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业组织理论关于市场结构与产业竞争力的研究范式及其缺陷

一个国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指这个国家的产业与其他国家同类产业相比所表现出来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为较高的市场占有率、盈利率和技术进步率等。新古典经济学从产品的同质性假设出发，把企业的竞争归结为单纯的成本—价格竞争，并认为较低的产品价格是决定企业市场占有率，从而也是决定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据此可以推断，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利于竞争力提高的市场结构，而垄断市场则不利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产业组织理论放松了产品同质性假设，引入产品差别化因素，并把产品质量、品牌、规模、技术创新、售后服务与企业策略性行为等非价格因素看做是形成不同市场结构，进而决定相应市场绩效的因素。产业组织理论的市场绩效一般通过市场占有率、盈利率等指标来体现，这些指标也恰是衡量一个产业的竞争力水平的指标。由此，就可以将市场结构与产业竞争力联系起来。由于产业组织理论在理论基础与分析范式上仍与新古典经济学保持一致，因而其所得出的结论仍然是竞争性市场结构最具效率，而包括寡头垄断在内的垄断市场结构，则将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和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不足，从而不利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这里，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逻辑和分析范式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只注重企业外部市场竞争效率而忽视企业内部组织效率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逻辑一样，产业组织理论仍把企业看做是不存在内部结构的“黑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或产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企业市场竞争行为，包括市场价格行为和非价格行为。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其效率体现被完全忽视。然而，当今在各个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对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大企业一般都具有复杂的内部组织结构，并且多数是市场交易内部化和内部运作市场化同时并存的复合体企业，如企业集团、纵向一体化组织、外包制企业、跨国公司以及网络经济条件下的战略联盟和虚拟企业等。这些复合体企业组织形式规模巨大，内部组织结构复杂，管理效率和交易成本节约效率十分明显，并对所在产业的竞争力具有显著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在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范式中是难以被认识到的。

2.只注重静态竞争效率而忽视动态竞争效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竞争概念忽略了竞争活动的动态性，忽视了竞争过程的重要性，对竞争活动的动因只作了肤浅的讨论”（德姆塞茨，1991）。这种对竞争的静态认识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经济学假定技术和消费者的需求是已知有关。在静态市场中，价格（产量）成为企业决策时的主要选择变量。以这种认识为基础，产业组织理论进一步将竞争与垄断简单地对立起来，在肯定完全竞争效率的同时，把垄断与低效率等同起来。事实上，这种认识是“建立在静态分析上的，从长远看，适度集中的市场结构对竞争和技术进步可能更为有利。有的美国经济学家一直强调，应该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反托拉斯法中的效率概念”（汤敏、茅于轼，1999）。熊彼特也把竞争看做一个动态的过程，并认为竞争的这种长期动态效率远比传统理论所强调的在每个时点保持的资源最优配置的静态效率更重要（熊彼特，1979）。从动态角度看，寡头垄断市场结构本身就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同时它又蕴含着超越单纯价格竞争的更高层次的竞争，尤其是在技术创新能力和国外市场开拓能力方面的竞争，这种动态竞争效率正是这种市场结构有利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所在。

3.只强调竞争效率而忽视垄断与合作效率

产业组织理论从其特定的研究逻辑出发，把竞争与效率相等同，而将垄断当作低效率的代名词。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事实上，并非一切竞争都是有效率的。典型的如分散竞争或过度竞争就是一种降低经济效率的竞争形式。近年来，中国某些市场上的价格战也是一种过度竞争形式，尽管它可能促进了企业经营能力的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同时也造成产业利润率的下降，甚至造成全行业亏损，从而导致产业竞争力的下降。因此，一味地强调竞争效率是片面的，竞争强度更不意味着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至于产业组织理论所推崇的完全竞争，由于它不能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不利于企业进行有效的技术创新等，因而很难称得上是最有效率的。至于垄断，一概称之为低效率是武断的。这里首先需要区分垄断结构与垄断行为。一般所说的垄断低效率多是指垄断市场行为，反垄断也主要应是限制这种垄断市场行为。至于垄断结构，笼统地称之为低效率是不符合现实的。垄断市场结构未必一定导致垄断市场行为，从而垄断市场结构未必是低效率的。至于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往往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等效率效应联系在一起。倘若笼统地反对垄断，无视垄断市场结构的效率，人为地限制企业规模，将不利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现，不利于实现重大技术创新，从而不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历史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长期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的英国工业被美国和德国超过，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英国工业大企业相对于美、德工业大企业发展的滞后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并直接对美国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集中的产业组织政策，使其钢铁、汽车、造船等重要行业的大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以至于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指责政府执行了过严的反托拉斯法，限制了美国大企业的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使美国的产业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绝对竞争优势”（汤敏、茅于轼，1999）。

