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阅读笔记1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介绍了万历皇帝在位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三个因素所决定的明朝走向没落的原因。政治上皇帝实质上并没有实权，因为经过近200年的发展，明朝的内阁权利非常强大，甚至到可以和皇帝抗衡的地步。其中最为代表的是张居正。历史上对这个人褒贬不一，一方面他推出的新政很大的促进了明朝整体经济，军事，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个人是一个大贪官，他死后从家里搜出10余万两白银，政治方面他极力推崇自己的党羽，极力的排斥异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 他极力得皇帝和皇太后的信任。当张居正死后被查出种种劣迹，万历皇帝伤心了，自己的老师如此的虚伪，从此他由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变成一个沉迷于后宫美色的君主。因为他看清楚了一点--------无论张居正，还是后来的内阁首府申时行，都代表的是文官集团的利益。文官集团的利益于皇权一向对立。万历皇帝深知自己不能够改变这个已成的制度，索性不管不问任文官集团自己争斗。

军事上明朝的军事相对于外族还是较强的，但是建军制度上文官的权利比武官大;禁军的数目比戍边军队的数目多;军饷朝廷播下来大多数都是发不到士兵手里的。这种朝代末期亡朝的表现在万历年间得到了种种体会。但是如果文官和武官搭配良好就会有例外，明朝除了开国有著名的将军，这个朝代有且仅有的民族英雄就是戚继光。可以说他的成功，和他的上司谭纶，顶级上司张居正不无关系。如果不是张居正极力推举戚继光，可能他的抗击倭寇的事业没有这么顺利。当然他本人也是出色的将领。据《神宗实录》中谈到戚继光在战争前3天彻底研究对手，思索着每一个细节。他练兵严格，经常搞动员大会，赏罚分明。再一个，他对兵源也有限制，只招农民。

文化上基本上都是八股文，大文豪基本上和内阁的大学士关系不好，因此大多境遇不好，这里不详谈。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全部出动征伐英国的前一年，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的同一年。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是明朝走向衰败的标志时间。

我想此书给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历史知识，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历史。

万历十五年阅读笔记2

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犊。

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

首辅申时行虽然提倡诚意，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达到这个低标准，已经需要一番奋斗，如果把目标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

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

在他前任8个首辅中，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可谓能全始终，其他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6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仍被追究。表面看来，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实所有案件，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中的矛盾。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

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

万历十五年阅读笔记3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1587,a Year of No Signnificance》,Ray,Huang.1981，耶鲁大学出版社;中华书局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

透过万历十五年的历史，折射出整个明朝从开朝到亡朝的纵贯的历史，甚至整个封建王朝得以运作的整套文官机制。大历史观不同于以往的写史的方法，不局限于对一事一人的描述、评价和对前朝的总结，更着重于某件事情对以后、未来政治走向的判断、分析、预测，即“望远镜”。这样就把历史写活了，某件看似平常无奇的小事，却像潜伏的蝴蝶效应一样，间接的深刻的影响整个王朝的大厦，黄先生通过运用历史规律，把前因后果的脉络清晰的展现给我们，读来淋漓尽致，茅塞顿开，令人拍案叫绝。也有细致的解剖一件事情的各项因素，于细微处见人情。这种活生生的史事，不再冷冰冰，因为有了具体人物性格的分析，人情世故的表露，对支撑封建王朝运转的道德层面上的分析，读者产生共鸣。

或许，这种大历史观，已经不能严格的叫做“历史”，因为书中总是以当前的角度来分析对将来的影响，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学术成就，读者的喜爱，反而这种方法更符合历史爱好者站你 在现在去回顾历史的习惯和借古讽今、以史为鉴的功能性作用。

道德到底是个什么层次?

在现实生活中，对道德的作用我总是感到疑惑。从对历史上一些诸如雷锋、谭千秋等道德楷模的印象的破产，到对执政党处于宣传的需要恶化、创造一些历史或丑化、妖魔化一些任务;从对如今时事政治的不满、社会不公的痛斥、到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怀疑，我有段时间陷入了信任的迷失，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排斥一切的所谓教化，对传统的儒家道德进行反思，对以前无意识的被动接受传统道德进行审视。

