看到过这样的情况：‘那里的手工业者从早到晚在城里到处奔走，寻找主顾。大部分中国工人都是在私人家里劳动。例如，你需要衣服吗?裁缝便从早上到你家里来，到晚上才回家。其他一切手工业者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经常为了寻找工作而走街串巷，甚至铁匠也担着他的锤子和炉子沿街寻找普通的零活。理发匠也是……肩上扛着靠椅，手里提着盆子和烧热水的小炉子走街串巷。’这种情况至今在整个东方仍然是常见的现象，在西方世界也有一部分是这样。”

当然，马克思并不认为单纯依靠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的吃苦耐劳精神就可以抵御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浪潮，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科学与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强劲竞争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价值产品”和“产品价值”的区别和联系时，曾经说过：“虽然同量的劳动始终只是给自己的产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由劳动转移到产品上的旧资本的价值仍会增加。例如，一个英国的纺纱工人和一个中国的纺纱工人以同样的强度劳动同样多的小时，那末在一周当中他们会创造出相等的价值。但是，尽管有这种相等，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摇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别。在同一个时间内，中国人纺一磅棉花，英国人可以纺好几百磅。一个几百倍大的旧价值总额使英国人的产品的价值膨胀了，这些旧价值以新的有用形式保存在产品中，因而又可以重新执行资本的职能。”由上可知，中英两国工人尽管在相同的时间内，投入同样多的活劳动，可以创造出同样多的价值或者说价值产品;而在同样多的时间内，中英两国工人花费同样多的劳动所能获得的产品价值却大不相同，因为产品价值中除包括工人新创造的价值外，还包括工人在创造新价值的同时，通过具体劳动从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中转移到新产品中的旧价值，而转移过去的旧价值能有多少，要看工人使用什么样的装备和工具。装备和工具先进，能够转移的旧价值就多，装备和工具落后，能够转移的旧价值就少。但装备和工具是否先进以及先进的程度如何，是由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的。所以，在市场竞争中，科学技术具有重大的作用。中国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落后，所以，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就要受制于人，长期被人盘剥。

二、鸦片战争打开了进入中国的门户，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商品销售的市场

资本家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让工人生产更多的商品，而要生产更多的商品，就必须不断地把已经生产的商品销售出去，但要销售出去，就必须有市场。所以，开发商品销售市场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潜力都十分巨大。所以，开发中国市场就成为19世纪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梦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分析对信用的需求时，指出：“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英国商业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新开辟的市场，给予当时已经存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棉纺织业的发展以新的推动。”马克思还引用当时曼彻斯特一位工厂主的话，说：“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三亿人提供衣服。”也就是说，他们要满足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马克思接着说：“但是，一切新建的厂房、蒸汽机、纺织机，都不足以吸纳从朗卡郡大量涌来的剩余价值。人们怀着扩充生产时具有的那种热情，投身于铁路的建筑;在这里，工厂主和商人的投机欲望第一次得到满足，并且从1844年夏季以来已经如此。人们尽可能多地认股，这就是说，只要有钱足够应付第一次交款，就把股份认下来;至于以后各期股款的交付，总会有办法可想!当以后付款的期限来到时，——人们不得不求助于信用。”也就是说，信用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或者说，信用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还引用了名叫罗·加德纳的工厂主的话，说：“中国条约(指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引者)签订后，国内立即出现竭力扩大对华贸易的广阔前景，因此，除了现有的全部工厂外，又有许多大工厂专门为了做这种生意而建立起来，以便制造那种主要是销往中国市场的棉织品。”据统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棉纺织品充斥中国市场。1867年，中国从英国进口的棉纱为360万磅，比1855年的290万磅增加了70万磅;1867年，中国从英国进口的棉布为420万匹，比1855年的200万匹增加了220万匹，它们分别增长了20%和110%。与此同时，中国的大量白银或直接或换成茶叶不断地流往英国。

三、英国为了垄断中国市场在中国实施委托销售制度

为了大量倾销商品，英国垄断了同中国的贸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所谓原始积累”时，说：“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公司长期垄断了对印度的贸易，并且操纵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职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根据英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指出：“棉花危机时期机器的迅速改良，使英国工厂主能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立即又使商品充斥世界市场。到1866年下半年，布匹几乎就卖不出去了。于是商品开始运往中国和印度委托销售，这自然使商品充斥更加严重。1867年初，工厂主采取了他们惯用的摆脱困境的手段，把工资降低5%。工人起来反抗，并且宣称，唯一的出路是缩短劳动时间。”

