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成功创业的企业家的经历总是让大家很感兴趣的，今天小编整理了著名企业家创业经历分享给大家，欢迎阅读，仅供参考哦!

著名企业家创业经历01：80后总裁朱春平:在路上的感觉真好

当同龄人还一脸稚气给父母要压岁钱时，他已经赚取了几万元;当同龄人还在抱怨兼职收入太低时，他已数钱数得手发抖;当同龄人还在为涨工资难而发愁时，他则带领着公司开始冲击纳斯达克市场。

高一做编程员：首单赚了8000元

朱春平1981年出生在杭州郊区一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充满了好奇心，遇到问题总是喜欢问为什么。那时候，朱春平还表现出极强的经商意识。当时外公村子里有很多绿石头，看上去像玻璃一样，闪闪发亮，十分好看。朱春平每次去外公家里玩的时候，就挑拣一些好看的绿石头，拿到自己村子里与其他小朋友换电动机、电动车和剃须刀等小东西。

初中的时候，朱春平已经开始接触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事物，游戏机、小霸王学习机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真正接触电脑是在初三那年，那个时候，电脑少，只有大单位才有。所幸的是，朱春平一个叔叔在中学当老师，学校里有电脑，借助这个机会，他第一次认识了计算机。当时谁也没想到，朱春平一碰计算机就再也离不开它了，直到今天。

学校白天使用电脑，朱春平就趁晚上没人用的时候去“摸摸”。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电脑上画画、写字，有时候还玩玩俄罗斯方块游戏。随着时间的推移，朱春平对电脑越来越熟悉，并且越来越喜欢。在这期间，他也阅读了一些简单的电脑编程方面的书。

就这样，朱春平开始在电脑上学编程了。边学习边实践，朱春平的编程水平提高很快，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为学校里编一些数据、成绩单、档案馆文件查询、排课等方面的程序。

初中的经历没有浪费，在上高一的时候，朱春平在学校里已经是小有名气。一天，一位老师给他介绍了一笔业务，为临安茶城开发一套人事、资产管理系统，老师为负责人，朱春平为助手。

忙了两个多月，企业给朱春平的老师3万元，老师给了朱春平8000元。收到钱的那一刻，朱春平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而当时绝大多数同龄人还在给父母要生活费。

大二做小电影：月收入超20万

高三那年，同学都拼命地做习题、复习功课，而朱春平却把大部分时间耗在了电脑上。那时候学校都统一上晚自习，而朱春平则常常溜出去，沉浸在电脑世界里。当时能考入大学是老师和家长一致的目标，而朱春平“不务正业”一心玩电脑，这逐渐引起了老师的“关注”。

老师一走进教室，首先看看朱春平在不在，如果不在，就让学生甚至自己去“捉”他。大家都知道他就在宿舍玩电脑，不会去其他的地方，结果一“捉”一个准。

有一次，朱春平在宿舍玩电脑上了瘾，老师走进宿舍他都浑然不知，玩到兴奋处，他哈哈大笑，前仰后合，而此时老师已经在他面前站了好几分钟了。

朱春平不好好复习功课，一心玩电脑的事情终于传到了父母的耳朵里，曾经有一段时间，父母“没收”了他的电脑。

实际上，朱春平当时玩电脑不仅仅是玩游戏，他还有自己的打算：要开发编写出比书本上更好的程序。

由于有自己的目标，朱春平对当时能否考上大学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没有精神压力，他复习功课的效果则异常的好。当高考成绩下来的那一刻，老师同学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经常不上自习课的朱春平能考上浙江大学计算机系。

2001年9月份，朱春平入学了，在这里他认识了更多的计算机高手，有的对电脑硬件了如指掌，有的对编程则胸有成竹。

而这一年美国互联网泡沫达到顶峰，浙大校园里也弥漫着互联网的狂热气氛。在当时，只要有人创建一个英文网站，并且将其炒热，马上就有美国公司出钱来收购。朱春平周围不少同学都通过这种方式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有的成了百万富翁，有的甚至成了千万富翁。

