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初中政治精彩论文，大家快来跟小编一起欣赏吧。

初中政治精彩论文篇一

浅谈政治正义与政治和谐

摘要： 政治 和谐是 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和谐政治需要以政治正义作为首要价值，以权力运作 科学 作为基本保障。权力运作科学从保障公民权利、权力来源合法、权力须受制衡等层面来体现政治和谐。

社会和谐是人类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期望。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其中包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政治系统、 经济 系统和 文化系统。而政治系统是人类社会大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对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起决定作用。因此，“政治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生活空间的拓展，理性政治的完善，政治生活质量的改善”，不仅是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且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在当今社会，政治和谐所要探讨的问题主要是权力运作以及政治资源的配置，比如，权力来源是否合法，权力行使是否科学，权力运作过程中对全体公民是否有恰当的利益平衡，政治资源配置是否科学，“官民”比率是否合理，机构设置是否科学，等等。本文仅仅从政治正义的角度，谈谈对政治和谐的看法，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政治正义-政治和谐的首要价值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就像真实是思想理论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么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或修正;同样，一种社会制度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因此，我们可以说，政治正义不仅是政治和谐的首要价值，而且是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对价值的追求是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正是因为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人类社会才由低级走向高级，由野蛮社会走向文明社会。

正义范畴的内涵十分丰富，涵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不同的事物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且 法律 、体制、社会制度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甚至还可以把人的行为、人的态度以及人本身称作正义的和不正义的。从字面上讲，正义即公正，含有“端正、正确、正当”之义，也就是不偏不倚，公正无私。迄今为止，关于“正义”的界定，罗尔斯的定义仍不失为经典，“只要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时不在人们之间任意制造差别，只要这些准则能够对社会生活中相互对抗的利益要求确立恰当的平衡，那么体制就是正义的”。“正义是指各不相让的作者要求之间的某种恰当的平衡”。亚里士多德把正义表述为“抑制贪心，不要为了自己得到某种好处而去攫取属于另一个人的东西，如他的财产，他的报酬，他的职位，等等也不要剥夺他应得的东西，如兑现对他的许诺偿还欠他的债务，对他表示应有的尊重，等等”应该说，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罗尔斯，对“正义”的界定没有本质的区别，均指各得其所、各得其值。无论是“经济人”、“文化人”，还是“政治人”，都是从人的社会属性演绎出来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有处在“关系”之中才成其为人。从纵向看，人是划分为阶级、阶层的;从横向看，个体的人又处于家庭、社会 组织、国家、国际组织之中。处于不同阶级、阶层、不同社会组织中的个人，他们的相互关系的背后其实就是经济关系、利益关系以及需求关系。利益原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原则。“人们对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问题并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而不是较小的一份”。并且人的需求是变动的、无限的、无止境的。人的这种趋利本性不仅是社会利益冲突的深刻根源，而且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只要有人类存在，正义的原则就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尽管人们可能互相提出过分的要求，但正义的原则 自然 会裁定这些不同的要求，使大家形成巩固的团体。

政治是人类共同体凭借公共权力， 管理冲突并实现特定价值目标的方式和过程。政治和谐与政治文明、民主政治、政通人和都属于同一层面的范畴，都要以政治正义作为价值目标，都要使人类利益的冲突和分歧秩序化。政治是围绕权力运作来展开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故权力运作的背后仍然是利益博弈，因而政治和谐就是对社会根本利益的公正决策和分配，进而决策和分配的公正程度就应当成为政治 发展 和政治和谐的衡量标准。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井然有序的社会需要和谐的政治来调节，需要和谐的政治来引领。而和谐的政治需要一系列符合正义的规范、程序、规则、原则，“用来选择决定利益分配的各种社会安排，保证达成某种关于恰当分配份额的协议”。这些原则在政治领域就是政治正义的原则，就是政治和谐的原则，就是以人为本的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说，政治正义是政治和谐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和谐的政治必须有政治正义观念的协调，而有政治正义观念协调的政治领域不一定能成为和谐的政治领域，因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这通常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在权力运作过程中，人们应由哪些原则来规定他们团体的基本条件，意见不一致或者说最多受惠者的正义观念与最少受惠者的正义观念不一致，或者是仅凭最多受惠者的意愿所实行的正义观念未得到最少受惠者的承认，利益冲突双方难以达成共识，那么起调节作用的政治正义观念就失去存在的意义。故政治和谐要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均能过上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尤其应对地位最不利者的社会成员的利益进行补偿，努力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努力改善他们的生产 环境和生存条件，努力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真谛。我们怎样判定一个社会是否是正义的，或者说该社会正义的程度怎样，就看该社会政治规则的安排是否满足“保证任何人都不会在选择原则时由于天然机会的结果或社会环境中的偶然事件而有利或不利，任何人都不能设计出有利于自己特殊情况的原则”这一条件。符合这一条件的，该社会就是正义的或正义程度很高的;反之就是不正义的。如果一个社会政治规则的设计有利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阶层、某一个利益集团，那么该社会的贫富差距不仅会越来越大，而且很难扭转。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可避免且并不可怕，怕的是该社会失去正义和良心。在这样的社会，人们缺乏普遍的 心理认同，很难接受和认可日益拉大的贫富鸿沟，仇富心态、对抗心态充斥其间，这样的社会就难以保持长期的稳定。而在一个正义的社会，每个人接受了并且知道所有其他人也接受了同样的政治正义原则，每个人都知道做法律所允许做的事情，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人人都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应当承担哪些义务和责任。在这样的社会，即使存在贫富差距，人们也会自觉接受和认可，从而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各得其宜。