在市场结构的演进过程中，企业市场除了竞争与垄断关系外，还存在企业合作关系。而产业组织理论把企业市场仅仅归结为垄断与竞争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将二者对立起来。实际上，追求合作也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个行为选择。对于合作的效率性，现代博弈论已通过“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等模型给出数理上的证明。现实中，大量合作型企业组织的出现，大大突破了产业组织理论关于企业市场关系的“二分法 ”（垄断与竞争）分析范式。布登堡和纳尔巴夫进一步认为，企业由以往的抢夺市场、锁定顾客、用低价促销打败对手等利己性竞争，变为共同开拓与创造新市场，合作进行研发活动，共同使用资源等合作性经营，代表了企业未来的经营观（Brandenburger、Nalebuff，1996）。

二、中国市场结构调整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新平台

1.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寡头垄断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全球统一市场逐步形成。与此同时，各国对全球市场份额的争夺也日趋激烈。各国企业为了争夺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纷纷通过内部扩张、横向并购和强强联合等形式，迅速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以获取市场垄断地位。许多国家的政府也相继放松反垄断政策的执行，甚至由政府直接进行积极的干预，支持本国企业抢占海外市场。1997年美国轻易通过在以前根本不可能被批准的波音对麦道的收购，2001年又做出不再分解微软的决定，都表明了美国政府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中对本国垄断大企业的重视和支持。

按照新古典竞争理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随着进入既定竞争市场的买者和卖者的增多，可能导致全球市场集中度的降低，并强化竞争。然而，当今国际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走势是随着国际竞争的增强，国际市场垄断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许多行业正逐步呈现一种全球化寡头垄断市场形态。目前，全球10大化学公司、10大半导体公司分别垄断了各自行业90％以上的国际市场；10大轮胎企业则一直占据着世界轮胎市场80％以上的份额。在航空制造业，自麦道公司被波音兼并后，全世界只剩下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工业公司；在汽车领域，美国两大汽车公司外加大众、戴勒姆—克莱斯勒、丰田等少数厂商控制着全球90％以上的汽车生产和销售；在钢铁领域，10—12家大企业控制着世界钢产量的2/3；在移动通讯领域，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松下、西门子和飞利浦手机占据了国际市场绝大部分份额。在计算机软件业，仅微软一家就拥有全球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市场的90％，拥有运用软件80％的市场份额。当1998年石油行业不断掀起并购浪潮后就有专家指出，未来全球将只剩下5—6家大的石油公司。在硬盘驱动器（HDD）市场，到1995年4个市场领导者控制了整个世界市场份额的85％（按收入计算）。即使在一些竞争性较强的日用消费品市场中也开始形成某些高市场占有率的大型跨国企业，如在消费品饮料行业和洗涤剂市场。

我国市场结构的调整必须考虑全球寡头垄断市场结构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因为，在全球化市场垄断条件下，一个国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该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对垄断、竞争及其效率的认识和评价都应着眼于对全球市场份额的争夺这一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结构的竞争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将转变为垄断效率。为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我国必须加快形成一批在规模、实力和竞争力等方面都能与国外大企业相抗衡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构筑我国以大企业为主导的寡占型市场结构。否则，就谈不上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更谈不上在国际市场上的主体地位。