朱春平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走这个“平常路”，他灵敏地嗅到了另外一个巨大商机。他在学校发现，很多同学都喜欢看娱乐视频，但是那个时候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娱乐视频不太容易找。朱春平就想，如果自己能提供类似产品，也一定会火。

于是，他就跑到一些音像店里，买来一些电影和娱乐视频碟片，通过技术将其转换成网上娱乐视频。然后，他找到了TOM网站浙江办事处。

TOM网站是华人首富李嘉诚控股的企业，2000年3月在香港上市。2002年，大陆还没有比较强势的门户网站，在这种情况下，TOM网站一头独大，其业务蒸蒸日上，气势如日中天。

朱春平向TOM网站提出了共同做娱乐视频的意向。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自己提供视频内容，并研发一个程序，TOM网站就作为一个平台，用户在这个程序上输入手机号码，就能看到电影内容。然后，系统会从消费者手机卡中自动扣除相应费用，用户交纳的费用由TOM网站和朱春平按照一定比例分享。

TOM网站合作方很快就传来了总部的消息，可以合作。就这样，大学二年级开始，朱春平开始做起了娱乐视频业务。

由于当时娱乐方式比较少，娱乐视频业务十分火爆。当时每个客户包月30元，朱春平可以分得4.5元。照此计算，在双方合作的半年时间里，朱春平每月收入均在20万元以上。

那个时候朱春平还在校园里读书，每月他数钱都数得手发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朱春平见自己赚钱赚得这么快，心里都有点害怕，恐怕哪一天出事。

大三做“家校通”：为他人做嫁衣

2003年，朱春平灵光一现，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程序架构图，即通过计算机语言将学校里学生的成绩、生活情况等反映到家长手机里，而且可以批量性传达，而家长也可以将想要了解的信息反馈到学校老师那里。实际上，这就相当于给学校和家长提供了一个沟通的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家长能及时了解到孩子的状况。学生都有一张校园通卡片，学校门口则有一个检测仪，当学生走进或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家长手机都能收到孩子已经安全走进或走出学校的信息。如果家长想要了解孩子其他的情况，就发消息到学校，如果这样的家长多，学校就统一将孩子的情况发布出去。

而这一系统也给学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学校发布学生成绩时，家长不用给孩子要考卷(如果小孩考试成绩不理想，他不愿意把考卷交给家长)就能知道自己孩子得了多少分;而学校要开家长会时，老师只需要发一条信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能收到，个别没有申请这项业务的家长，老师再打电话通知。

朱春平简单调查后发现，这一业务深受家长推崇。随即，他开始日夜兼程地研发。不久系统下线，朱春平给这套系统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家校通”。朱春平的盈利模式很简单，家长申请“家校通”业务，包月15元，利润由朱春平与运营商按比例分享。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只要运营商愿意合作，学校愿意接受，就万事大吉了。他马上找到了杭州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运营商商量合作。

本来以为运营商会很爽快地答应，但是朱春平错了。他每次去找人家谈，这些富得流油的部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每次谈判，他都被带到会议室，要给这些人讲，合作能给对方带来什么，能带来多大的利润，那阵势像是审讯犯人一样。

不过这都是形式，是表面现象，最重要的是他当时根本不懂“潜规则”——要给相关负责人好处。

后来，他懂得了潜规则，但每次送东西的时候，人家都会很紧张，因为他都是送一些比较大的东西，比如礼品、月饼等，他提着一个大箱子在人家公司走廊里一等就是半个小时，这让对方十分难堪，周围的人也都用冷眼看他。

后来，朱春平发现了一个规律，他看到那些人长得肥肥的，穿一身像模像样的衣服，再拿一个公文包去送礼十分容易。就这样，他后来送礼不再送很大件的东西，就改为购物卡、电影票、优惠券等。

那个时候，朱春平还是个大三的学生，瘦瘦的，为了不让对方看出自己公司的“底细”，谈判的时候，朱春平就说自己是公司的技术员，这样别人以为他老板很有来头，就不会太轻看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朱春平说服了运营商，然后又开始找学校。而学校比运营商更难说服，因为运营商能赚钱，一般都会答应，但是学校不以营利为目的，仅仅能赚钱，未必能答应。同时，还有很多学校担心，这样会增加学校老师的负担，甚至还涉嫌乱收费。

