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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文学论文篇1

试析老舍小说中的启蒙者形象

摘要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学一直以最有力的方式支撑着每一次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老舍以客观的角度、理性的思考和真实的叙述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启蒙者形象，为中国早期的启蒙文化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指引和推动作用。本文从老舍小说中启蒙者的形象类型和塑造艺术两个方面来解析老舍小说中的启蒙者形象。

关键词：老舍 启蒙者 启蒙文化

引言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以鲁迅、老舍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将文学革命的重点转到了启蒙文化上。这场文化启蒙运动虽然是效仿西方的启蒙运动，但又有着当时中国文化革命的特色。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政治斗争的激烈时期，所以这场文化启蒙运动的最大特点便是救亡与启蒙相交织。启蒙者以手中的笔作为革命的武器，向腐朽的封建思想进行宣战，利用文学作品来宣传和普及新思想，希望唤起民众的觉醒，让民族救亡的精神理念深入民心。

中国的启蒙文化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显性启蒙文化，在这种文化作品中，作家直接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进行毫无隐晦的正面批判，并直接提出救亡思想理论，从正面直接宣传启蒙思想;第二种是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隐性启蒙文化，在这种文化作品中，作者并不是直接提出启蒙文化思想，而是将其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潜在描写。而隐性启蒙文化的传播者意在反思和憧憬古老的田园牧歌式生活。这样的空想和对现实的逃避自然是无法引起社会的共鸣和认可的;第三种便是以老舍为代表的启蒙文化。相对于前两种启蒙文化，第三种启蒙文化更加关注当时中国社会在启蒙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出现的典型人物，因而更具时代特征。老舍小说的第三种启蒙文化是对现实客观、冷静的思考。下面本文将从两个方面解析老舍小说中启蒙者的形象。

一 老舍小说中的启蒙者形象类型

老舍小说中启蒙者的形象是其启蒙文化的重要表现人物。作者的思想、观念都是通过小说中的启蒙者形象来具体化的。从类型上来看，老舍小说中的启蒙者形象可以分为三种即归来型启蒙者、矛盾型启蒙者和理想型启蒙者。

1 归来型启蒙者形象

归来型启蒙者是指一批出国留学归来者的形象。这些留学生由于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和教育，自然在思想上要比国内的民众更加先进，所以称他们为启蒙者。然而，老舍笔下的这些所谓的启蒙者并未给这个重症缠身的国家带来多少希望。中国国民几千年形成的劣根性并不是一次短暂的国外求学经历所能改变的。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求学者其结果不过是回国之后多了一个可以吹嘘和招摇撞骗的光环，对于国家的救亡，对于文化的启蒙，这些归来型启蒙者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如老舍小说《文博士》中的主人公便是这一启蒙者形象的典型代表。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文志强的美国留学博士。心术不正却又野心勃勃的文博士回国后并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于是他开始通过种种手段，处心积虑地接触有钱人，并希望通过给有钱人当女婿的方式跻身上层社会。于是他通过中间人接触到了富商杨家，为了博得杨家人的欢心，文博士忍受着各种屈辱，他陪杨家的女眷们抽大烟、打牌，并想方设法地接近杨家六小姐。终于，文博士得到了机会――杨家六小姐的大姐夫给了他一个所谓的官职。升官后的文博士一脚踢开了曾经给他莫大帮助的中间人并继续挖空心思地向上进行巴结。小说写到此处便戛然而止，留给作者巨大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文博士代表了当时一批归来者的形象，他们空有一个留学的经历和一纸空头文凭，没有真才实学，更没有一个启蒙者应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由于他们自己放弃了启蒙者的身份，自然也就无法担当应有的责任。而他们的留学身份自然也就只能成为他们升官发财的一种资格和手段。

2 矛盾型启蒙者形象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出国的机会和经历，留在中国本土的人同样在思索着如何在救亡和启蒙运动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便是老舍小说中矛盾型启蒙者的形象。这里之所以将他们称之为矛盾型启蒙者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救国愿望，另一方面又有着人性本身的懦弱，无法为了救国和革命而舍弃自己的小家。所以，当他们需要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便会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骆驼祥子》中的曹先生、《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都是矛盾型启蒙者的代表。