英国工厂主为什么自己不直接在中国出售纱和布，并在英国出售从中国换回的货物来获取双重利益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信用和虚拟资本”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工厂主“为换取贷款而对印度和中国实行大量委托销售的制度。这种制度——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贷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

所谓委托销售(consignatio)，从字面上讲，是签字、书面证明的意思;从市场营销的意义上讲，就是在国外请相关机构代销自己商品的一种形式。具体运作是：出口商作为委托人把商品运往国外，交给作为代销人的外国商行的货栈，委托后者依照一定的条件代为销售。这就可以加快商品流通，扩大商品销售。但是，代销人为了保证商品持续供应，总是要在货栈里存些货。如果每个货栈都这样做，就会造成一种虚假需求，从而加剧了商品供应过剩，使社会再生产发生中断，导致大批工人失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小注(100)中，指出：“1867年3月，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由于英国棉纺织厂主的委托销售，又已经商品过剩了。1866年棉纺织业工人的工资开始下降5%，1867年由于类似的过程，普雷斯顿发生了2万工人的罢工。”恩格斯在这个注中补充道：“这是接踵而来的危机的序幕。”

四、中国的小商品经济也加入到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中

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档次、不同历史进程中的经济形态。小商品经济脱胎于封建主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它是为买而卖，目的在于满足自身的需求，最终将通过竞争分化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源于小商品经济的分化，它是为卖而买，目的在于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其最终结局是走向自我否定，走向灭亡，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代替。

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看来是难以相容的，但是，由于二者又有一些共同之处：一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反映不同时代要求的各种经济形式可能同时并存，因而两者有交往的共同空间;二是两者都要生产商品，甚至是生产同一种商品，因而，在技术上有协作交流的要求;三是两种商品经济都要流通，因而商品、货币在流通中就会交叉重合。

由上不难理解，中国的小商品经济会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循环和周转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阐述“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时，指出：“在产业资本或者作为货币或者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流通过程内，产业资本不论作为货币资本还是作为商品资本的循环，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时是商品生产。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农奴)，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从前在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它们总是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货币和商品相对立，既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时，也进入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循环，也就是说，进入商品资本的两个流通部门。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而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也就是说，小商品生产者的商品和货币想不加入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也是不可能的，它的加入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固有特征。

但是，小商品生产以及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生产方式，并不会永久地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作为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总是要排斥甚至摧毁一切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货币资本的循环”时，写道：“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任何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著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但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因而历史前进的道路也是曲折的，中国的小商品经济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是走向并正在走向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五、外国银行在中国汇票买卖中的斗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资本的“流通时间”时引用英国《经济学家》期刊上的有关文字，并写道：“1847年的危机，使当时的银行业和商业能够把印度和中国的汇兑习惯(这两国和欧洲之间的汇兑期限)由发票后十个月，减为见票后六个月;二十年来，由于航运的加速和电报的设置，现在有必要再把见票后六个月减为发票后四个月，或者作为第一步先减为见票后四个月。”

1870年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使欧洲与中国的航距大为缩短，从而使航运时间也大为减少。与此同时，1871年，由英国伦敦到中国上海的海底电线也铺设完成。由于海运通讯的改善，使贸易周转时间大为缩短，从而为外国银行在中国控制金融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由此，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在中国设立银行，展开了金融市场的竞争。

1865年4月，英国在香港设立了汇丰银行，这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外国银行。同年，除了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外，还在福州、宁波、汉口、汕头设立了代理处，继而又建分行。之前，即1845年，伦敦的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设立了分支机构。1851年，汇隆银行在广州设立了分行，接着又在上海等地设立了代理处开展业务，法国的法兰西银行想在巴黎和上海之间建立直接的商业和金融联系，以期改变中法贸易必须通过伦敦的被动局面。但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法国银行实难同在中国拥有星罗棋布的分支机构的英国银行相抗衡。