找了很多学校，朱春平都碰壁了，就在绝望的时候，一个熟人给他介绍了杭州外国语学校。这是杭州的一所贵族学校，这里的家长们更关注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学校校长也十分开明。

朱春平不停地“游说”，同时加上熟人的帮助，校长终于答应朱春平，可以试试他的产品。就这样，朱春平的“家校通”终于走向市场。看到杭州外国语学校做，其他的学校也开始慢慢接受了朱春平的项目。产品已经打开市场，2004年，也就是朱春平大四那一年，他用做小电影赚来的100万元注册了杭州万蓝科技有限公司，专门做“家校通”业务。那时，朱春平也把自己的QQ签名改为“‘家校通’之父”。

然而他高兴的太早了，“家校通”业务虽然新颖，也受到部分家长和风投的追捧，但当时更多是家长不理解，学校也认为这将给老师添乱，媒体也不认可。朱春平花掉了100万元，业务也没有大的起色。2005年，也就是朱春平毕业后的第一年，他的公司被杭州上市公司浙大网新用5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

现在浙大网新“家校通”有300多万家长用户，每户每月9元，仅此项业务，浙大网新每月营业额达2700万元，净赚1000多万元，但是这一切与朱春平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毕业做国际通讯：覆盖180个国家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卖了公司之后，朱春平看着自己亲手创办的业务，成了别人赚钱的工具，伤心极了。二月天的西子湖风情万种，而在他眼中却全然失色。

做惯了老板，再去做打工仔，朱春平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酸甜苦辣咸一起涌上心头。同时，很多招聘单位一看他以前做过老板，都认为他待不长远，就直接拒绝了他。

最后，杭州一家电力公司“收留”了朱春平，让他做工程师，年薪30万元。主要开发远程看电表的程序，就是电力公司不用再派出员工，在公司就能看到用户的电表数字。这是一项很新的技术，但朱春平在那里待了三天就不去了。

公司是早上10点上班，晚上12点下班，压力很大，朱春平看到那里的工程师都十分憔悴，好几天都不洗头，衣服也脏兮兮的。最终，让朱春平离开并不仅仅因为这些，是因为安徽一家做“家校通”的公司。

当时，安徽这家公司刚刚接触“家校通”不久，很多技术问题自己不能处理，于是就找到了朱春平。朱春平手到擒来，很多技术难题在他这里都迎刃而解，于是这家公司就聘用朱春平为工程师，有技术问题就来找他，月薪是1500元。经历一年多的彷徨之后，2007年，朱春平又嗅到了商机，他又开始创业了。

一天，朱春平在和深圳公司中兴一位管理层聊天时，对方向他倾诉了在非洲不能通话的烦恼。朱春平听后一振，马上嗅出了其中的商机。此时，朱春平有经验、有技术、有人脉，同时还有了项目。于是，他马上注册了浙江万蓝有限公司，为非洲一些国家做起了对外通信业务，同时也为国内企业开发一些软件。而迄今为止，朱春平的国际短信业务已经覆盖到全球180个国家的800个运营商网络，为中国和国际运营商提供运营平台及SMS点对点落地服务、语音漫游服务、漫游服务等。

现在做“统e省”：欲超越支付宝

看朱春平做得有声有色，浙江一家投资公司欲给他投资，而朱春平也苦于资金短缺，难以发展壮大。就这样在2009年，双方注册1000万元资金，合作成立了浙江新万蓝科技有限公司，朱春平任公司总裁，而这一年他仅仅28岁。

由于工作原因，朱春平经常在外面应酬，但是他发现自己要找一个满意的饭店吃饭很不容易，至于饭店有什么优惠活动之类的就更知之甚少了。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有一天，朱春平突然想起了一个运营模式，那就是“统e省”。

此项业务很简单，就是做消费者和商家的“桥梁”。朱春平开发出一套系统，商家将自己打折优惠的信息提供给公司，公司这些信息以及电子优惠券发送到消费者手机上，消费者可以凭电子优惠券享受到商家优惠。