2.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经济全球化以全球市场化为前提，以全球信息化为条件，以国际资本快速而频繁的流动为特点，同时以产业和生产全球化为核心和表现形式。产业和生产的全球化是在商品资本和货币国际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是产业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活动，其实质是跨国公司建立全球性的运营体系，把产业分工的增值链放在全球不同区位，以利用专业分工优势与全球协作网络的整合优势，实现经营利润的最大化。在这一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以国际价值链为纽带的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面前，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可以置身其外。目前，在电子、通信、医药、化工和各类机电等产业中，这种全球化的产业生产链条已基本形成。产业和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为发展中国家切入全球产业生产链条，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一条捷径。中国企业在目前自身规模、实力都难以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条件下，应积极切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化产业生产链条，通过发挥学习效应和利用后发优势，培养和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进而提升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新的国际分工体系是一种产业内部分工代替产业间分工的格局，这时，一国产业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于最终产品和某个特定产业上，而是体现在该国在全球化产业的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上。企业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不同的环节，将得到不同的附加价值和回报率。处于这一链条高端或战略性环节的企业，将获得比较高的产业附加价值和回报率，而处于价值链末端或普通环节的企业，将获得较低的附加价值和回报率。如电脑生产，INTEL公司、微软公司卖的是技术、标准，利润率都甚高，所获利润占整个产业利润的60％以上。处于分工中端的，如日本、中国台湾，则负责生产电子产品的某些关键部件，至少也能赚20％左右的利润。而到了处于分工末端的我国大陆地区，则主要负责组装、加工，所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劳务工资报酬。从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考虑，我国企业应加快形成和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形成自己明显的核心竞争力，以占据国际产业价值链条的重要环节，并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目前，面对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我国企业遇到一个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问题。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我国企业应主要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承担那些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生产环节。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应进行动态的考虑。全球化产业链本身就是一条动态链条，每一环节的占有者并不具有绝对垄断优势，已经处于链条中的企业要受到外部企业的竞争，而处于某一环节中的竞争者又都尽力谋求向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环节提升。技术进步缓慢和竞争优势不明显的企业面临着被挤压甚至被淘汰的危险。所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将很快丧失。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在切入全球产业链条的过程中，可以从劳动密集型环节做起，但不能停留于该环节，应逐步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环节发展，从而逐步由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倘若长期停留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不能尽快地将生产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那么，我国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可能被长期锁定在较低的水平上而难以实现超越。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是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基本手段，也应成为我国企业加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应着力加强的环节。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速度和水平取决于当地配套产业的技术状况。如果没有相应地培育起自主的和充分的技术创新与开发能力，就会使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步伐放缓甚至停滞。为此，我国企业应迅速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以尽可能保持在技术创新方面与跨国公司的同步。无论是实现我国企业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还是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都要求重塑我国产业组织结构，形成有利于资金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较高的产业盈利率和竞争力的寡占型市场结构。

3.网络经济效应与中国市场结构的重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的应用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势头，从而昭示了一种新型经济形式——网络经济的出现。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尽管也有众多的技术发明被多个部门所采用，但从对市场结构和企业竞争行为的影响看，信息网络技术无疑是最为显著的。

（1）信息网络技术对规模经济、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它使企业信息收集、加工和分析的成本大大降低，并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运作方式。不可否认，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通过降低资本品的专用性、节约市场交易成本和削弱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区域分割造成的垄断力量等功能，降低了企业的最小有效规模（MES）。另一方面，它也为企业规模的扩张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因为信息技术能够减少组织和使用等级性组织的成本，例如进行长远计划和协调的成本，监督和评估办公室人员以及进行质量控制的成本等。此外，信息技术使个别部门的管理者更易于专门化，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并使外部契约更多地被企业内部市场化所取代，从而获得可观的管理规模经济，并使伴随企业规模扩大所引起的边际管理成本的增加速度递减，“X—非效率” 发生的机率降低，企业的最小最佳规模水平相应得到提高。同时，大量网络型企业组织，如战略联盟、虚拟企业等的经济性在于企业自身资源配置机制的战略性转移，而不涉及组织规模的膨胀，从而既发挥了规模经济效益，又避免了组织机能僵化的风险。