二、权力运作科学：政治和谐的基本保障

公民权利的保障政治学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国家的制度安排，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人作为基础，我们的人民是一个整体，是国家的主人，实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应该成为国家活动的根本目的”。权力运作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使他们的正当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实现。如果统治者把手中的公共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和小集体的利益，这不仅是非正义的，而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康德说过，“权利，就是所有这样的条件的总和：在此类条件下，一个人的行动意志与他人以一条自由的普遍法则为根据的行动意志能够协调并存”。也就是说，权利就是在不妨碍任何他人以一条自由的普遍法则为根据的行动意志这一前提下，人能够在任何条件下行一切他愿意行的事。孟德斯鸠也说，“在一个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一权利。”无论是康德，还是孟德斯鸠，对权利的界定都是一致的，即在自由的范围内，“人的价值至上，人的权利至上”。保障公民权利是每一个执政党或政府的首要职责，如果公民的权利受到压抑和侵犯，政治和谐的程度就要打折扣。可以说，保障公民权利是政治正义、政治和谐、政治文明、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意。“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 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可见，公民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已经成了执政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 公共权力来源要合法合法性是任何执政党和政府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合法性是指对国家统治权力以及各种公共权力的认可和服从。“合法性是对统治权力的确认，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 政治 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有政治制度是 社会的最适宜之制度的能力。” “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治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 ‘那些指挥政治权力的人们被迫在他们所统治的人中间建立感情上的反应，以诱导他们隐含地或公开地接受统治者的命令。”马克斯·韦伯也说过，一种秩序系统的存在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其成员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也就是说，合法性表明秩序系统获得了该系统成员的认同和忠诚。以上这些著名学者对合法性的论述，基本内涵是相同的，均指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一种认可或服从，所要回答的是“执政的资格和理由”问题，即民心向背问题。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执政的合法性，二是公共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就第一个层面来讲，获取合法性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由强大的公共权威通过压制性的方法制定制度与规则，并强制性地将它们加给社会，在这里，国家庞大的官僚系统和暴力机器都是强制服从的工具与保证;其二是通过相互冲突的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来解决冲突，寻求合作与共识，这正是 现代 民主社会形成共识的基本方法，这是一个没有中心调节者的互相让步与调整的过程。”就第二个层面来看，获取合法性的方法也有两种，其一是以强大的暴力机器为后盾，实行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或“变相任命制”;其二是公共权力的产生必须通过公平公正的程序从民众中产生，使被统治者产生 心理认同，从而自觉服从 管理，而不是被迫服从。严格来讲，执政合法性或公共权力合法性是启蒙时期自由主义政治 哲学 所关注的主题，到了19世纪中叶以及近现代以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转向了对公共权力合理性的探讨。因为任何一个政党在执政以后，其公共权力的运作只存在合理与否的问题，即“怎样进行统治”的问题。在 计划 经济 时代，人们奉行的是权力至上、权力本位，强调公民对行政权力的服从。而市场经济则相反，由于人们的自由意识、民主意识、公正意识、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和增强，公共权力不得不让位于公民权利。要保证公共权力运作的合理，首先需要合正义的制度与规则。“而制度的灵魂——真正使规则体系得以运转起来的动力——恰恰是隐藏在纸面规则背后的权力格局。规则，只有配匹上合适的权力格局，才能真正运转起来。惟有那时，规则系统才真正变成了制度。”权力格局实际上就是利益格局。如果权力格局所操纵的利益格局不合理，那么一切制度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所谓“合正义”，就是把维护公民权利作为公共权力治理的目的，让制度与规则配置资源，而不能单纯的让权力来配置资源，否则，“权钱交易”的权力腐败将难以避免。政府的职责是制定规则，当好“裁判”和“中间人”。行政权力支配资源配置，这是导致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最重要原因，并且直接造成市场机制严重扭曲。其次要把权力与责任统一起来，有多大的权力必须承担多大的责任。没有责任的权力必将对社会产生严重危害。 中国 “三拍”干部之多，恐怕症结也在这里。再其次，公共权力的运作要公开化和平等化，公共权力须在人们的公开注视下运作，一切职务和职位让全体公民平等竞争，反对“暗箱操作”。最后要限制公共权力权限与职能的扩张，这是避免公共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唯一途径。