祁瑞宣是“四世同堂”中的第三代长房长孙，所以他身上既有老一代市民性格中懦弱的一面，又有接受新式教育而相信变革的一面，这就造成了祁瑞宣性格上的矛盾冲突。一方面他对侵略者的种种罪行深恶痛绝，刻骨铭心，并且知道国民应当奋起反抗，所以他才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劝说周围的人去参加革命。但另一方面，他不愿意面对革命所带来的牺牲和对生活的影响，所以自己并没有彻底投身于革命，只是以各种方式来帮助投身于革命的邻居、朋友乃至亲人。祁瑞宣的矛盾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只不过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祁瑞宣的矛盾增加了新时期启蒙思想与传统小市民意识的碰撞。

相对于归来型启蒙者，矛盾型启蒙者有了较大的进步。因为矛盾型启蒙者认同自己启蒙者的身份，并担当着启蒙者的责任。他们关心国家的命运，并对国家的时局有着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们理解革命的意义，知道只有革命才能够解决中国受压迫、受欺辱的命运，所以归来型启蒙者积极地支持革命。此外，相对于不学无术的归来型启蒙者，矛盾型启蒙者是有真才实学的。而且深受新思潮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明白“忠”和“孝”的含义，并在如何两全中陷入了深深的矛盾。

3 理想型启蒙者形象

无论是归来型启蒙者的虚伪、无能，还是矛盾型启蒙者的懦弱、犹豫都是无法发挥一个启蒙者应有的对民众的指引和表率作用。所以，在老舍的小说中还有第三种启蒙者形象，即理想型启蒙者形象。理想型启蒙者并不是天生的启蒙者和革命者，而是经历过困惑和苦难而最终蜕变成为一个敢于担当和表率的理想型启蒙者。如《四世同堂》中的钱诗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钱诗人的成长和蜕变是老舍心中认为一个理想型启蒙者必须经历的过程。也只有经历了这种过程，启蒙者才能够更加清晰自己的使命，更加坚定自己的责任，更加坚强地走完自己的道路。钱诗人早期虽然有着爱国情怀，但并为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是想过着理想中的桃园生活来逃避现实的残酷。但在经历现实一次次无情的鞭笞后，钱诗人终于觉悟了要想去过理想中的生活必须拿起刀枪赶走侵略者。于是，钱诗人彻底投身于革命和对周围人的启蒙运动中。这样一个以自身的行动为表率的启蒙者才是老舍心中的完美的、坚定的理想型启蒙者。

若是没有理想型启蒙者，那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理想型启蒙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早期革命者的心路历程，他们同样有过困惑和徘徊，同样经历了成长的苦难，最终觉醒的他们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人，才能够在那样一个混乱的环境中指引着中国民众一起寻求救国的道路并最终完成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

二 老舍小说中启蒙者形象的艺术塑造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而文化又是最具力量的。所以，无论是历史的演变还是社会的变革，文学都发挥着巨大的力量和作用。老舍小说中的启蒙者形象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下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应该说这和老舍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所倾注的心血是分不开的。下面从叙事艺术和结构艺术两个方面来分析小说中对启蒙者形象的艺术塑造。

1 老舍小说中启蒙者形象塑造的叙事艺术

首先，相对于鲁迅小说中的经常以“我”为第一人称来叙事，老舍小说中的启蒙者都是以第三人称出现的。这也反映了鲁迅小说所代表的显性启蒙文化和老舍小说所代表的第三种启蒙文化的差别。老舍小说已经褪去了显性启蒙文化中浓郁的主观色彩和隐性启蒙文化中的理想主义，而是以更加理想的思考和更加客观的角度来对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毒瘤进行剖析。所以，在叙事的手法上，老舍采用更加客观的、能够跳出环境的第三人称来进行叙述。而小说所启蒙的对象则是以普通的中国民众为主，所以第三人称的叙事使得读者仿佛能够从小说中看到一个鲜活的自己，更容易引起最底层市民的共鸣。而作者对人物故事的叙事也更加地细致和真实，所以形成了小说中独特的叙事艺术。

