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鸿篇巨著,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资本论的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关于资本论的学术论文篇一

《资本论》论中国

摘要：《资本论》的基本内容是论资本。它以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英国为背景，深刻揭示了包含在资本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从而阐明了资本主义随着内在矛盾的激化而必然灭亡的历史走向。但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参照物和例证，对当时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世界大国一中国也论及33处之多。主要有五个方面：(1)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稳固了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2)鸦片战争打开了进入中国的门户，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商品销售市场;(3)西方国家为了垄断市场在中国实施委托销售制度;(4)中国的小商品经济也加入到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中;(5)外国银行在中国汇票买卖中相互斗争。可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决没有置于马克思《资本论》创作的视野之外，中国和《资本论》决不是无缘的。所以，学习和研究《资本论》还须关注中国的社会历史以及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论述。

关键词：《资本论》;家庭手工业;鸦片战争;委托销售;汇票

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人都认同：《资本论》的基本内容是“论资本”。全部《资本论》数百万言都是围绕“资本”这一经济范畴展开分析的。马克思以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英国为背景，首先阐明了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继而分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并系统地揭示了包含其中的剩余价值规律，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性矛盾，历史性地得出了“剥夺者被剥夺”的科学结论，从而使《资本论》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圣经，工人阶级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时期，即1840～1880年代，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封建主义的经济关系还根深蒂固。那么，《资本论》和中国能有什么关联呢?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关注到中国了吗?并有所论及吗?为此，作者重温《资本论》雄文四卷，可以认真地讲：中国虽然不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未在《资本论》中系统地阐述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但中国一直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视野之中，他把中国作为研究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参照物。在马克思看来，关注中国在《资本论》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

经作者仔细核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中国的地方有33处之多。这是以论题为单位统计的，如果以出现中国字样为单位来统计那将更多。33处中，第一卷中有14处;第二卷中有5处;第三卷中有12处;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中有2处。在《资本论》全部33处论到中国的地方，其中在正文中论及的有8处;在引文中论及的有15处;在马克思写的注释中论及的有10处。

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还有3处不是正面论及中国，而是在假设推论中提到中国的。例如，马克思在第四卷第一册分析劳动性质时，写道：“还有这样的产业劳动部门，在那里，劳动的目的决不是改变物的形式，而仅仅是改变物的位置。例如，把商品从中国运到英国等等。”在这里，马克思虽不是确切指认“中国”，而只是假设例举“中国”，但也证明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想到了“中国”。所以，也可以把诸如此类的3处列人统计范围。这3处中有2处是在正文中出现的;有1处是在引文中出现的。如果将这3处列人统计范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和论述到中国的地方就有36处。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到了中国的哪些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分析认识这些问题，本文将作出概略的表达。

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稳固了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

在中国，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使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得以持续稳固。这种生产方式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以家庭经营为特征，以自给自足为目标。它抵御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以雇佣劳动制度为特征，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为运营轨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0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中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马克思还指出，英国人靠他们在印度拥有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通过他们的低廉的商品价格破坏了印度的经济公社，但是这种解体工作进行得是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因农业和手工业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中国的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成本特别是流通成本则是非常低微的。

中国传统的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为什么能顽强地抵御资本主义商业的冲击?除了别的原因以外，同广大手工业者迫于生存而形成的吃苦耐劳的韧性和主动服务的工作方式是分不开的。马克思通过在中国的传教士提供的考察资料掌握了最具体的第一手信息。他在《资本论》第四卷第三册中引述道：“最早的传教士在中国看到过这样的情况：‘那里的手工业者从早到晚在城里到处奔走，寻找主顾。大部分中国工人都是在私人家里劳动。例如，你需要衣服吗?裁缝便从早上到你家里来，到晚上才回家。其他一切手工业者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经常为了寻找工作而走街串巷，甚至铁匠也担着他的锤子和炉子沿街寻找普通的零活。理发匠也是……肩上扛着靠椅，手里提着盆子和烧热水的小炉子走街串巷。’这种情况至今在整个东方仍然是常见的现象，在西方世界也有一部分是这样。”