公共权力的运作须受公众的规约与监督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曾经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人类文明的 历史 向世人昭示这样一个真理：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现代民主政治基本上属于代议制模式，掌握公共权力的人都是民众的代理人。我们经常讲“主权在民”、“权力是人民给的”，要把手中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可是，如果权力不受约束和监督，“为人民谋利益”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既然权力是人民给的，那么授权者理所当然要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保留收回授权的权利。无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从而走向政治和谐和政治文明的反面。孟德斯鸠曾断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 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这种社会动物实际上就是政治动物。因此，对公共权力的追求与渴望是人的本性，因为公共权力的背后是经济利益。权力与权力的运作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权力是一定要运作的，而运作起来的权力同样是权力，因而对权力的监督就是对权力运作的监督。在现实生活中，公共权力的运作主要体现在官员的任免过程中。因而一个国家的干部人事制度便成了该国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之一，干部人事制度的优劣将直接决定一个国家和谐程度的高低。“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故制度监督比人的监督更重要。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安排如何避免刘邦式的权力运作方式，是中国政治能否走向和谐与文明的关键。刘邦用人表面上非常“民主”，但实际上是作秀，是“专制政治”、“一言堂”、“家长制”的典型。如果对公共权力运作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那么，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必然要侵犯其他公民的权利，导致权力寻租，占有本属于其他公民或阶层的利益。因此，如何有效制约权力，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面I临的难题。公共权力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力量，且以暴力机器作为后盾。公共权力的这一特性决定了权力只有用权力来制约才是有效的。所以，制度安排必须符合这样一条规则，“从横向看，各政治主体、政治机构是独立的，角色边界清晰而互不相属;从纵向看，各政治主体、政治机构是相对自主的，而不是只听从于上级权力主体的下级权力主体或上级政治机构的下级政治机构。”如果各政治主体、政治机构之间仅仅是上下级隶属关系，那就只有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监督(不可能有自下而上的监督)，很容易形成一种权力链条上的利益链条，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

初中政治精彩论文篇二

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

摘要: 回归以来，香港的政治逐步从非常态政治向常态政治过渡，但过程坎坷，且时有反复。非常态政治由非物质性的诉求带动，而常态政治则由物质利益主导。两种政治的具体表现分别甚大，非常态政治通常是"零和游戏"的争斗，而常态政治则容许藉妥协减少矛盾。常态政治得以逐步取代非常态政治，主要原因是香港主流民意的不断变化。港人愈来愈关心经济和民生问题，愈来愈重视社会稳定，愈来愈希望建立良好的特区与中央关系，也对"一国两制"愈来愈有信心。人心的变化逐步改变了香港的政治生态，主要反映在港人对反对派的信任与支持下降，削弱了反对派发动政治斗争的能量。

引言：常态政治与非常态政治

政治学者很多时把政治现象划分为两大类，即常态政治和非常态政治。当然，这种区分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认为常态政治是"好"的政治，而非常态政治是"坏"的政治。尽管如此，一般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喜欢常态政治，认为那是"治"表现，而非常态政治则往往被视为"乱"的象征。

作为政治学概念，常态政治通常指围绕物质或实际利益而争夺的政治，主要涉及经济、民生、权力、名位等方面的矛盾摩擦。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团体、地域组织和民族种族群体之间的政治争夺，往往都与物质利益的分配有关。典型的常态政治乃阶级政治，而社会上的主要政治党派可以按照其不同的阶级取向而加以划分。保守党派以特别照顾中上阶层为己任，主张维持现有体制和政策，而以改革相号召的党派则倡议改变现有体制、政策和人事布局，并以中下阶层为其社会支持基础。在常态政治下，不同政治势力都大体上接受和认同既有的宪制安排，并愿意在政治体制之内活动和争夺。由于涉及的东西主要是物质或实际利益，常态政治较多通过交易、妥协、协商、互让和互谅方式进行。争夺各方往往愿意从大局和长远角度出发，尽量不损害彼此之间的关系，不争取短期的、局部的或阶段性的 "大获全胜"，尽可能让对手有下台阶或不致空手而回，希望各方面在将来能够继续不断进行良性政治互动。

非常态政治则截然不同。产生非常态政治的因素，主要是价值观的歧异、意识形态的不同、信念或信仰的差别、语言的差异、种族或民族的冲突、宗教的纷争、身分认同的分化和其他关乎精神层面的东西。这种种的矛盾分歧，往往牵涉到思想倾向，容易触发强烈情绪反应，形成意气用事倾向和非理性行为。各走极端和坚持对抗是非常态政治的普遍现象，暴力行为亦非罕见。非常态政治既可以在政治体制内发生，也可以在政治体制外出现，更可以表现在体制内、外势力间的合作与冲突。在非常态政治下，执政党派和反对党派在政治立场上存在鸿沟，反对党派不仅质疑执政者的认受性，更否定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质言之，在非常态政治下，政治游戏是"零和游戏"。

除了在极端情况外，在大部分社会内，常态政治与非常态政治同时并存，其比重随形势、事件、议题和时间而异。不过，一些社会可被视为由常态政治主导，而另一些社会则受非常态政治主导。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为常态政治的表表者，但近年来也出现明显变化。例如，近二十多年来宗教、民族关系、移民政策、家庭价值观、同性恋、升挂国旗、语文政策、学校应否强制学生祷告、多元文化主义或单一美国文化主义等"非物质"争议，就在美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撕裂。"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思潮在西方国家的扩散，同样把不少精神性的元素引入政治领域之内。

是常态政治还是非常态政治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与主流民意的取态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政治领域，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同党派会不断调校其政治和政策立场，务求适应主流民意的转变，令自己无论在常态或非常态政治下皆能生存、发展和取得政治权力。

一、香港的政治历程：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

过去近三十年来，香港经历了整体上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的嬗变，但常态政治的出现，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事。当然，这并不表示非常态政治从此寿终正寝，它还会不时出现并引发政治风波，因此转变规程不时出现反复。即便如此，这个不平凡的嬗变过程，标志香港从英国殖民统治回归到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的漫长和曲折的过渡，同时也显示了中国的"—国两制"方针政策在克服了不少艰难险阻后最终在香港得以较全面落实。回顾这个历程，对于如何更好地贯彻"一国两制"会有很大的发作用，对于如何更好推动港人的"人心回归"，也会有不错的参考价值。