《万历十五年》中,道德对整个政治的影响高度极大彰显。

他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是：”道德与法律的界线不清，凡是道德思想载于经义但未列入法典或者法典有规定但与经义不符合的，经义的效力往往等于或高于法律;法律与习惯的界线不清，法律符合习惯的很多，法律未规定的钱债、田土、户婚等大都适用习惯;司法官权限大，一方面可按法律以外的经义判案，另一方面又可比照律文科罪(科比);同时，律外有例，例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文，律文的规定，即使在当时也往往并不都是现行法。因此，他从民主与法制角度出发，认为非引进西方的法律不可。”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是儒释道，可谓是整个中华文明的概括，尤其是儒家思想，影响至远，至深。儒家的三纲五常理念：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此外，如果说礼仪是道德的一种外在的极其隆重的作秀的表现形式的话，那么无微不至、极其繁琐且程序严正的利益对这个古代的政治及生活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的政治中，皇帝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而这个制度的运转似乎不需要多少技术性的东西，只需要按照文官集团的安排来做。皇帝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表率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皇帝要顺应上天的意旨，这里面的“天”和外国的上帝、真主，似乎有着某些相通性的东西，有宗教的意味(每种宗教里面都有神，除佛教外)，代表着神秘的力量、不可逾越、不可违背，若事情顺利、人物安康 ，则是上天施予的福祉;若灾害发生、社会不安，则是上天对皇帝不作为、忤逆的惩罚，所以在这种宗教似的天意下，皇帝总会经常举行超大的郑重的祭天典礼，包括前期的一些斋戒，还有祈雨，是其诚心、道德教化的体现。这种天的作用，也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每个家庭，比如拟人化的“老天爷”，甚至于对清廉正义的官员的称誉为“青天”。

第二：皇帝要效仿祖先，所谓法古不变。还要遵从长辈，以体现作为道德衡量标准的很重要因素的“孝”。这个不仅在高层政治上有重要影响，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精神的建构、人口的延续发展、伦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等都有广泛的深入骨髓的影响。皇帝在幼时，就要学习列祖列宗的事迹、成就、治国的方略，在执政以后也要步步亦趋的保守祖先已经制定或施行的后代沿袭的所谓规章规则。当然，这并非所谓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而是道德的强制性要求。

第三：皇帝要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方能教化臣民。皇帝处于统治结构的金字塔的顶端，其一言一行，不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在道德的彰显下成了关系社稷苍生的大事，以个人道德教化民众，道德成了一件万能的公用的东西。在道德支撑起这个社会大厦的情况下，人们形成了思想的惰性与模糊性，以技术性的东西代替道德性的东西，比如对一个人的评价，不是去看他所处的境况，他做了那些事，只是简单的武断的贴上标签：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坏人，于是乎看似神秘敬畏的漫长的复杂的一生被一个字给了解了，实在是心酸、可笑。

而对于整个文官系统的运行，道德亦起着重要的作用。

以前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有“察举制”，顾名思义，按照仁义孝悌的儒家标准，考察这个人的行为，传统意义上的“道德高尚”者就被举荐为技术性很强的官员，来处理像诉讼、治水这些技术性很强的事物。这种办法先不说效果怎么样，就是选拔的过程似乎也可挑剔。道德，我们知道，是意识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并非是实物可看见摸着，是人们赋予的东西。而且道德这个抽象的概念，似乎很玄妙，并不是说一个人做了件“好事”，就可以说这个人是道德的，况且一套评价机制的形成，需要很长时间的社会的约定俗成和积累。再者道德可以说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但从一个人的言行来判定，似乎不妥。以这样一个很站不住脚的概念来作为选拔官员、治理国家、形成法制的技术，会泛道德化，没有道德，道德蜕变成为其反义词。借着道德的名义，大行愚昧、龌龊、不仁不义之事，似乎还颇甚嚣尘上。这一点，我们目前的社会似乎又有这样的苗头。

有了科举制之后，选拔人才有了公正的标准，真正成为技术性的事物。然而，我们知道整个古代社会运行的基础便是儒家传统，繁杂所谓的道德理念(鲁迅批为“假道德”)，四五五经的理论，其精髓已深入到每个人的骨髓，其言行必不自觉地表露出，今天仍然这样。人才晋升的机制考核、具体事物的处理、争端的判定，都最终会演变成道德的问题解决。

强调一个人的“德行”，是否忠厚、正直、善良、慷慨……似乎很有道理，对人自身的修养、人格的健全有益。然而，细细想来，这种完全的或过重的强调道德，就不免以“道德”代替了规则。在现代法治国家，宪法的作用至高无上，其细分的法律规则作为具体事务的度量标准，是一个规则、秩序的社会。或者，是这样说，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私德，而无全社会共识的共同遵守的公德。

道德与作秀的关系。以道德来衡量人，必然会产生作秀，有的是作秀的牺牲品。印象深刻的书中提到的“卖直”，在某件事情上的苛守规则、宁死直谏来博得一个正直的好名声，即生前身后有一个好的道德名声。还有好多的体恤民情等，堪称作秀的巅峰，拿不知情的心怀感恩的愚民做炮灰，来彰显自己，真是可耻可恶(没有以古讽今)。而且这种作秀，可以最小的成本来最大限度的宣传自己，而且普通老百姓还就只认这一套。这时候的道德已经成了一种装饰，而并非发自内心的悲天悯人。

所以，尽情的道德建设吧，大搞百万孝子工程吧，继续的皇恩浩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