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实际效果，吸引了风险投资公司，2009年5月18日，瑞典投资集团在杭州宣布投资6500万美元，协助朱春平发展此项目。有了资金的支持，朱春平更有了底气，他想让这项业务在今年正式上线。目前，朱春平和他的团队正在为这一项目招商，就是让各个地方的代理商去发展当地的商家和消费者，然后再与新万蓝分享利润。现在全国各地已经有40多个代理商成功加盟。

实际上，这样的业务市场上已经出现，比如微软中国等公司也在运作，但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铺开。朱春平要在其他公司还未成型的时候，就占领市场。

对于未来，他的目标很简单，一是希望“统e省”交易额超过每年近3000亿元的支付宝，二是希望公司能通过此项业务，在未来2～3年内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著名企业家创业经历02：一个必读的著名企业家创业故事——万达王健林

王健林具有很强的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和房地产开发建设方面有着独到的建树。在他的带领下，万达集团经过十六年的发展，形成以住宅房地产、商业房地产为两大支柱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翻开万达的创业史很容易发现，这是一个总能“快人半拍”的企业：在大连率先从事旧城改造，在东北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造，在全国率先参与足球也率先退出足球，在地产界率先开创了“订单商业地产”模式，率先尝试“房地产信托基金……总是快半拍最终让这个曾濒临破产的区办小企业成长为今天资产超百亿的地产巨头。

率先尝试旧城改造

1988年，是万达的创业元年。这一年，王健林从大连市西岗区政府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请缨“主政”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一个欠债149万元、濒临破产的企业。

此前半年，王健林刚刚从部队转业落户大连，那个时候的他对房地产行业还非常陌生，然而，这个“门外汉”却很快选择了一个同行前辈不敢或者不屑于的项目：旧城改造。“拆迁回迁问题杂、成本高，没人愿意干，我们是大连的第一个”，实际上，万达也没有别的办法，那个时候开发项目要“配额”，万达拿不到，而旧城改造能得到政府的支持，“想开多少给多少”。

在当时大连市政府南面，有一个“棚屋区”，很不雅观，领导对前来跑“配额”的王健林说：就这里，你想开发多少都行!然而，回家一算成本，每平方米的造价正好是当时大连的最高房价1200元，难怪没人愿意干!

“那我们就多卖几百块钱呗!”初涉商海的王健林还是决定一搏，结果大获成功。“棚屋区”被改造成大连今天著名的“北京街”，“800多套房子，一个月就卖完了，一下子挣了一千多万!”

“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就是做了几点创新，一是推出130多平米的大户型，二是在北方率先设计了明窗大厅，三是采用了铝合金窗。”多年以后，王健林轻描淡写回顾当年的成功。

东北股改示范企业

尝到甜头的“开发公司”开始将改造当成自己的“主业”，当其他同行回过神来的时候，王健林已经成了改造大连旧城区的“专业户”。

“确实挣了不少，钱哗哗的来!”今天的王健林说起那个时候，依然兴奋。然而，那时的他却苦恼随着利润而来，原有的旧体制根本无法让企业展开手脚。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为了辞退两个“霸道”的司机，王健林最终要跑到市领导面前以辞职“相挟”，才能办到。而王健林心里最不能忘的，是那次员工集体“公费旅游”事件。

“员工跟着我连续埋头干了两年多，第三个五一节，大家提议平时加班加点却不能加工资，能不能出去集体旅游一下，我想那也是应该的啊!”于是，包了几辆大巴，到一个景点，大家开开心心过了个周末。然而，他们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举报已经到了市纪委。节后上班第一天，王得到消息，给他的处分是“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最终，在区纪委求情下，免去处分，但“每名员工必须把公费200元补回来”。

这件事情对王健林打击很大，迫使他开始关注企业制度问题。1991年，当国家体改委和大连市体改委准备在大连选择三家企业作为东北首批股份制试点企业的时候，许多人都不愿意干，王健林却积极申请了，并成功争取到了名额，从而在企业制度改造上，在整个东北先行了一步。几年后，原有的国有股份彻底退出万达，王健林开始持有万达股份，真正成为了一名商人。