自二次大战结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英国殖民管治下的香港基本保持了政治稳定、施政有效、经济繁荣、社会有序等多其他受殖民统治地区罕见的状况。港人大致上对政治并不热衷。以香港总督大权独揽为核心特征的政治体制，基本上从来没有受到港人的质疑。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开始出现的来自那些深受西方教育熏陶的上层中产分子的政治诉求，也只不过是在认同殖民管治的前提下寻求更多的分享政治权力的机会。社会关注的重大事项，不外乎是一些与港人切身利益相关的经济、社会、劳工、福利和民生问题。

在当时，认同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质疑殖民管治的势力相对薄弱，在政治上处于边缘位置，且不时受到港英政府有形和无形的歧视和打压。香港的主流精英和社会一贯对爱国力量采取排拒和蔑视态度。1967年的源于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反英抗暴"行动经港英政府以武力平息后，爱国人士的处境更为艰难。在中国政府锐意不改变香港的身份和致力保持它的繁荣稳定的基本国策下，爱国力量也只好偃旗息鼓，成为与主流社会共存但却又相互分隔的存在。香港的华资商人纵使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崛起且日益财雄势大，但他们深知无法动摇殖民政府的绝对权力，所以只能自愿压抑政治欲望，甘心拥护殖民管治，并通过各种输诚表忠的姿态，以求获取管治者的恩宠、吸纳和封赐，从而与殖民统治者形成一个经济财富与政治权力共荣共济的"非神圣同盟"。可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之前，香港一直处于常态政治之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突然浮现的香港前途问题及接踵而来的中英谈判，彻底改变了香港的政治格局。中英展开谈判后不久，港人便清楚知道英国近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必然会在1997年终结，而中国将会于同年在港恢复行使主权。自然地，由于英国在港的管治行将终结、港英政府的管治权威面对迅速萎缩的命运。为了达致"光荣撤退"的目标，也为了在撤退前维持管治上的自主权和保存政治颜面，英国人一方面引入"代议政制"政革，逐步把权力移交予由港人通过选举而产生的立法机关，藉此换取港人对港英政府的继续支持，赢取国内与国际的赞誉，同时计划通过普选而催生和强化拥戴它的反对派势力，并拉拢此新兴势力去抗衡那些原来拥护殖民管治但却逐渐投向中方的保守建制势力(当中以商界最为关键)。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巩固其统治根基和达至"光荣撤退"。

另一方面，英国人一反其过去限制和约束港人的反共情绪和活动的惯常做法，明目张胆地鼓动港人与中国政府龃龉和对抗，并策动反对派充当其"拒中"的先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动员香港的内部力量反制中国政府 和愈益壮大的爱国力量，令自己在殖民管治的最后岁月中有足够能力去保障英国的利益和扶植"亲英"或"亲西方"的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治者。由于港人在回归前对英方的信任远高于中方的信任，对香港的前景忧心忡忡，对爱国人士诸多疑虑，因此英国在港的政治部署颇为成功。

英方政治部署的另一面，是防止中方成功培植"亲中"的政治接班人。显而易见，中方的成功意味英方的失败，也意味英国在港的利益在九七回归后失去保障。所以，港英政府不但拒绝响应中方有关共同培植日后治港人才的建议，反而处处掣肘和压抑爱国人士。当然，中方最终了解到它只能单方面扶植未来特区的政治人才，所以试图通过委任港事顾问、区事顾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区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特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等部署以为应对。如此一来，原来一直蛰伏的爱国力量便被释放出来，加上不少属于港英建制人士的归来，以及新兴爱国人士的出现，爱国阵营也在不断壮大，不过始终无论在社会影响或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上无法与历史悠久、在社会各处盘根错节的"亲英"阵营相颉颃。

在回归前十多年的过渡期中，不但中英之间争斗不绝，亲中和亲英两股势力亦不断倾轧，社会亦因此而高度分化，香港遂成为高度甚至过度政治化的社会。在回归前一年左右，英方意识到如果坚持与中方斗争到底，它只会是大输家，而它所扶植的"亲英"势力，亦会在回归后难以立足。经仔细考虑后，英方聪明地调校了它的对华与对港策略，放弃对抗手法，转而与中方合作处理回归的各项工作。从中方的角度而言，为了达致平稳过渡，为了提升港人和国际社会对香港前景的信心，考虑到大部分治港人才仍只能来自原来的港英建制，所以中方容许全体公务员过渡到新的特区政府，并成为绝大部分的主要官员;不少原港英政府的支持者也继续担任重要公共职务。相反，只有少数"亲中"人士获得重要的政治任命，这与他们的预期落差甚大，难免会产生极大的怨怼之情，从而加剧了他们与原港英建制人士的不信任和摩擦，大幅削弱了他们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并深化了回归后特区管治的困难。

反对派在回归前已大为坐大，但在回归后失去了英国人的庇荫，又受到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反制，不能够在政治体制内有大作为。他们不接受《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区政治架构，集中力量在体制外运作，大力动员舆论和民意作为斗争手段，支持其在立法会和区议会内的少数声音，向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不断展开攻击。由于反对派在社会上有相当的群和舆论支持基础，其政治战斗力颇为顽强，对回归后的政治格局造成重大影响。

