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有关梁启超近代史人物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有关梁启超近代史人物论文篇一

《浅谈梁启超的宪政思想》

【摘 要】梁启超宪政思想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到君主立宪，转向开明专制，又从主虚君到护共和立宪。这看似前后矛盾又多变的宪政思想，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和理论知识的不断深入。在其“善变”的背后“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立宪政治的追求。

【关键词】梁启超;宪政思想;多变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其学术思想包括宪政思想，曾经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产生过剧烈的影响。在所有谈论梁启超的书中，几乎都会提到他的“多变”。无论是赞美还是贬责，对他的“多变”这一点，确实众口一词。康有为多次批评梁启超的“流质易变”，孙文也嘲笑梁启超的“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偶发呓语耳”。面对人们的质疑，梁启超坦然回答道：“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文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绝对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一、梁启超的宪政思想

对于梁启超宪政思想的演变，主要有“四阶段说”、“三阶段说”、“两阶段说”等观点。主要学者认为梁启超宪政思想发展的轨迹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追随其师康有为先生，积极参与变法，将希望给予光绪皇帝实现君主立宪政体，形成初步的宪政思想，内容比较单薄。

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的主要宪政思想是提倡兴民权、开明智、实行君民共治，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向国民宣扬变法，认为只有改良现行的官僚体制和人才选拔体制，才能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问题，维持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接触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从斯宾诺莎的“自然权利观”、卢梭的“人民主权观”、康德的“伦理学说和国家学说”到托克维克的“民主学说”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在日本期间，梁启超仍然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其思想日趋丰富和成熟，其思想逐渐变得更加激进，主张革命、共和。

第二阶段，戊戌变法失败后直至中华民国成立之际，梁启超流亡海外，大量接受了西方自查阶级的政治法律学说，他的思想，不断在“保皇”与“革命”之间挣扎，经历了由君主立宪而推崇民主共和并鼓吹过于开明专制、虚假共和、民主共和的曲折经历。

他原先也和康有为一样，热衷于“尊孔保教”，受到黄遵宪等人的批评，认为“孔教不可保”，他经过认真思考，接受了黄遵宪的意见，写《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提出脚步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报国而已。康有为坚持主张保皇，梁启超则与革命党互通款曲，大谈合作革命。

在海外期间，梁启超去了一趟檀香山，建立保皇会著有成效，他大力鼓吹自由，认为自由是“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写洋洋洒洒的万言长信，与康有为辩论。

第三阶段从中华民国的建立到最终退出政治舞台，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有国家主义的宪政思想向自由民主的宪政思想，思想在不断地丰富，开始关注市民政治，积极支持共和立宪。

民国成立以后，梁启超意识到，民主共和已成定局，君宪制说已无实际意义，于是思想上有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转变。梁启超成为真正的民主宪政的支持者。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甚至连他的恩师康有为也上了贼船，但梁启超毫不犹豫站在反对立场上，为捍卫共和，冒险犯难，奔走努力。

二、梁启超宪政思想变化的原因

梁启超一生具有争议，毁誉参半者，恒在一个“变”字。从保皇派到革命派，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立宪，只要梁启超认为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文化，他都要接受过来，毫无心理障碍。面对别人的质疑，他会很坦荡地说：昨天的我错了，今天的我才是对的。究其不断变化的原因，主要是：

(一)主观原因

梁启超是一个谦逊并且不断进行自我反省的人，他以自己的方式不断的追求富国强体的宪政模式。梁启超先生曾在《清议报》上发表文章，把日本政治家吉田松荫、意大利政治家加布儿喻为“善变之豪杰”，非常敬仰，认为“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在反省自身善变时，梁启超也常常以老师作为对比。康有为自称“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启超感叹说，康有为太有成见，他自己太有成见了。确实，康有为是30岁以后不变，梁启超一生百变。究竟哪一种人生更有价值呢?百年后的今天，把康、梁放在一起比较，答案已不言自明。

(二)客观原因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西方列强的入侵打乱中国原本的发展道路，带有强烈的救国思想的政治理念驱使着梁启超进行不断进行探索。在这种感情色彩的带动下，梁启超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宪政思想的研究带有不可避免的目的性和片面性。多变的时代造就了多变的思想，近代中国政治动荡、风起云涌，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曲折而又反复，他思想中的保守而又多变是历史的必然。梁启超希望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君主专制、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和国民性改造等基本主张，这是他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固有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希望通过秩序的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改变近代中国。梁启超流亡海外多年，使他能够经常接触新思想，同时他自身也具备善于接受和吸收新思想的素质，他又坚持参加中国的宪政实践，这使他的宪政思想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综观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善变”是其宪政思想的一大特色，因势而变，不断探索解决社会危机。诚如台湾学者黄克武所指出的，梁启超一生中吸收了东西方的各种知识，因而表现出复杂多变的面貌，但在多变的表层下仍展现出一定的不变之处，梁启超的不变是他一直寻找救国出路，作为一位宪政理论家和法学家，宪政思想是他一生的追求。

三、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启示

第一，正确对待中西文化。年轻时，梁启超极力推介西学，抨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要引进西学，必须先破中国几千年的古学。而破除之法，就在于引入西方文明，让中西道德结合，陶冶国民，铸造国民。他在流亡期间，创办译书局，致力于翻译外国书籍。他先后向国人介绍过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哥白尼等众多西方名人甚至包括马克思。诚如政治学家萧公权所言：“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梁启超的文字而受到启发。他不仅批评了中国人不接受西方文明、夜郎自大地认为西学源出自于中学的错误，而且批评了全盘西化者沉醉于西风，甚至抹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从而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的无知和自卑。对于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不应该忽视梁启超真知灼见，应该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从现实出发。

第二，宪政的实施离不开民众的参与。梁启超在当时提出令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的观点，指出“政治习惯不养成，政治道德不确立，虽有冠冕世界之良先法，犹如废纸”。宪政的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不但有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人的主观因素更为重要。所以，没有民众的觉醒和积极的政治参与，真正的宪政就很难实现。

第三，赤子之心。梁启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这样的人在物欲横流、功利至上的世界上，已成为了稀世珍品。梁启超在一个历史文化的转折年代中，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英锐之气，始终保有率直与天真的活力，并不失坚韧、开拓向上的精神，始终抱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情怀，“宇宙未济，人类无我”这句八字真言，并是他坚强的精神信仰。

在黑暗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为被专制奴役的人们点亮领航灯，他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他的宪政思想没有在中国的大陆上实现，但其毕生追求宪政思想为国家找寻出路的精神是留给我们后人宝贵的财富。解读梁启超的宪政思想要将其放在历史的大环境中，不能仅仅知人论势，扬弃他的思想，继承他追求精神是研究者的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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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嘉勋，李华兴.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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