进退足球都是第一

万达发家于地产，但扬名于足球，直到今天，许多人还认为万达是一家“体育公司”。进入足球，万达抢了全国之先。“1994年，大连市体委主任找到我，说国家想搞足球联赛，我也算个著名的球迷了，所以就干了!”中国第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万达足球俱乐部因此成立。

很快，足球联赛在国内风风火火热闹起来，万达成了最大赢家——六年夺下四个冠军，创下连续55场不败纪录，大连万达也开始闻名天下，品牌知名度位居全国第五。

数年之后，王健林又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第一个退出足球!“六年我们总投入了3个多亿，收回1亿多，净投入两个多亿，”但是王健林认为，让自己退出足坛的绝不是钱，“一年几千万，我花得起，但是把名声搞臭了，我就赔不起了!”

在国内足坛因为黑幕、黑哨、假球、赌球等而“搞臭”的前夜，2000年，大连万达彻底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现在看来，我们走的恰是时候!”

2014年，王健林重返足球。1月21日，当选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顾问。近期，王健林将向马竞俱乐部注资至少5000万欧元，获得该俱乐部20%的股权，王健林将享有经营管理方面的决策权。

首创订单地产模式

退出了足坛，王健林将万达的精力全部集中到了地产上，很快，一种新的商业地产模式在他手里出现了：先找沃尔玛等商家签租赁合同，然后再盖商场，以降低商业风险。王健林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订单商业地产”。

“第一次上门跟人家说，一口就被拒绝了，慢慢谈，一次一次上门谈，整整花了一年。”王健林为了说服沃尔玛，他上门跑了几十趟，对方才同意“试一试”。

于是，王健林便将自己的完美构想让沃尔玛实实在在体验了一把：选定了地段优先告诉沃尔玛，然后根据沃尔玛的需要协商设计方案，以最快的速度如期交付使用。“实际上，沃尔玛也很希望能有这种模式，只是以前地产商们都没这么去干。”万达在一年之内让沃尔玛在全国6个城市试了六次，结果美国百胜、新加坡百胜等10多家全球连锁企业也加入了“合约”，“订单地产”模式正式形成。

更重要的是，这种稳定的营收，让王健林得以开始另一步“先招”：将订单商业项目打包，送到海外融资。“很快、马上就会有了结果了!”，王健林说，现在是“静默期”，具体内容不能说。

据透露，万达已经将手下现有的多个商业地产项目打包成“房地产信托基金”形式，准备于近期在香港股市上市，在此之前，来自全球著名投行澳大利亚麦格里银行的30亿人民币定向私募已经完成，之后公开的募资额度将高达10亿美元，如获成功，这将成为国内民企上市融资的最高额度。

回顾王健林的创业史，“快人半拍”其实就是他敢做敢想、敢打敢拼的风格在商海中的成功上演，正是靠着十几年持续的“快人半拍”，王健林的地产帝国像滚雪球一样日益壮大，并且滚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著名企业家创业经历03黄恺：三国杀“杀”进福布斯

黄恺的低调早有耳闻。但当这个来去匆匆的高瘦男孩，端着纸杯子出现在记者面前时，还是让人觉得意外：一件紫色的横条毛衣(如果留心注意，他曾几次穿着这件衣服出镜接受采访)，随意裹在身上的宽大棉服、运动鞋、凌乱的发型……如果在街上遇到，一定以为他是中关村某公司做IT的。谁能想到，这个表面上毫不起眼的年轻人就是三国杀的创始人，如今，他更是登上了《福布斯》中文版三十岁以下创业者的榜单。

提起自己这次上榜，黄恺显得十分平静：“我的宣传通知我，我要被选进《福布斯》榜单了，也没人征求我的意见，反正我觉得周围也没人看这个。”