回归后的首半年，香港出现了短暂的政治淡静局面。原因是：港人对中央对港的政策放心，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老实人"形象有好感，而香港的经济仍处于令人亢奋的"泡沫"状态。但自从1997年底开始，香港不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亚洲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更接连受到过去罕有听闻的传染疾病(如禽流感、非典)的蹂躏。港人在生命财产同时受到严重威胁之际，却正是管治能力尚待磨炼的新政府主政及新旧政治势力交战正酣之时。一时间政治烽烟处处，斗争此起彼落。所有重大经济、社会、民生问题都难逃迅速转化为政治斗争议题的命运，董建华成为矢之的，而特区的管治则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2003年七月一日爆发的数十万人参与的反《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更是各类矛盾并发的高峰。

简言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开始，随中英双方在香港事务上发挥关键作用，新政治势力兴起，旧政治势力奋起以求自保，而港人又高度关注各项围绕香港前途的政治议题，包括"一国两制"方针、中央对港事务的处理手法、中英在政制和其他问题上的争斗、政制争议、"六四事件"等。回归后出现的金融危机、传染疾病肆虐、特区政府施政的失误等问题又衍生出围绕管治失效而来的种种政治、政策和政制等问题，并与原来的部分政治问题交缠在一起，形成一个极度政治化和政局动荡的局面。可以这样说，香港的非常态政治绵延了二十多年，直到2005年后随董建华下台、曾荫权上台并继而连任、香港经济复苏、特区施政有所改善和香港与内地加强经济合作等情况发生后才出现明显的转机。然而，2010年以来，特别是2012年梁振英领导的新一届特区政府上台后，非常态政治有重燃之势。尽管如此，展望未来，从各种因素分析，反复虽然难免，常态政治应该可以不断延续下去，"一国两制"的方针应该得以更全面和准确地落实。不过，孕育非常态政治的因素仍然存在，并不时有新情况的出现，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摩擦仍会不断对香港的政治生态造成困扰。

二、非常态政治的主要表征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非常态政治主导下，香港出现了一些突出的政治现象：

1.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经常僵持不下，政府的法案和政策往往因为政治、意气或对人不对事的缘故而受到立法机关的阻挠或拖延。政府难以进行有效管治，重大政策难以出台，大型基建工程难以上马，特大危机(例如非典疫病、禽流感、金融风暴)难以对付，香港的发展难以强力推动，香港的经济竞争力不断下降。

2.社会各方面缺乏共同目标，各自为政，相互倾轧，无法集中力量向共同目标迈进。政治生态不利于凝聚社会对公共政策、政策改革和发展路向的共识。

3.社会争议高度政治化、情绪化、非理性化、泛道德化和不断出现人身攻击和人格诋毁的现象。反智、反精英和反权威意识泛滥。

4.各类权威(政府、精英分子、社会贤达、宗教领袖)凌夷，

民粹激情澎湃，社会秩序混乱。

5.社会高度分化对立，斗争频繁。

6.最瞩目和广受关注的议题和争论范畴离不开认同中央或反对中央、支持或冲击特区政府、循序渐进的民主发展或一步到位的民主建设、人权、自由、法治、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如何对待内地发生的政治事件、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权责的划分、中央与特区的权力界限、特区高度自治的本质和内容、人大释法、特区司法机关的宪法权限等政治议题。

7.决策模式与过程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反智现象突出。专业判断和科学知识要让路予政治斗争的需要。各个势力的短期和局部政治利益考虑往往凌驾在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之上。

8.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政府难以取得民的尊重和信任。港人常常以阴谋论角度审视政府的一举一动，不但主要官员不时遇到质疑和攻击，即使标榜"政治中立"的公务员亦未能幸免。政府内部士气不振，担忧动辄得咎，少做少错的心态弥漫。

9.媒体扮演推波助澜、挑拨离间、煽风点火、造谣生事和群动员的角色，部分反共、反政府和鼓吹民粹主义的媒体更意图成为可以左右大局的力量。媒体中人以"第四权力"自诩，甚至以自己为医时济世之主力自命。部分电台"烽烟"(听致电电台表达意见、宣泄不满或对政府和其他机构作出投诉)节目主持人箕踞自大，力图制造政治议题和行动，俨然以人民领袖自诩。

10.民对不同党派的认同和信任有明显差异。支持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爱国爱港力量备受港人贬视奚落，而反建制和现行体制的反对派以所谓 "在野"之身则较得到港人的支持。然而，总的来说，所有党派在行政长官并非普选产生、立法会只有部分议席由地区直选产生和港人对政党态度冷淡的情况下其实都是规模细小、群基础有限和社会信任度不足的政治组合。

11.不同党派的政治纲领有明显差异，主要反映在其政治立场上，尤其是集中在对中央、内地政治和人权事件、特区政府施政、政制发展等议题上。虽然受惠于《香港基本法》的巧妙安排，爱国爱港力量主导了行政机构和立法会，但由于其内部矛盾不少，难以在所有事情上团结一致。加上爱国爱港力量中有部分势力需要争取民的支持，港人的反共意识便在其中发挥一定的分化作用。反对派在政治体制内虽属少数派，但他们在体制外却是主流派，他们因此可以结合体制内外力量，发动各式各样的舆论和群行动，与爱国爱港力量展开斗争，使香港陷于连绵不断的政治争斗之中。可以说，反对派主攻，爱国爱港力量则主守，而主守的一方又往往招架乏力。