其次，在语言的运用上，老舍作为第三种启蒙文化的代表也并不像显性启蒙文化中的语言那么激进和鲜明，也不像隐性启蒙文化中的语言那样唯美和充满意境，而是更加真实和细腻，更加接近于普通民众每天的真实生活。当然这同样和彼此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环境有关。以鲁迅为代表的显性启蒙文化的写作目的在于用最猛烈的激情唤起已经麻木的国人。所以，激进的标语式的语言更能够最直接地刺痛民众的神经，达到作者所要表达的目的。而老舍所宣传的第三种启蒙文化是要为鲁迅等所唤醒的民众头脑中注入一种更具理性的思想和更具长久的韧性。老舍的小说告诉民众应当如何理解、对待革命，最终如何投身革命。老舍小说中的语言虽然并不激进，但却以更加真实、幽默的语言指引着读者如何在混沌的社会环境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便是老舍小说中独特的语言艺术。

2 老舍小说中启蒙者形象塑造的结构艺术

首先，老舍小说中对于启蒙者形象的塑造都是选择一个有着凝聚性的焦点，并以此作为基本点向其他的人物和事情进行发散。由于小说中所涉及的人物众多，所以作者必须选择一个焦点作为叙述的突破口，然后以发散的手法进行小说中其他人物和故事的叙述。如小说《老张的哲学》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文如其名，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对老张这样一个焦点的叙述引出了由于老张逼婚所导致的李应、王德进城以及由此所关联出的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假启蒙者的社会现状等。这样的叙事结构，很容易从一开始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之后让读者也就是被启蒙者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应有的启蒙。这样的写作结构相对于一开始便提出各种启蒙理论的写法更加引人入胜，也更能引起被启蒙者的共鸣。

其次，老舍小说中并没有单一的对某个人物的讲述，而是对于某个家族的叙述，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前文所述的《四世同堂》。老舍小说中虽然以某一个焦点为突破口，但在其发散叙述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一个完整的叙述结构，而家族的人物关系结构自然是最好的结构模式，而且也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当时中国家族的结构关系。第三种启蒙文化所讲述的中国社会每个家族都有着复杂的结构关系，正因为如此前文才剖析了一些矛盾型启蒙者无法在家庭和国家中求得两全。小说中家族式的结构叙述一方面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现状，另一方面也在告诉被启蒙者，每一个投身革命的人都有着同样的家庭和亲人，为了子孙后代能够摆脱被屈辱、被压迫的命运，不怕牺牲，舍小家顾大家才是革命的正途。无论是归来型启蒙者的虚伪还是矛盾型启蒙者的懦弱都无法拯救水深火热的中国。

结语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启蒙文化对于唤醒民众的觉醒，投身革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对于显性启蒙文化的主观色彩太浓和隐性启蒙文化的过于理想化，以老舍小说为代表的第三种启蒙文化以更加客观的角度，更加真实的叙述让中国民众更加理解什么才是真实的革命运动以及如何在这场革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本文从老舍小说中启蒙者形象的三种类型和启蒙者形象的塑造艺术两个方面分析了老舍小说中真实、细腻的启蒙者形象。本文的研究对于推动中国启蒙文化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探索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铮铮：《老舍小说对市民世界的表现和批判》，《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S2期。

[2] 何英：《独辟蹊径，后来居上――评〈老舍小说艺术心理研究〉》，《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3] 宋青林：《试论老舍小说的幽默艺术》，《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年第3期。

[4] 韦易：《试论老舍小说人物与环境的关系》，《苏州大学学报》(工学版)，2001年第6期。

[5] 郝长海：《论老舍小说创作的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

关于近代文学论文篇2

论沈从文小说中所展示的民俗化美学

摘 要：沈从文对湘西的各种民俗有着很深的感情，这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大量的民俗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宏大的美学景观，虽然这些民俗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反映在沈从文的小说当中则说明了作者主观上的审美意识。沈从文对湘西民俗的细致描写及反复运用体现了深刻的民俗化美学意蕴，主要包括对自由生命的呼唤、对古朴民风的呈现、对民间音乐的展示。

关键词：沈从文 美学意蕴 自由 风俗 民间音乐

“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1]湘西民俗潜移默化在沈从文的骨髓之中，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及活动准则。他热爱湘西这片热土就像眷顾自己的灵魂。他汲取了丰富多样的民俗素材，绘制了美丽的、浪漫的、古朴的湘西民间图画。畅游于沈从文的小说中，如若置身原始森林，面朝潺潺流水，眼望神圣虔诚的宗教民众，耳听动人悠扬的爱情之歌，更有节日里欢腾的场面、悦人的舞蹈。在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独特的同时更领略到湘西民俗背后所包含的美学意蕴。