采访中，他时而自信，谈到“游戏是一门艺术吗”，他笃定地说，“当然是，游戏太是艺术了，和创业家比，我更承认我自己是艺术家”。时而感性，“我最近看《源代码》，在电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时而和记者辩论起“达芬奇是个感性的人还是理性的人。”但更多的，是他在采访过程中几乎一直保持着的“云淡风轻，处变不惊”的状态。

每个问题，他都会思忖良久后慢慢作答。他会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突然思维跳跃，然后又不留痕迹地绕回主题。只有在谈起他面前桌上摆满的桌游产品时，他才略显激动，语速加快。

然而这样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却总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面对不想回答的问题，他会巧妙地绕开、推回并反问记者;问到创业初期的艰难，他会问宣传：“哎，我不记得了哎，你说，我有过什么艰难啊?”当记者让他用一个词评判自己，他会说：“我很少评判自己，你看见我是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最后拗不过，只得说，“如果非要贴一个标签的话，我觉得低调可以算一个吧”。

的确，低调如他。就像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三国杀，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它背后的黄恺一样。

“他们不让我玩电子游戏，那我只好自己做游戏玩。”

如果说“天分”这个概念真实存在的话，黄恺一定是有桌游天分的。10岁，在大多数男孩子还在外面灰头土脸疯跑疯玩儿的时候，黄恺已经开始自己做游戏了。因为父母是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所以对黄恺管教很严不让他玩电子游戏，甚至把他的漫画都封起来禁止他看。在硬件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黄恺自己做了很多桌面游戏。他在纸上画地图、画小人，在地图上打仗。这个游戏被他周围几个比较铁的哥们儿从小学一直玩到初中。

上了高中，热爱游戏的黄恺就给自己定了个小计划：以后一定要考个和游戏相关的专业。但那时国内还没有游戏专业。直到高考时，他发现了传媒大学新出的游戏专业。“就好像被提醒了一样，那个专业好像远远地告诉我，这就是我想要的，很宿命的感觉。”

“三国杀有很多优势是杀人游戏没有的。”

如愿上了自己从小就喜欢的专业，黄恺开始寻求更广阔的桌游领域。在网上，他了解到了国外桌游的发展，于是主动寻找国内桌游的门路。“但在国外桌游发展的几十年期间，国内是一点都没有发展的。”阴差阳错间，黄恺在大二的时候去了西直门的一家桌游吧，“那有可能是全国最早的桌游吧了”。在桌游吧里，一小撮人玩着国外的桌面游戏，这个场景让黄恺感触颇多。“我当时在想，有没有一款桌游的题材和概念是可以让中国人方便接受的，不会像国外桌游那样难以领会。”

2000年时，杀人游戏在国内开始流行起来，但到2007年以后，逐渐开始没落。黄恺看着杀人游戏从辉煌到衰败，看着很多“杀人”吧经营不下去，一家家关门，感触良多。“我当时觉得这个游戏不那么耐玩，也有很多局限性。接触了很多国外桌游后，我想设计一款可以改变杀人游戏的局限性，又可以融合本国特色的桌游。”

然而“三国”的题材也不是黄恺一开始就确立的。他之前想过很多题材，甚至想把大学同学、老师、教导主任都作为角色编到游戏里。“但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类似的想法蹦出了一个又一个，随着想法深入后又不断被否决。就连想到三国的题材后，也经历了漫长的设计过程。”

“三国杀淘宝店的最佳客户就是杜斌。”

一开始把自己做的三国杀放到网上去卖，黄恺只是想赚点零用钱而已。“最开始的两个月只卖出去一两套，但是第二个季度就能达到十几、二十套。那段时间的发展速度是比较惊人的。”

黄恺实话实说，这样的好销量一开始是没想到的。但他有一种直觉，一定还有很多像他一样喜欢桌游的人会接触到并喜欢上他的产品。

的确，黄恺做的手工三国杀在淘宝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累，玩的人越来越多，清华、北大、广院的客户纷纷反馈，说非常喜欢这个游戏。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游卡桌游的CEO杜斌了。

杜斌当时在清华读博，因为一个瑞典朋友，也接触到了桌游。为了了解国内的桌游情况，他随手在淘宝搜了一下，结果搜到了黄恺的三国杀。而后杜斌和黄恺一拍即合，成立了桌游创意公司。