马克思在引用英国《经济学家》期刊上的有关文字时，还写道：“1866年7月2日，主要同印度和中国做生意的五家大银行和巴黎贴现银行发出通告说，自1867年1月1日起，它们在东方的分行和代办所只买卖见票后不超过四个月的票据。”具体说来，就是包括倡议者丽如银行和加入者麦加利、有利、汇隆、呵加刺等伦敦五家大银行和法国巴黎的法兰西银行达成共同协议，把中国和印度与欧洲过去习惯沿用的6个月到期的汇票缩短为4个月，它们不再买卖6个月到期的汇票，以减少银行的风险。但是，英国的汇丰银行抵制这一协议，它照旧大量收购6个月到期的汇票，同时又高价售出4个月到期的汇票，并由此获得了巨额利润，致使其他银行难以为继。所以，马克思说：“这种缩减的办法失败了，不得不再取消”六家银行原来达成的协议。显然，设在中国的汇丰银行在这场围绕买卖不同期限汇票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资本论》论中国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上边论及的若干方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对中国工人工资的低下、中国造纸业中的古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市场的营业欺诈、中国为西方国家工业生产提供原料，以及中国清朝官员为货币流通问题向皇帝呈送奏折等问题均曾论及。这一切再次证明了中国的商品、货币、资本、汇票以及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状况为《资本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佐证信息和某些思想材料。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决不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的视野之外，因此，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能不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也决不能不认真研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资本论》的主线是论资本，《资本论》的立论背景是当时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而只是说我们应该更全面地学习和研究《资本论》，不可忽略《资本论》中的中国因素。

马克思资本论学术论文篇二

《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起源论新探

[关键词]《资本论》;资本主义起源;资本的生成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揭示出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存在三重起源：其一是15世纪资本主义的萌芽;其二是16到17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起源;其三是18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本质归根结底在于资本的生成。

资本主义的起源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此方面的成果观点迭出、视角多样。然而长期以来在这方面一直存在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对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界定不够清楚，在起源的原点认定上争论颇多，却没有探究资本主义起源的多重层次，导致把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起源相混淆;二是过于看重起源过程中某一因素的作用，把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当做资本主义起源的实质。

本文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依据，揭示出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存在三重起源，其一是15世纪资本主义的萌芽;其二是16到17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起源;其三是18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通过对这三重起源的研究，可以把握资本的最初形成、资本主义的最初起源，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扩张过程，准确地定位资本主义出现的最初节点，揭示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本质。

一、近代资本主义的三重起源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的最初出现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基础上，随着世界历史、世界交往的转折而发生，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而发生。在近代资本主义的三重起源中，有的仅仅是短暂的萌芽，具备了个别资本主义要素，但并不具备充分的客观条件，并不导向必然的资本主义趋势，有的则成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典型代表。总之，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每一重起源都有其独特原因。

(一)15世纪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切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状况：“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马克思之所以用“萌芽”来概括这种状况，是因为当时的地中海沿岸城市某些生产具备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同时又并不成熟，亦不具有典型性，在16世纪反而走向了衰落，走向与现代生产相反的方向。

1 地中海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基本状况。

雇佣工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重要标志。农奴制的解除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重要原因，它导致了自由工人的出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劳动力条件。“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农奴制关系也瓦解得最早”。农奴制瓦解的直接结果，是客观上实现了自由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原来的农奴成为无产者，为了谋取生存，“这些无产者又在大部分还是罗马时代保留下来的城市中找到了现成的新主人”。

地中海沿岸发达的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载体。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地中海沿岸在历史上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中心，10世纪以来，在十字军东征对东西方贸易的客观促进作用下，意大利确立了东西方商业贸易的垄断地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威尼斯、热那亚经营的转运贸易，繁荣的商业贸易使得雇佣劳动的产生成为可能。雇佣关系不仅出现在航运业、采矿业，还出现于纺织业，与此同时，为了摆脱旧式高利贷的统治和货币经营的垄断，满足扩大商业贸易利润的需要，12世纪和14世纪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甚至出现了信用组合制度，这“一般说来也是真正的信用制度的源泉之一”。