12.不同党派的社会支持基础、政治组织和动员方式也有所不同。爱国爱港力量随不断壮大而愈形芜杂，观点和利益差异甚大，协调工作艰巨，而最大的粘合剂是各成员对中央的拥护，因此中央有一定的整合作用，但作用不应高估。爱国爱港力量包含传统的爱国力量(俗称左派)、因回归在即而向中央靠拢的新兴爱国势力、原港英建制分子、公务员队伍、工商界人士、乡事势力等。爱国爱港力量是跨阶层的组合，但基本上较倾向倚靠商界和基层的支持。相反，反对派也是一个跨阶层的势力，以深受西方价值观熏陶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 (特别是从事自由职业者或公共服务提供商)为中坚。他们笼络了不少代表中产和基层人士的地方、专业、宗教和压力团体。更为重要的，是反对派得到大部分主流媒体或明或暗的支持。而西方势力又不断给予各类型的支持。事实上，爱国爱港力量与反对派的斗争，蕴藏行政与立法、"亲中央"与"反中央"、不同阶层之间和西方势力与中国的摩擦，是以这些摩擦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消弭。

13.在政治斗争弥漫的氛围下，不少突出的经济和民生问题都会迅速被反对派转化为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并上升为对特区政府管治的合法性和香港政制认受性的质疑，力图突显政制民主化的关键意义。

14.大大小小的集体抗争行动(示威、游行、静坐、请愿、记者招待会、堵塞交通、围堵官员、暴力冲突)此起彼落，目标既是利己的，也有利他的;有功利性质的，亦有发泄情感的。绝大部分行动是冲特首或政府而来的。

四、政治形势和主流民意的变化

香港之所以能够逐步走出非常态政治的狭谷而蹒跚地走向常态政治的坦途，与主流民意的嬗变有莫大关系，而主流民意的嬗变，又是政治形势出现变化的反映。主流民意的嬗变与政治形势的转变时刻互动，互为因果。

一直以来，即使在非常态政治的主导下，民众的焦点其实都放在经济、民生和生活质素等非政治课题上。但随着常态政治的上升，这些问题已成为港人最关心的问题，而政治议题的受关注度则明显滑落。

港人不但对政治议题兴趣减少，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政治议题有新的认识和体会。而新的体会又影响到人们对不同的政治势力的看法，逐步改变了不同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和它们的发展态势。在非常态政治下，港人对中央尤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低度信任几乎决定了他们对各种政治争论的理解和重视程度。正因为港人中不少人是为了逃避国共内战或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才跑到香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刻的怨恨和恐惧，这种负面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再加上港人长期受到殖民教育和西方文化的熏陶，以及源于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内地为高而产生的优越感，港人对回归中国和"一国两制"方针信心薄弱。事实上，所谓"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内容，相当程度上是与所谓"大陆(内地)人"作对比而确立的，是将"香港人"和"大陆人"蓄意对立起来的结果。

港人对香港和中国的前景不乐观，担忧回归后中央会干预香港的内政、收窄港人的自由空间、改变香港的现状和破坏香港的制度。所以，港人从实用角度出发，认同反对派的民主诉求，支持香港的民主发展"高速"前进。对不少港人而言，港人可藉着民主改革把较多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上，减少中央插手香港内政的机会，以达致反对派高举的"民主抗共"的目标。然而，真的认为民主可以抗共的人却很少。

港人旣然怀有政治不安全感，自然会寄望反对派能够发挥制衡中央的作用，当然他们不会高估反对派的政治能力，但总比"亲中"人士较值得信赖。反对派因此比其政治对手(包括特区政府)享有较高的民望和更有能力夺取立法会的地方直选议席。自然地，反对派可以利用民众的支持兴风作浪。

回归后香港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和管治困难，港人对特区政府尤其是特首董建华怨毒甚深。港人更乐意支持反对派去冲击特区的执政者。即使"亲中"人士也因为未受重用而对董建华深深不忿。不过，"亲中"势力也同时是反对派和大多数港人的发泄和打击对象。港人的政治不满和悲观情绪不断受到媒体和政客的激发，在2003年7月1日的大游行中达到极致，但同时这些负面情绪却又因为得到大量抒发而下降。

反对派一厢情愿地认为2003年的大游行是一个对他们绝对有利的转折点，并期望过去政治上欠积极的中产阶层进一步动员和组织起来，成为新一轮香港民主运动的强大推动力量。颇为吊诡的是，香港的政治生态却向另外一个方向变化。自2003年大游行以来，香港的主流民意出现明显转向的态势。港人越来越务实、理性、温和以及厌倦争斗。人们开始把社会稳定视为最重要的渴求，紧随其后者是经济繁荣，而自由与民主则瞠乎其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绵延接近二十年的无休止的政治摩擦令港人愈加珍惜安定与和谐，并主动起而发挥约束反对派的言行的作用。

新的主流民意与旧主流民意的核心部分有着根本性的分别，这就是港人对中央、内地和国家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带有质变的性质。这种质变反过来又改变了人们对政治议题的认识和重视。

港人对中央和内地的态度发生了以下的变化：

1.对国家的未来由不乐观转为乐观甚或过度乐观，认为中国能够厕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乃指日可待之事。

2.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增加了信心，相信中央关心和有诚意促进香港的发展、感激中央在香港有困难时慷慨出手相助、愿意承认和尊重在"一国两制"下中央的宪制权力。