一、对自由生命的呼唤

文学是人写的，更是写人的。文学中的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的。高尔基曾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在“人―社会―自然”相互关系构成的复合系统中，只有三者的相互和谐发展，它们生命的活力与美才能尽情展现和灿烂绽放。信仰生命、呼唤人性、探索真谛是贯穿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沈从文曾一再宣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2]他眼中的生命是自由的、健全的、合乎人性的。沈从文看到湘西婚俗的愚昧和对少女的残害，但又无力改变这种延传久远的习俗，所以他只好在小说创作中进行了集中的宣泄。

“萧萧做媳妇时年纪十二岁，有一个小丈夫，年纪还不到三岁，丈夫比她少九岁，断奶还没多久。按地方规矩，过了门，她喊他作弟弟”。在当地的女大男小的旧俗中，萧萧无力反抗这封建的礼法制度，只好顺从地好好照顾他的“弟弟”。沈从文通过“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简单的几个节气时令带过了萧萧的长大成人，但萧萧的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原,她的理智被蒙蔽着,就象湘西大山之中的毛草地。色狼花狗借助唱山歌调情的风俗向萧萧展开进攻，结果萧萧在听了“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妹妹床上人重人”，的山歌之后就成了花狗的女人。萧萧没有受过教育，无力反抗对她不公平的婚俗，无力反抗残酷的礼法制度。在人性的召唤下，她渴望生命的自由，自然而然地顺从了花狗的追求。自由的生命是“真、善、美”的统一。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以内在尺度创造了艺术的“真”，以情感评价创造了艺术的“善”，以特定形式的表达创造了艺术的“美”。在他的笔下，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新文化冲击下对原始文化的新的美学上的思考。

萧萧的悲苦命运是值得人同情的，但造成这种人生悲剧的罪魁竟是那悠久的落后的愚昧的婚俗。这已经流传了很久的婚俗还会流传下去，可悲的事情还会发生。沈从文热爱这片美丽的古老的湘西热土，但对这里种种的恶俗却也极端的痛斥。萧萧在挣扎，沈从文也在挣扎，萧萧的悲苦更是沈从文的悲苦，沈从文叙述的是悲惨的萧萧，但更是对生养过他的湘西恶俗的鞭笞。

二、对古朴民风的呈现

沈从文是一个拥抱故土不放的作家。打开他的作品，湘西美丽的山山水水和奇特风俗便纷至沓来：碧水环绕的山城，元霄的爆竹烟火，端午的龙舟竞赛，中秋的舞龙耍狮，男女对歌，军民同乐，孩子的取名，办丧事的绕棺下葬等等，无不新奇别致。沈从文依据自己的对湘西民俗的体验和认识，以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追求能动的介入到作品中进行感情的抒发，在这里有宗族之间的世代仇怨，流血械斗的阴影;有头缠细巾的苗巫如跑神的痴迷;有被“沉潭”或“发卖”女子的无知;有小男孩娶大媳妇的“喜剧”……这一切都笼罩着浓烈的楚文化遗风。沈从文以民俗的审美价值为标准，描绘了具有地域性的世态风情和乡野风俗美，如别致诱人的水乡吊脚楼、多情粗野的妓女和水手、苗寨山乡的缕缕炊烟、厚道诚实的老者和孩童、神秘静穆的原始森林、健美善媚的苗乡女人……就连鸡鸣，狗吠，牛叫的声音都无不浓浓地涂上了乡土美感。