（2）信息网络技术使企业的竞争范式发生变化。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信息技术成为决定企业市场地位的主要手段，企业的市场地位不再来源于企业对价格和产量的控制，而是技术创新速率的快慢和创新水平的高低。信息技术创新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对技术标准和技术范式的控制方面。技术标准就是市场标准，控制了技术标准，也就控制了市场。即使是一个小企业只要掌握了技术标准，也可以迅速成为一个大企业，如微软公司。控制了技术标准和技术范式，也就具备了迅速超越竞争对手、获取市场垄断的条件。但信息时代的垄断与工业经济时代的垄断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垄断企业不能长期垄断市场，在新的动态竞争环境中，大企业的高市场份额往往是不稳定的，技术标准的改变和技术范式的转换，必然导致企业市场地位发生变化。这使在位厂商常常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并使其市场垄断行为大为收敛。由于信息技术创新具有这种频率快、专用性强，以及标准程度高的特点，技术创新更易于为少数大企业所掌握，并形成垄断地位。再加上信息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对企业资金实力和抗御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使大企业在掌握技术标准和建立技术范式方面占有较大的优势，这正是当今世界大多数技术标准主要掌握在规模、实力巨大的跨国公司手中的原因。

（3）网络外部型对传统企业组织提出挑战。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网络外部性，其基本含义是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单位的数量。网络外部性使企业联盟、虚拟企业、合资经营、连锁经营和业务外包等合作型企业网络组织的出现成为可能。企业之间，包括不同国家企业之间的“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布利克所指出的：“未来的跨国战略将日益以协作而非单纯的竞争为依据，最好把协作视为技能、机会和资本的转让和套利”。他还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甚至连收购这一损人利己的古老工具，也染上了更多的协作色彩”（乔尔·布利克等，1998）。事实上，20世纪90 年代以来发生的全球范围的企业兼并，已很少能够找到那种零和博弈式的并购行为，而以寻求增加战略性资产、实现“共赢”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型并购，成为并购的主流趋势。这种并购明显具有从对方获得自己原来不具备的优势的战略动机，从而达到削减成本、创新技术、保持市场份额、进入新市场，并构筑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的目的。

面对网络经济条件下国际产业发展的趋势，要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对现有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结构进行重塑，其中关键的一点是积极创造条件与跨国公司形成多种形式的生产协作和技术创新联盟。目前，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合作对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据估计，现在世界的科技创新有90％被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近年来，跨国公司调整了其全球化经营战略，开始以全球技术战略为核心构建其跨国投资经营体系，以直接建立海外研发机构和兼并、收购东道国当地同行业竞争者等方式，将部分研发活动从本国转移到海外子公司或分公司，同时通过建立战略联盟、合资企业等形式，开展跨国间的技术研发合作。这为中国企业加入跨国公司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利用其技术外溢效应，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契机。但是，对跨国公司外溢技术的吸收程度和速度直接取决于我国企业的技术状况。倘若在产业技术水平上与跨国公司差距过大，也会极大地限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速度。另外，对于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而言，不能单纯依赖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因为跨国公司向东道国企业转移技术，服从于其延长技术产品生命周期，保证整个产业链条运营效率，以获得最大利润的目的。其所转移的技术一般是成熟性技术而不会是最先进的核心技术。恰恰是这种核心技术，才是决定一个国家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根本因素。因此，一方面要加强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合作，充分利用其技术外溢效应；同时加强对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掌握自主知识产权，这都需要建立一批具有较强技术创新实力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

三、现阶段中国分散竞争型市场结构对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制约

1.分散竞争恶化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

分散竞争导致了市场竞争的无序和市场机制调节效力的下降，甚至产生严重的“逆淘汰”。分散竞争表现为企业过度进入，在产业市场容量有限的条件下，过度进入必然压缩原有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和产量，并可能使大量低于最小最佳规模（MES）的企业成为市场的主要供给者，从而大大降低产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并可能成为企业恶性价格大战和市场秩序混乱的重要诱因。