当然，马克思并不认为单纯依靠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的吃苦耐劳精神就可以抵御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浪潮，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科学与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强劲竞争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价值产品”和“产品价值”的区别和联系时，曾经说过：“虽然同量的劳动始终只是给自己的产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由劳动转移到产品上的旧资本的价值仍会增加。例如，一个英国的纺纱工人和一个中国的纺纱工人以同样的强度劳动同样多的小时，那末在一周当中他们会创造出相等的价值。但是，尽管有这种相等，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摇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别。在同一个时间内，中国人纺一磅棉花，英国人可以纺好几百磅。一个几百倍大的旧价值总额使英国人的产品的价值膨胀了，这些旧价值以新的有用形式保存在产品中，因而又可以重新执行资本的职能。”由上可知，中英两国工人尽管在相同的时间内，投入同样多的活劳动，可以创造出同样多的价值或者说价值产品;而在同样多的时间内，中英两国工人花费同样多的劳动所能获得的产品价值却大不相同，因为产品价值中除包括工人新创造的价值外，还包括工人在创造新价值的同时，通过具体劳动从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中转移到新产品中的旧价值，而转移过去的旧价值能有多少，要看工人使用什么样的装备和工具。装备和工具先进，能够转移的旧价值就多，装备和工具落后，能够转移的旧价值就少。但装备和工具是否先进以及先进的程度如何，是由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的。所以，在市场竞争中，科学技术具有重大的作用。中国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落后，所以，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就要受制于人，长期被人盘剥。 二、鸦片战争打开了进入中国的门户，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商品销售的市场

资本家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让工人生产更多的商品，而要生产更多的商品，就必须不断地把已经生产的商品销售出去，但要销售出去，就必须有市场。所以，开发商品销售市场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潜力都十分巨大。所以，开发中国市场就成为19世纪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梦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分析对信用的需求时，指出：“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英国商业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新开辟的市场，给予当时已经存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棉纺织业的发展以新的推动。”马克思还引用当时曼彻斯特一位工厂主的话，说：“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三亿人提供衣服。”也就是说，他们要满足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马克思接着说：“但是，一切新建的厂房、蒸汽机、纺织机，都不足以吸纳从朗卡郡大量涌来的剩余价值。人们怀着扩充生产时具有的那种热情，投身于铁路的建筑;在这里，工厂主和商人的投机欲望第一次得到满足，并且从1844年夏季以来已经如此。人们尽可能多地认股，这就是说，只要有钱足够应付第一次交款，就把股份认下来;至于以后各期股款的交付，总会有办法可想!当以后付款的期限来到时，——人们不得不求助于信用。”也就是说，信用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或者说，信用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还引用了名叫罗·加德纳的工厂主的话，说：“中国条约(指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引者)签订后，国内立即出现竭力扩大对华贸易的广阔前景，因此，除了现有的全部工厂外，又有许多大工厂专门为了做这种生意而建立起来，以便制造那种主要是销往中国市场的棉织品。”据统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棉纺织品充斥中国市场。1867年，中国从英国进口的棉纱为360万磅，比1855年的290万磅增加了70万磅;1867年，中国从英国进口的棉布为420万匹，比1855年的200万匹增加了220万匹，它们分别增长了20%和110%。与此同时，中国的大量白银或直接或换成茶叶不断地流往英国。

三、英国为了垄断中国市场在中国实施委托销售制度

为了大量倾销商品，英国垄断了同中国的贸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所谓原始积累”时，说：“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公司长期垄断了对印度的贸易，并且操纵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职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根据英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指出：“棉花危机时期机器的迅速改良，使英国工厂主能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立即又使商品充斥世界市场。到1866年下半年，布匹几乎就卖不出去了。于是商品开始运往中国和印度委托销售，这自然使商品充斥更加严重。1867年初，工厂主采取了他们惯用的摆脱困境的手段，把工资降低5%。工人起来反抗，并且宣称，唯一的出路是缩短劳动时间。”

英国工厂主为什么自己不直接在中国出售纱和布，并在英国出售从中国换回的货物来获取双重利益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信用和虚拟资本”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工厂主“为换取贷款而对印度和中国实行大量委托销售的制度。这种制度——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贷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