2 地中海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衰落。

出现在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是因为中世纪的商业贸易具有很大的局限

性，当时的商人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马克思认为，在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衰落过程中，外部因素起了很大作用——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导致世界市场的格局出现变化，意大利北部城市失去了独有的商业优势。在此之前，受封建制度的制约，农村的生产结构没有出现本质变化，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城市工业规模无法迅速扩大，因此，意大利在失去商业贸易优势以后，雇佣关系开始萎缩。另一个原因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的利润仅仅来自于流通领域，商业资本受产业资本的支配，“资本还是在一个和资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基于以上原因，意大利的资本主义生产再无发展的可能性。

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对《资本论》第三卷作出增补的《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一文中给予了补充说明。首先，中世纪的商人“并不是自觉的革命者”。意大利的同业公会和商人公会采用的依然是原始的公社形式，公会成员均分权力和利益，这就极大地束缚了市场竞争。其次，不同公会之间市场利润率的平均化需要通过竞争来实现，然而，政治事件往往成为竞争的阻碍因素。

(二)16到17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起源

真正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开始的，在这一时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对世界市场的开辟，重商主义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主题，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荷兰，它的商业资本主义在17世纪走向顶点，成为“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

1 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荷兰商业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如果说在16世纪，部分地说直到17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那么，这种情况反过来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随着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荷兰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民族国家。而在此之前，尼德兰的城乡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成为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荷兰的雇佣劳动制度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程度更深，“荷兰的人民群众在1648年就已经比整个欧洲其余地区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穷，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

与此同时，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殖民制度成为荷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动力。荷兰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在1602年和1621年先后创立了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与西印度公司，利用商业垄断公司建立起自己的殖民航运霸权，殖民地为荷兰提供了销售市场，也提供了市场垄断带来的成倍积累，这些都转化为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因此，荷兰“在1648年就已经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成为“17世纪典型的商业国家”，从世界市场的扩大中享受了充分的利益。

荷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另一个因素是公债的发行。荷兰是最早确立公共信用制度的国家，对商业资本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金融投机和银行的兴盛。更重要的是，国债的出现导

致了现代 税收制度的产生，荷兰的商业资本主义基础更加根深蒂固。随着国债的产生，国际信用制度也随之出现，到了18世纪，荷兰的 工商业不再占据统治地位，“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

2 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衰落原因。

荷兰的商业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继续 发展下去，表面上看来是 因为它在三次英荷战争中失利，失去了海上霸主的地位，然而更深刻的原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荷兰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大大地阻碍了商业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它不变革生产方式，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这样的 经济基础不足以支撑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荷兰仅是商业中心，而英国不但是商业中心，还有着发达的工业基础，相比较之下，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衰落也就成为必然趋势。

(三)18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

在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是英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把英国作为剖析资本主义产生的对象，是因为它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中最具有代表性，同时，英国也是世界大工业体系的发源地，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

产生原始积累的首要因素是：“对 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通过分析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开始的英国圈地运动，这一论断可以得到有力的支持。

1 英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14世纪末期，英国已经不存在农奴制，农村居民大多是自耕农，拥有少量生产资料，主要劳动方式是耕作公有地。15世纪末，随着英国纺织业的繁荣，大封建主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开始强行把耕地变为牧场，暴力夺取农民的公有地。“英国工人阶级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从自己的黄金时代陷入了黑铁时代。”劳动者由此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为了获得生存，工人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这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开端，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的基础。从17世纪开始，英国开始积极地进行海外殖民，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的贸易机构对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殖民扩张不仅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金，也为其提供了市场，使得英国的资本积累有可能扩大到世界范围。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后，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 政治条件。

2 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完成。

16世纪宗教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在推翻罗马天主教会统治的同时，也剥夺了罗马教会的财产和土地，使农民更加彻底地与土地分离，大大增加了无产者的数量。如果说从16世纪到17世纪中期的夺取土地尚属非法行为的话，那么从17世纪中叶开始，这种行为已经合法化。从亨利七世以来150年内曾颁布过禁止剥夺农民的法律，但毫无成效，17世纪中后期，“土地所有者通过立法实行掠夺……他们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要求对地产的现代私有权。”英国的市民资本家和新土地贵族都成为这种行为的支持者，对农民土地的掠夺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原先的个人暴力行为演变成大规模的国家行为。17世纪中后期，英国的自耕农消失;到了18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彻底消失。此外，同荷兰一样，英国从17世纪末开始就建立了国债制度，为偿还国债，英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 财政政策，即提高消费税，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更多资本。