3.对中央的信心和信任持续上升，赞赏中央的治国能力和处理香港事务的睿智。

4.从"抗共"心态走向与中央构筑合作互信关系，较以往愿意去了解、考虑和照顾中央的看法和利益。

5.认同香港与内地逐渐形成"经济命运共同体"，意识到香港的经济转型和发展高度依赖内地的经济增长和转变，积极支援香港与内地深化经济融合，并希望香港能够在国家和平发展的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

6.明白到香港不少的社会和民生问题(例如人口老化、贫穷、青少年吸毒)的长远解决也建基于香港与内地在各方面的紧密合作。

7.对内地同胞的贬抑心态逐步收敛，对内地精英多了一份敬意，但同时担忧来自内地的竞争，又忧虑大量内地同胞涌港对香港的价值观、制度和做事方式的冲击。

8.港人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愈益显着。这从2008年港人对北京奥运圣火在西方国家传送时受到干扰及四川大地震的激情反应中可见一斑。港人愈多以身为中国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荣。

9.港人对西方世界的负面态度抬头。港人认为西方人士在回归后对香港缺乏善意，处处挑剔，且经常作出不尽不实的报导和批评。越来越多港人相信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走向富强之境，遂处心积虑、想方设法阻挠中国的崛起，甚至利用香港在国家中的独特地位来为国家添烦添乱。

10.当被问及自己的主要身分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时，虽然认同是"香港人"的人的比例仍占多数，但重要的是"香港人"和"中国人"的内涵愈趋重叠，两者不但非相互对立，反而走向合流。

11.港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亦转趋正面，较之前更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崛起过程中功不可没。

港人对中央、内地和国家在态度上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们对香港政治的理解。

港人认为香港最大的政治，是确保"一国两制"顺利落实，当中尤其重要的是建构良好的中央与特区的关系，防止反共或挑衅中央的言行的出现。其他港人政治态度的变化包括：

1.香港的民主发展不能阻碍"一国两制"的实施、必须按照《香港基本法》规定的方式推进、而中央与内地的利益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照顾。

2.承认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上有宪制主动权和最终决定权，不能在"主权在民"幌子下予以否定。港人同意在发展香港的民主时，应该同时考虑到它对中央和内地可能造成的冲击。

3.主张民主发展不能损害香港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良好的中央与特区关系、简单低税制、有限的社会福利负担和优越的营商环境。港人尤其是中产阶层人士对民主化会否挑起反共情绪和民粹激情怀有一些疑虑。人们既然对现状较满意，自然会思考到民主改革会否对现状带来不利影响的问题。

4.港人不希望民主发展会令反对派有机会上台执政。在过去非常态政治主导下，港人在对现状极度不满时，曾经有接近一半人表示可以接受反对派领导香港，并寄望他们带来新局面。如今在常态政治下，港人知道只有能够得到中央信任和促进香港与内地合作的政治势力才可以造福香港。在大部分港人眼中，反对派已经丧失了作为执政者的资格，充其量只能当称职的反对派。由是反对派的政治价值对港人而言大幅下降。港人甚至担心过快的民主发展步伐会否令反对派有机会夺取"过多"权力。

5.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信任有所回升。特首曾荫权和特区政府的民望比反对派为高，而后者的民望甚至比中央的还要低。

6.港人的民主诉求明显降温，政制发展一事越来越引不起公众的兴趣。人们关心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事项，包括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和贫富两极化等严重问题。

7.一直以来，不少港人倾向把民主与自由等同起来，也倾向视愿意聆听和重视民意的政府为民主政府。所以，即使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不是由普选产生，不少港人仍认为香港是一个民主社会，而其民主程度只是稍逊于西方而已。当港人不再以民主为"抗共"的手段，或根本无需"抗共"时，他们便开始思考加快民主步伐会带来的消极和负面影响。港人对民主化的态度变得复杂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他们的民主诉求。

主流民意在过去三年内的急速转变，其来有自。主要原因是中国日益强大，港人开始确信国家成为超级大国势所必然，而香港则肯定会从中受益匪浅。港人越来越明白中央对奉行"一国两制"方针的诚意和决心。中央一系列的"挺港"政策诸如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内地居民来港个人游、中央授权香港开办人民币业务和支持香港发展为全球主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大型国有企业纷纷来港上市集资等，对香港经济的复苏发挥莫大作用。香港与内地在经济上的日渐融合亦重塑了香港的政治生态。

随着香港经济的复苏，港人对香港经济的前景信心增加，但对香港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会否被边缘化则略有忧色。董建华下台，曾荫权上台，特区政府有了新的开始，从而可以发挥凝聚民心，化解民怨的作用。事实上，在董建华离任前的两年中，在痛定思痛，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特区政府已开始构思和推行一套较前有效的管治策略，此策略在曾荫权主政下进一步确立和改进，当然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备之境。

这套新管治策略旨在建构一条在"一国两制"下切实可行的中间温和施政路向。它的核心内容包括：接受中央所制订和定义的"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积极建立良好的中央与特区关系、促进港人与内地同胞的感情和了解、实行"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经济发展策略、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施政"以民为本"、重视社情民意、增加向上流动机会、强调减贫及提升港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这套新管治策略基本上逐步收到成效，尤其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然而在缩窄贫富差距方面则严重不足。再者，为新管治策略提供理论依据的新政治主张亦逐步形成雏形。