沈从文把我们带进了乡土风貌丰富多彩的世界, 在粗俗的乡下：家庭、山村、兵营、沅水边的码头、直到边陲苗寨、河边的吊脚楼……走进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船上毛手毛脚的无数黑汉子，以及那个被妇人称为“一只公牛”的永远不知疲倦的柏子(《柏子》);那身体强壮如豹子的四狗(《雨后》);那具有结实光滑的身体，长长的臂，充满了不可抑制的情欲，在“一种力，一种圆满健全的而带有顽固的攻击，一种蠢的变动，一种暴风雨后的休息”中酣荡的黑猫(《野店》);畸形的“商业文明”迫使“丈夫”出卖妻子的肉体，时代大力的挤压使得他们丧失了“人生权利”(《丈夫》)。沈从文赞美水手与妓女任情任性的感情,认为“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3]。对此,学者赵园这样评价“对于辰河上的水手与吊脚楼女人,他压根儿不打算作伦理的度量,而只去写那生命力的恣肆迸溅处”[4]。沈从文把“拙厚，古朴，旷远”的美学追求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优美紧密连系起来，表现了他对乡民习俗的挚爱和对淳朴人生的赞美。

文学描绘现实生活，从各个角度表现人生，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描写民俗。沈从文将民俗现象进行美学上的特殊包装，自由的运用，流于笔端，跃于纸上，充分展现了湘西的古朴，在表达作者感情表达的同时更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卡西尔曾断言：“人是符号的动物。”[5]沈从文正是巧妙的运用了文学的独特视角――民俗符号，既真实的再现了湘西人们的生活，又深刻揭露了古朴民风习俗背后暗含的美学内涵。

三、对民间音乐的展示

看了沈从文的作品我们内心不仅仅是被其中的人物形象所感染，更因为是受到了一场强烈的视听盛宴的刺激。湘西热土上活跃着多种多样的民俗，同时也飘荡着优美而热烈的歌声，唱山歌是苗族人山寨生活的重要内容。听着湘西汉子的情歌，看着苗家女的舞蹈，这一唱一和的是传统的幸福，是民间的喜悦，是音乐的真谛，表达了男人的情，女人的爱，也表达了节日的喜悦和失去亲人的悲哀。音乐是人的感情的表现，是音响的组合，是人们内心灵魂的呼喊，是一种远离物质的纯精神上的享受。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时节，不同的目的都会有不同的歌声。在《龙朱》中，沈从文用大段文字说明“对歌“在求偶中的重大作用，“在此习惯下，一个男子不能唱歌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她不会得到好的丈夫。”在《媚金，豹子与那羊》开头，沈从文写道：一个熟悉苗中掌故的人，他可以告诉你五十个有名的美男子被丑女人的好歌声缠倒的故事，他又可以告诉你另外五十个美男子被白脸苗族女人的歌声唱失魂的故事。以对歌的方式相爱，乃至确定终身，其中包含着唱歌人的热情和洋溢的生命活力，对爱情的执著热烈大胆地追求。沈从文用深情的笔触赞美了这种原始的婚恋方式。

湘西是“歌的海洋”。湘西几乎无事不歌，无处不歌，无人不歌。如《边城》中的老船夫就曾“提到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边地”。民歌是湘西人民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工具。在日常生活和各种节庆中，他们三五结伴，引吭高歌，采用不同的组合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表达出来。只要有人在就有歌，遇到节日或大事也必然唱歌。“当地按照季节敬祖祭神必唱各种神歌，婚丧大事必唱庆贺悼慰的歌”，每逢赶场，特别是歌会、喜庆等欢乐时节，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便不辞辛劳翻山越岭赶赴歌场等目的地。歌场更是人山人海、继踵比肩，歌声如潮、此起彼伏。

我们从沈从文作品的唱歌风俗中感受到了乡下人生命所独有的热情和智慧。作者用歌声传递湘西人的喜怒哀乐，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不是浅浅的感官上的一刺。作者对民间音乐给予充分地重视，发现音乐背后的人的思想情感，再通过自己的独特的审美感受、理性思考、玩味体验进而表达了那种悲喜交加的超功利的精神愉悦。

在沈从文的民俗世界中，我们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摆脱了日常生活的种种烦恼，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现代社会科技越是发达，物质生活越是丰富，生活对人的压抑越是强烈，因此人们越是需要精神上的补偿。[6]沈从文小说展示的民俗美使已经被异化、扭曲的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在这种深层美学文化的昭示下，我们看到了湘西民众淳朴自然的生存状态和神秘浪漫的生活习俗，感受到生存的意义，生活的乐趣，生命的美感。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沈从文：水云[A]，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3]沈从文.边城[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J]，文学评论，1986,(6)

[5][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6]朱立元：《美学》(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