总之，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起源的基础不在于其他，正在于农业革命、殖民掠夺、海外贸易以及国债和税收政策，这些构成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为之后发生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前提。

二、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动力

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是复杂的，这也致使学界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原因有着不同的理解。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起源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种不同因素之间相互交叉、彼此影响，不能仅从其中某一因素出发去进行探究，甚至使之独自成为资本主义的根源。

(一)商业的作用

商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前提。(1)商业的发展导致了货币财产的集中，货币实现了向资本的转化，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为最初的资本积累提供了条件，“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高利贷资本随着商人资本的出现而出现，为产业资本的形成奠定基础。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同时对原有的旧的生产关系起瓦解作用，使资本主义时代更快到来。(3)商业资本的发展促进了交换方式的发展，使得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产品更快地向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转化，实现生产性质的转化。(4)发达的商品流通使行会手工业、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封建农业逐渐向资本主义经营转化，对近代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起到了瓦解作用。可以说，最初的商人只是充当了商品交换的中介，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这是在生产不发达条件下的资本的状况。而当商人进一步发展成为工业家时，资本就不仅参与了流通领域，而且进入到生产领域，从这时起，商人资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到了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资本主义世界的商业资本基本上完成了向工业资本的转化。

因此，保罗·斯威齐和布罗代尔等学者十分重视商业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作用，并且把商人阶级的兴起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标志。然而，商业的发展只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1)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之前，商业资本就已经出现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的历史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更为古老，仅靠商业资本的出现并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2)商业资本的实质是流通资本，不足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它只是资本的最初形式，并不是资本的典型形式。(3)商业资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行瓦解、用怎样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

(二)世界市场的作用

在地理大发现、交通技术的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下，“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海外贸易成为15世

纪末之后的人类生产的关注重点，统一的、扩大的国际市场的出现，使商品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流通，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成为可能，对高额利润的追逐成为资本家阶层的壮大的首要原因。(2)海外殖民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带来第一桶金，这是地中海沿岸城市资本主义萌芽衰落、荷兰与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3)世界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渗透的媒介，资本主义越出国家的界限，在世界 经济秩序中成长起来，继而对世界经济秩序、 政治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 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

从世界市场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现象，资本主义起源之后，就迅速成为辐射世界范围的力量。因此，一些学者主张贸易根源论，如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的理论出发，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归因于西欧的远洋航行、地理扩张和国际贸易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起源与 发展的观点固然不失其宏观性，然而却对世界市场和对外贸易的作用评估过高。“如果说在16世纪，部分地说直到17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那么，这种情况反过来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在资本主义的起源过程中，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条件，然而，中世纪的对外贸易仍然是小范围的，“世界市场”也是存在局限的，更多地指的是“超出国家范围”，而并非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流通。直到真正的资本主义时代来临，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扩大，世界市场才具备世界层面的意义。因此，对世界市场作用的理解不应逾越出“前提”的界限，甚至将之视为根源本身。

(三)国家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起源的过程中，国家机器的强制至关重要，国家的作用是资本主义起源的 社会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吮吸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的权力……”国家是“历史上解体过程的条件”和“资本存在条件的创造者”，资本主义的出现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秩序的变化，还有相应的政治秩序的转变，国家政权与资本的逐步结合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起源。

(1)促使土地制度由封建性质向资本主义性质转变。在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的英国，尤其是都铎王朝时期，国王为了王权的强大，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新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策，其中包括武力解散封建家臣，其导致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公有地的消失，“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16世纪的宗教改革则导致了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掠夺，原本依附于教会土地的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表面上看来，当时的统治阶级并没有自觉地促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甚至还试图挽回当时农民被驱逐的境况，比如在亨利七世及其后150年内，曾相继颁布过一系列有关禁止剥夺农民的法令，伊丽莎白女王也曾征收济贫税，但是这些法令和 税收政策对于阻止农民沦为无产者毫无效果。到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时期，封建的土地制度是直接通过立法取消的，地产的现代私有权开始建立;18世纪对农民的剥夺更为直接，“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由租地农场主为主体的个人暴力上升为国家行为，成为国家暴力。