所谓委托销售(consignatio)，从字面上讲，是签字、书面证明的意思;从市场营销的意义上讲，就是在国外请相关机构代销自己商品的一种形式。具体运作是：出口商作为委托人把商品运往国外，交给作为代销人的外国商行的货栈，委托后者依照一定的条件代为销售。这就可以加快商品流通，扩大商品销售。但是，代销人为了保证商品持续供应，总是要在货栈里存些货。如果每个货栈都这样做，就会造成一种虚假需求，从而加剧了商品供应过剩，使社会再生产发生中断，导致大批工人失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小注(100)中，指出：“1867年3月，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由于英国棉纺织厂主的委托销售，又已经商品过剩了。1866年棉纺织业工人的工资开始下降5%，1867年由于类似的过程，普雷斯顿发生了2万工人的罢工。”恩格斯在这个注中补充道：“这是接踵而来的危机的序幕。”

四、中国的小商品经济也加入到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中

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档次、不同历史进程中的经济形态。小商品经济脱胎于封建主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它是为买而卖，目的在于满足自身的需求，最终将通过竞争分化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源于小商品经济的分化，它是为卖而买，目的在于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其最终结局是走向自我否定，走向灭亡，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代替。

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看来是难以相容的，但是，由于二者又有一些共同之处：一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反映不同时代要求的各种经济形式可能同时并存，因而两者有交往的共同空间;二是两者都要生产商品，甚至是生产同一种商品，因而，在技术上有协作交流的要求;三是两种商品经济都要流通，因而商品、货币在流通中就会交叉重合。

由上不难理解，中国的小商品经济会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循环和周转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阐述“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时，指出：“在产业资本或者作为货币或者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流通过程内，产业资本不论作为货币资本还是作为商品资本的循环，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时是商品生产。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农奴)，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从前在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它们总是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货币和商品相对立，既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时，也进入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循环，也就是说，进入商品资本的两个流通部门。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而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也就是说，小商品生产者的商品和货币想不加入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也是不可能的，它的加入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固有特征。 但是，小商品生产以及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生产方式，并不会永久地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作为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总是要排斥甚至摧毁一切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货币资本的循环”时，写道：“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任何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著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但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因而历史前进的道路也是曲折的，中国的小商品经济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是走向并正在走向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五、外国银行在中国汇票买卖中的斗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资本的“流通时间”时引用英国《经济学家》期刊上的有关文字，并写道：“1847年的危机，使当时的银行业和商业能够把印度和中国的汇兑习惯(这两国和欧洲之间的汇兑期限)由发票后十个月，减为见票后六个月;二十年来，由于航运的加速和电报的设置，现在有必要再把见票后六个月减为发票后四个月，或者作为第一步先减为见票后四个月。”

1870年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使欧洲与中国的航距大为缩短，从而使航运时间也大为减少。与此同时，1871年，由英国伦敦到中国上海的海底电线也铺设完成。由于海运通讯的改善，使贸易周转时间大为缩短，从而为外国银行在中国控制金融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由此，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在中国设立银行，展开了金融市场的竞争。

1865年4月，英国在香港设立了汇丰银行，这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外国银行。同年，除了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外，还在福州、宁波、汉口、汕头设立了代理处，继而又建分行。之前，即1845年，伦敦的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设立了分支机构。1851年，汇隆银行在广州设立了分行，接着又在上海等地设立了代理处开展业务，法国的法兰西银行想在巴黎和上海之间建立直接的商业和金融联系，以期改变中法贸易必须通过伦敦的被动局面。但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法国银行实难同在中国拥有星罗棋布的分支机构的英国银行相抗衡。

马克思在引用英国《经济学家》期刊上的有关文字时，还写道：“1866年7月2日，主要同印度和中国做生意的五家大银行和巴黎贴现银行发出通告说，自1867年1月1日起，它们在东方的分行和代办所只买卖见票后不超过四个月的票据。”具体说来，就是包括倡议者丽如银行和加入者麦加利、有利、汇隆、呵加刺等伦敦五家大银行和法国巴黎的法兰西银行达成共同协议，把中国和印度与欧洲过去习惯沿用的6个月到期的汇票缩短为4个月，它们不再买卖6个月到期的汇票，以减少银行的风险。但是，英国的汇丰银行抵制这一协议，它照旧大量收购6个月到期的汇票，同时又高价售出4个月到期的汇票，并由此获得了巨额利润，致使其他银行难以为继。所以，马克思说：“这种缩减的办法失败了，不得不再取消”六家银行原来达成的协议。显然，设在中国的汇丰银行在这场围绕买卖不同期限汇票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资本论》论中国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上边论及的若干方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对中国工人工资的低下、中国造纸业中的古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市场的营业欺诈、中国为西方国家工业生产提供原料，以及中国清朝官员为货币流通问题向皇帝呈送奏折等问题均曾论及。这一切再次证明了中国的商品、货币、资本、汇票以及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状况为《资本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佐证信息和某些思想材料。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决不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的视野之外，因此，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能不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也决不能不认真研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资本论》的主线是论资本，《资本论》的立论背景是当时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而只是说我们应该更全面地学习和研究《资本论》，不可忽略《资本论》中的中国因素。