本着对淘宝累积销量的反馈，黄恺清楚地认识到，在现有环境下做桌游创意，前景还是不错的。“反正投入的也不多，就算是小小的冒险，也不会赔掉太多，还有很多后路可以走的。”于是在租住的小房子里，黄恺、杜斌和相熟的三四个同学组建了“游卡桌游工作室”。

“每当产品做出来时，就觉得当初的争论其实没那么重要。”

提起最开始创立工作室的日子，黄恺回忆起来都是满脸的笑：“那个时候最欢乐的就是，大家每天混在一起，出了游戏测试，就都凑在一个小屋里玩儿。包括给我们做卫生的阿姨，那时候也玩得很不错，现在已经是我们公司管库房的资深员工了。”

一直到2008年夏天，加入工作室的人越来越多，杜斌和黄恺终于决定成立公司。但人多的地方就有江湖，黄恺和他的公司成员们经常因为概念或者意见不同引发争执。“因为桌游这个事物太新了，大家都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观点，所以就从讨论，到针锋相对，最后演变成唇枪舌战，甚至会闹一些情绪。但是最后肯定会做一些让步，多半是我让步。”黄恺说完大笑。“因为我有我的理念嘛，我会在一些非常细微的细节上较真，比如我之前接触国外桌游比较多，国外都是顺时针进行，但大家都觉得可能逆时针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就是这些小细节，我们都会为自己心目中完美的想法去争论。”说完后，黄恺顿了一顿，补充道：“都是为了游戏。”

“躺在床上大脑供血量多一些。”

身为游卡桌游的创意总监，黄恺的大部分工作是设计好玩的游戏。最近，他也遇到了压力。“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国内没有人做的，就算在国外，这种以一个公司的形式研发桌面游戏的模式也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客观原因，黄恺经常要在游戏的产品质量和出品时间之间做权衡，做妥协。“肯定是要有一些取舍的，如果我因为一些事情较真，肯定会影响产品的运作周期。”提起这些不得已的情况，黄恺满脸无奈。

“我习惯于把很多问题自己憋着想，很少和别人讨论，可能我老觉得这个问题我自己一个人能搞定。”提起自己事业的坎坷，黄恺不得不老实承认自己的处事方法，“如果自己实在想不出来，要么放弃，要么找另外一条路，但就是很少拿出来和别人说。”

“那你灵感枯竭的时候怎么办?”记者问。“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慢慢想，因为躺在床上大脑供血量比较多一点。”说完黄恺又忍不住笑起来。

“其实桌游最主要的标准就是能玩。”

现在，黄恺手下带领着四五个设计师，在开发新桌游的道路上奔波。现在市面上的桌游产品黄恺也会关注，但是“一些原创的桌游时间都还不够长，都是这几年刚刚做出来的，需要市场和时间的考验，还有很多都有点急功近利了。一款游戏，如果只是为了一个比较古怪的题材，而忽视了游戏内涵、美术、产品包装，这样的游戏是不行的。但是也有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比如《风声》，我自己就很喜欢。”说到桌游产业，黄恺侃侃而谈。

“衡量一款桌游，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要公平。”黄恺的公司有一套衡量游戏的标准，每出一款游戏，他们就要按照标准严格打分。“分数比例最高的是包装和产品美术设计，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直观的东西，能让玩家一眼就喜欢。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游戏的平衡性和公平性，这也是让玩家持续玩游戏的根源。剩下的比例都不太大。”

“但是每款游戏都有自己的饱和度，三国杀、网游都是这样。”谈到今后桌游的发展趋势，黄恺有自己的担忧，“而且桌游这个圈子现在很小，除了三国杀，其他游戏的流行程度都不太大。”黄恺说，自己要在三国杀的品牌上，建立更多的游戏，让三国杀成为桌游的桥梁：“我要利用群聚效应，让不玩桌游的人通过三国杀接触桌游，再让已经接触桌游的人多玩一些不同类型的游戏，试着做到让大家不会对某个游戏产生厌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