(2)用法律对无产者进行约束，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首先，约束无产者的生存方式。15世纪末期开始，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西欧都制定了严酷的惩治流浪者的法律，这种法律使无产者不得不走人工厂，“自愿”出卖自己。其次，约束无产者的劳动时间。从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都制定了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另一方面，劳工法还限定了工人的最高工资，但对最低工资却不予规定，这使得工人不得不接受超出体力负荷的工作，其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都用于劳动。第三，约束无产者的反抗能力。当时的法律想方设法阻止罢工的出现，使工人失去与资本对抗的条件。

(3)国家权力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环境。马克思总结了近代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的国家权力因素，主要包括：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他认为，“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这些国家权力因素直接干预了社会经济环境，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前提。如前文所述，殖民制度不但是资本积聚的有力手段，而且为工场手工业提供了销售市场。殖民制度的一个副品是商业战争，“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进行商业战争，用残酷的暴力成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公债使更多的社会财富投入到社会资本运转中，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本条件。其中国债的作用尤为明显，它最早产生于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到工场手工业时期遍布欧洲，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银行兴盛起来，并导致国际信用制度的出现。在这种原始积累方式中，国家与资本家个人都是收益者。现代税收制度是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马克思认为，它实质上是对劳动者阶层的暴力剥夺。而保护关税制度则弱化国际市场的竞争，客观上刺激了工场手工业的发达、资本主义的成熟，成为工业革命发生的必要前提。

三、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本质

资本主义起源意义上的“资本”有别于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前者具有特定的生产关系逻辑，后者则将能够实现价值增殖的资本全部容纳在内;前者实现资本化的关系，引起生产方式、交换关系、社会关系等等一系列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并扩展到社会的整个范围，后者实现货币的积累，不会必然导向人与人关系的变化。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前文所述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的三重起源，作为资本最初的表现形式，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只能在纯粹流通中实现交换价值的简单运动，既无法实现价值的自行的、持续的增殖，又无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不代表资本的真正意义，因此，由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引起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是短暂的，不足以支撑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

要想了解资本的现代史，必须探索资本的生成史。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反复强调资本的生成，资本的生成是资本主义起源的最本质原因。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有机体制，“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

社会中创造出来。”在现实的资本生成后，“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过交换而通过它本身的生产过程来占有创造新价值的现实条件。”正是从资本的最初生成出发，资本积累、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资本扩张等等一系列资本主义的 发展才成为可能，资本的生成是透彻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因素的原点。

从逻辑序列上来看，资本的生成在于：自由劳动者处于被奴役状态。活劳动能力与活劳动条件相分离;生产中使用价值的足 够积累;活劳动能力与活劳动条件通过货币进行交换;购得活劳动能力的主体把价值创造和增殖作为最终目的。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将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资本生成的关键在于活劳动的客观条件与作为主体存在的活劳动能力分离，自由工人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对立。“这种分离一旦成为前提，生产过程就只能新生产，再生产这种分离，而且是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这种分离。”

在资本主义产生前后，劳动者的主体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在奴隶制社会中，劳动者从属于奴隶主，“劳动者不是作为主体同自己的力的特殊表现即自己的活的劳动活动发生关系”。在农奴制社会中，劳动者成为土地的附属品。在这两种社会关系中，仅仅存在着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交换，不构成资本，也不构成雇佣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自己支配自己的劳动能力，然而，活劳动的客观条件与活劳动能力的分离导致资本主义意义上的雇佣劳动的出现：“劳动变成设定资本即创造资本的劳动，变成雇佣劳动”。货币变成资本，活劳动的交换是为了创造价值并增殖价值，工人的劳动变成资本的财产，这就是资本的生成过程。

从事实序列上来看，资本的生成在于：来自流通流域的一般资本作用于旧有的土地所有权，促使旧有的土地所有权解体，向现代土地所有权转变，而后导致典型形式的雇佣劳动，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的总前提。“土地所有权的历史表明了封建地主逐步转化为地租所得者，世袭的半交代役租的而且常常是不自由的终身租佃者逐步转化为现代租地农场主，以及依附于土地而没有迁徙自由的农奴和徭役农民逐步转化为 农业短工的过程，这种历史也许事实上就是现代资本的形成史。”与此同时，旧有的土地所有权的解体带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工业的最初形式也以此为前提而发展起来。“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其结果就是使全部生产服从自己，并到处发展和实现劳动与财产之间、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