关于资本论的学术论文篇二

《资本论》综述

摘 要：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于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有着不同的解释，所以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也就有不同的认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概括的说，就是唯物辩证法。全书的体系和结构，是一个科学的严密的整体。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自己也说过：《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

资本论三卷的内容分别可以概括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和利润。

关键词：资本论;劳动;价值;利润

一、《资本论》第一卷

列宁说过：“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马克思对整个《资本论》第一卷做了个总结，这个总结的内容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出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个人的以本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又以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对本身加以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是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重新同生产者结合起来，但已不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已有的成就―自由劳动者的协作，土地与由他们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的基础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研究经济现象的，即在它们的互相联系和运动中，也就是在矛盾的连续产生及其同时的解决中研究它们。商品从一开始就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细胞的形式”来考察的，也就是说，不是孤立地、而是作为整体的出发点来考察的;并且是研究商品的矛盾，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价值在交换中从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研究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货币中寻求解决，即寻求自己运动的形式。但是在这里商品和货币都不是作为孤立的物，而是作为价值表现的两极出现的。

二、第二卷

资本论第二卷要主要讲流通领域，但是应该把单纯流通和资本主义流通或资本流通过程分开。商品流通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商品流通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出发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商业―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流通时改造了流通，使单纯流通成为资本主义流通。流通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资本;一种特殊商品即劳动力也加入了流通了。使劳动力变为商品的生产资料同生产者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出发点，是所谓原始积累，而资本主义生产经常再生产这种分离。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再生产资本和资本家，而且再生产无产阶级，即再生产资本主义关系;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资本主义流通的客体，再生产资本主义市场。资本生产过程不仅以价值，而且以价值的运动、价值形式的交替，即价值从商品形式变为货币形式以及相反的更替为前提的。因此在分析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研究对象的资本生产过程以前，必须先分析商品流通或单纯流通。在第二卷研究的已经不是单纯流通，而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后者的分析只能在资本生产过程分析以后做;因为只有在那以后才能弄清资本的实质，弄清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才能提出资本流通问题，即提出“资本在反复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脱离的不同形式”更替的问题。

三、第三卷

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开始提出并解决一些新的问题，这卷最重要的是提出了马克思关于转化形式的学说，从作为转化形式的生产费用和利润的分析开始，马克思从这些最一般的生产价格也是最抽象的转化形式“上升”到比较个别和具体的转化形式，即到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平均利润的分解为企业利润和利息，再到额外利润的转化为地租。马克思就利润、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研究了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但只是从他们在市场表面上采取的那些转化形式来加以研究的。

在对第三卷的研究中，马克思采用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我们要按其具体情况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能只局限于分析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还要研究一种“实际运动”，这种运动中“资本以具体的形式彼此互相对立”，马克思不是单独地研究内容或者实质才去研究它们的表现形式。没有形式也就没有内容，没有内容也就没有形式。只是需要把比较具体的形式跟不具体的形式开来。利润就是比剩余价值更具体的形式，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式占有剩余劳动的表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不是一般的阶级关系，不是一般的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而是具有资本主义外壳的阶级关系。因此，只要这种外壳还未来具有他的全部多样性和具体性，那么，阶级关系也就还具有它的整个现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开始阶级关系的研究，而在第三卷中完成了这个研究。

四、总结

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不限于他的《资本论》，而是一个几乎囊括了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和方面的、无比宏大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了他的“竞争”、“信用”、“股份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以及“世界市场和危机”等学说。既包括了其“微观部分”，又包括了其“宏观部分”;既包括了对一国范围内的经济关系的分析，也包括了对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

马克思对其他经济学家批判的性质是这样的：当他为了系统发挥和系统地说明自己某种理论而论述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时，他往往很简略地或者着重指出他们对这种理论的贡献，或者着重指出他们在使马克思感觉兴趣的现象方面所产生的错误认识。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23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49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