2.分散竞争制约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当今世界，大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一个国家大企业的数量往往与这个国家技术创新的实力和水平呈正相关。现阶段，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规模过小，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这可以从我国企业规模、集中度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中得到说明。总体上看，我国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总研发投入的比重明显高于小型企业，集中度较高的产业的技术进步水平也高于集中度低的产业。1999年，我国中等规模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比重高达89.6％，其中，特二以上规模的企业研发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为64.3％，特一以上规模的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比重为39％。就开发新产品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看，1999年，CR[，4]在 0-14.9％、15％-29.9％和30％以上行业的这一比重分别为0.55％、0.92％和1.02％；就新产品销售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看，1999年，CR[，4]在0-14.9％、15％-29.9％和30％以上行业的这一比重分别为7.70％、15.5％和22.3％。从衡量企业技术改造能力的技术改造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指标看，1999年，CR[，4]在0-14.9％、15％-29.9％和30％以上行业分别为1.33％、 2.30％和2.65％（魏后凯，2001）。另外，在分散竞争的环境中，即使规模稍大的企业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也时常面临着技术创新成果被模仿或剽窃的可能，从而减弱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激励。

3.分散竞争限制了企业盈利水平的提高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盈利率是衡量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产业盈利率与产业集中度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根据测算，目前在我国，这种正相关性业已显现（杜传忠，2002）。笔者分别选取1994年、1996年和1998年3年的工业集中度和相应年份各行业的销售利润率，并计算各个行业的这两个指标的平均数。然后，将3年的工业集中度平均值按照大小顺序进行分组，并分别计算各组的平均销售利润率。计算结果是：集中度处于30％-50％、20％-30％和 10％-20％三个区间组的行业，其利润率的加权平均数（权数为行业数）为3.52，高于集中度为10％以下行业组的利润率近1.6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正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高集中度行业或大企业的经营效率。原因有三：一是以上计算剔除了那些受政府管制较严、受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大的行业，如煤气生产和供应业、烟草加工业、煤炭采选业和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等。二是我国尚未出现明显的市场垄断行为，高集中行业的高利润率不是大企业价格垄断的结果。三是现阶段大企业的效率指标总体上高于其他规模的企业。从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不同经济规模的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都呈上升趋势，但大型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仅普遍高于全部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而且明显优于中小型企业。1995年，大型工业企业的人均产值为小企业的2.4倍多（徐向艺、苗晓刚，2001）。从亏损率指标看，利用1995年中国工业普查资料，若按CR[，8]进行分类，无论是资金利润（税）率还是销售利润（税）率和成本利润（税）率，寡占型产业都要高于竞争型产业。另一方面，竞争型产业的亏损率则远高于寡占型产业，而分散竞争型产业的亏损率高达 92.5％，分别是高寡占型和一般寡占型产业的4.9倍和3.3倍（魏后凯，2001）。

四、中国网络型寡占市场结构的形态特征与实现途径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改变我国现行分散竞争的市场结构，根据经济全球化与网络经济发展的要求，重塑我国新型市场结构，已成为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条件。我们认为，我国新型市场结构应是一种网络型寡占市场结构形态，其网络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大中小企业之间应形成一种网络型的协作型生产体系；二是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在生产、经营和技术创新方面形成多种形式的协作关系。在国内生产网络中，生产最终产品的大型核心企业将作为网络的“龙头”企业居于支配地位，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则为大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和营销产品。各类企业之间在竞争方面将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一方面是居于市场主体的大企业在市场份额、产品质量、价格、交货方式以及服务等方面展开的竞争；另一方面是处于大企业外围的、与之有协作关系的大量中小企业为巩固和壮大自己在分工协作体系中的地位而展开的竞争。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在生产效率、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力提高等方面形成强大的带动和辐射效应。小企业的“小而专”与大企业的“大而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呈现一种正反馈作用效应。我国的新型市场结构体系应是一种开放型市场结构形式。我国企业应按照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相结合的原则，利用跨国公司价值链整合的机会，与之进行协作生产和创新合作，并力争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生产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同时通过边干边学，培育和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在新型市场结构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一批在技术、资金等方面都占有明显优势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它们主要分布于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包括机械制造业、电子信息、石油化工以及一些基础性的如金融、通信等产业。同时，在我国传统的较具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也应造就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这些寡占型大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容易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同时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与交易成本节约效应等优势，应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主导性力量。