香港经济自2005年开始明显复苏、就业情况显着改善、资产价格回升、薪金上调、市面繁盛。内地经济高速发展，香港与内地经济加速整合，股市和楼市活跃、市民消费意欲增加，令港人对香港经济前景转趋乐观，过去因经济危机而触发的怨愤和不安亦一扫而空。可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特大金融危机却对香港造成相当大的打击。虽然香港的金融体系再一次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和稳定性，但实体经济却受到摧残。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巩固金融机构、协助中小企、稳定就业和舒缓民生困顿的措施，让香港安然度过危机。然而，世界各国采取的大幅增加货币供应的措施却令大量外地(包括内地)资金流入香港进行投机炒作，使得香港的楼价快速飙升，令不少港人怨声载道。房屋问题迅速形成为爆炸性社会议题，但它却不是一个能够在短期内处理好的问题。以此之故，特区政府的民望大受影响。反对派自然地戮力以民生议题攻击政府，而部分建制派也不甘人后。虽然政府的威望受损，但港人也不认为反对派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反对派也没有从中尝到甜头。

反对派的内忧外患大大削弱他们的政治能量。外患包括无法与民望不错的中央恢复对话，反而嫌隙日深;港人对反对派的不信任上升，令其社会支持基础萎缩;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港形象低落，对反对派所给予的支持作用有限，而事实上来自西方的支持亦有下降之势;台湾的民主发展在港的示范作用过去一直为反对派助拳，但近年来台湾的经验却成为反面教材。内忧包括反对派内各党派无法团结一致，反而暗中较劲;派内大佬与后辈在形势恶化的环境下利益争夺愈趋激烈;派内人士不断爆出贪污敛财的丑闻，打击了反对派的清誉;派内顽固势力与改革势力纷争不止;激进反对势力的出现加剧反对派的内耗;招收新党员成绩不理想等。

中央在2003年后明显调整了对港策略，大大改变了香港的政治生态。中央摒弃了回归初期的"不干预"政策，转而采取了"不干预但有所作为"的策略。中央的工作重点在于协助香港走向经济复苏，适时地宣布中央的立场以防止反对派有空子可钻，推动香港与内地在各方面的交往，提升港人的爱国意识，对反对派不予打压，但采取冷处理手法以免他们有"悲情牌"可打;协助爱国爱港力量的壮大和整合;尽力协助在外遇上困难的港人等。中央的策略有利于拉近它与港人的距离。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清醒的看到，不少港人对中国共产党和内地仍抱有抵触甚至逆反情绪，因此还会因为新情况的出现而演化为政治行动和风波。新特首梁振英的上台，被部分港人视为中央"直接"管治香港的象征。一时间各方面的"反共"意识又被调动起来，并借着不同东西(内地人权问题和香港推行国民教育)而化为政治行动，从而非常态政治又有萌芽之势。在2012年特首选举过程中，民生问题享有主导地位，但不旋踵政治议题重燃。新政府上台后恐怕在一段时间内要忙于处理一些针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课题。这便再一次说明香港走向常态政治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

结语

香港的政治从非常态重返常态，是一个颇为颠簸曲折的过程，即使在今天这个过程仍在进行之中，尚未完结，因此不少非常态政治的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时刻成为主要现象。尽管如此，随着香港的政治从非常态走向常态，中央、特区政府和各政治党派都正在不断作出部署以为应对。由于中央和特区政府在转变香港的政治生态上发挥主动，它们不但较能适应新政治局面，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驾驭局面。相反，反对派尚在痛苦地探索前路，且内耗内讧不断。

虽然就长远角度而言，反对派如果不能够改弦易辙，他们的政治前景是暗淡的，而爱国爱港力量则肯定前途光明。然而，就短期来说，由于过去近二十年来反对派是较得港人支持的政治势力，而爱国爱港力量长期因港人的反共意识浓厚而受到压抑，反对派所拥有的政治人才及其所享有的民望依然较爱国爱港力量为优。所以，纵使整体形势发展对爱国爱港力量有利，在民意和立法会地区直选方面，反对派在中期仍占有优势。

展望将来，爱国爱港力量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支持下，团结在以爱国意识为核心的新政治主张的基础上，逐步扶植能够代表新政治形势的新一代政治领袖，常态政治便可以较全面地取代非常态政治。与此同时，随着反对派中的死硬反共和亲西方的领导分子的逐渐淡出，主流反对派也会渐渐蜕变为温和改革派。他们虽然仍怀有一定的反共情绪和崇洋倾向，但会尽量避免与中央对抗，并会较多把政治活动局限在香港这个政治舞台之内。简言之，当反对派和爱国爱港力量都得到中央的接受，又愿意在"一国两制"框架之内运作，认同《基本法》的政制安排及发展路向，而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又是对经济、社会和民生议题的不同取态时，"一国两制"下的常态政治便就是香港的政治生态的代名词了。

人们一定会问，香港政治由非常态走向常态是否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当然，对此没有人能够给予确凿的答案。不过，即使香港日后再出现经济危机或对中央的信任出现问题，他们恐怕也不会把希望寄托予反对派，反而会从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和港人是中国人的出发点，以务实态度而非以对抗中央的态度处理难题。香港在常态政治下仍然会有不少矛盾冲突，部分甚至颇为严重，但过去恶劣的非常态政治局面估计难以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