与传统寡占型市场结构相比，我国新型网络寡占型市场结构是以知识经济为背景，以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提供廉价而物美的产品来锁定大量的消费者和用户，消费者主权取代生产者主权，以新技术专利和新技术标准作为竞争的主要内容。这与传统寡占型市场结构主要通过控制价格和产量，以垄断市场的行为存在根本的不同。同时，合作竞争作为企业的重要经营理念，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并且企业的合作将越来越多地渗入知识的含量，对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共享、创造与整合将成为企业与企业之间市场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成为新型市场结构运作的技术支撑。这种市场结构的运行内在地具有促进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的机制。

我国网络型寡占市场结构形成的关键一环是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而我国大企业的成长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竞争环境是异常严峻的。正如剑桥大学彼德·诺兰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在建立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大公司的过程中，正好跟上了世界商业史上（可能包括工业革命在内）最具革命性的时期。几乎在所有行业都有一批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全球生产公司，它们为数不多，异常集中，主宰了世界市场，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先入为主的优势。他甚至认为：“这不是一个创建民族优秀企业和联合大企业的时代”（彼德·诺兰，2000）。但是，我们认为，从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看，建立我国网络型寡占市场结构势在必行。否则，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难以得到根本性提高，在国际生产分工中将被长期定位于价值链的末端而难以摆脱。

我国新型市场结构的建立，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和政府积极推动，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分工协作的产业体系。二要自我成长与外力推动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协作，立足于资源全球配置，特别是加强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生产经营与技术创新合作，利用其子公司的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迅速提升我国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要进行企业组织调整和企业流程再造，避免企业规模单向膨胀。加强企业内部资源有效整合，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企业培育独特的、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无论是大企业的成长还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都必须通过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才能实现。但同时也应看到，在现有国际竞争环境和国内体制条件下，政府的推动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为大企业的成长和市场结构模式的转换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一是进一步推动资产重组。采取联合、兼并、破产、控股、参股、收购、拍卖、嫁接等多种形式，促进存量资产的合理流动。进一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简化企业购并的审批程序，促进企业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跨国界的企业兼并。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对重要产业的企业并购行为给予财税政策方面的支持。在政策上对国有企业的退出加以引导，尤其鼓励非国有企业对国有小企业的兼并与重组。二是按照规模经济的原则组织生产和建设，推行标准化政策和生产许可证制度，根据各产业的生产技术特点，规定新建企业必须达到的最小经济规模、最低技术标准，凡达不到标准的不准进入该产业。对符合规模经济要求、有利于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大项目给予重点支持。三是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明确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及其权限与责任，同时进一步推进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赋予大企业、大集团更大的投融资自主权。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一批竞争力强的大企业“走出去”，在与国外大企业的竞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自己。四是建立健全各项市场竞争规则，优化市场竞争秩序，抑制市场过度竞争。同时尽快制定实施反垄断法，抑制企业的市场垄断行为。当然，政府的作用不应代替市场的功能，更不能妨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Bain，J.（1968），IndustrialOrganization，JohnWiley&Sons，Inc.Press，pp.469-96.

[2]AlfredMarshall（1921），IndustryandTrade，MacmillanandLimitedstMartin’sStreet，London.

[3]Demsetz，H.（1973），IndustryStructure，MarketRivalryandPublicPolicy，JournalofLawandEconomics16：1-9.

[4]Brandenburger，A.，.Nalebuff，B.（1996），Co- operation：ARevolutionaryMindsetThatCombinesCompetitionandCooperation，DoubledayPublicationPress，pp56.

[5][英]彼德·诺兰：《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型企业》，载《经济管理文摘》2000年第18期。

[6]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7][奥]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8]乔尔·布利克等：《协作型竞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9]金碚：《经济学对竞争力的解释》，载《经济管理·新管理》2002年第22期。

[10]金碚：《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载《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

[11]李海舰、聂辉华：《全球化时代的企业运营》，载《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12期。

[12]李海舰、聂辉华：《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及其战略选择》，载《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9期。

[13]汤敏、茅于轼：《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4]魏后凯：《从重复建设走向有序竞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徐向艺、苗晓刚：《中国企业规模经济的实证分析》，载《山东大学学报》2001第4期。

[16]杜传忠：《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工业集中度上升的原因及趋势》，载《世界经济》2002年第5期。

[17]杜传忠：《寡头垄断市场结构效率的多维性分析》，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