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小时候就非常羡慕空中的小鸟，能够自由翱翔。14岁那年，我用木头削了两个机翼，在玩具电机上安上自制的螺旋桨，组装了一架飞机。可怎么折腾也飞不上蓝天，我心中充满疑惑。上高中时，我参加了学校航模队，制作过无线电遥控和线操纵两款飞机模型。经过多次飞行试验的失败，我才知道航空知识有多深，飞机制造工艺有多难。从此，我把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技术作为我的人生梦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我来到西北边陲阎良飞机城。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十几个人挤住在一个大教室里，吃饭、洗衣、洗澡都是问题。然而，能参加国家重大项目，我非常兴奋，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改革开放后，为了经济建设，中央号召“军转民”。上世纪90年代，军工企业没有新的型号任务，资金严重不足。飞机城也在执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政策，科研人员只能拿70%的工资。一时间，人心浮动，纷纷下海经商。与德国联合设计3年之久的MPC75的支线客机项目也受到影响，最终因经费不足下马，我的实现中国人第一架现代喷气式客机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众所周知，航空工业是现代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目前只有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客公司可以制造大型民用客机。这既要求高端的设计与制造技术，又要求长寿命、高可靠性和经济性。飞机研制项目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虽然一代又一代的航空人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天空中仍然没有一架中国人自己的客机，我非常难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凭着航空人的职业兴趣和历史责任感，中国又开始大型民机（AE100）的第二次论证，当时我参与其中。然而，4年后，还是由于国家技术和经济的原因，项目再一次下马，我的大飞机梦想第二次破灭。

带着许多遗憾，我离开了阎良飞机城，走出国门，到澳大利亚从事航空科学的博士后研究。随后，我辗转了多个国家和城市，最后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航空机械汽车制造工程学院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我向洋学生们讲述了中国的大飞机梦想。

2008年，我在网上看到，国家把发展大飞机项目列为2006年至2030年16个重大技术专项之一，列为振兴中华民族富国强民的项目，我感到非常激动和振奋。中国终于要制造自己的大飞机了！祖国民用航空工业的春天来到了！我的大飞机梦想就要实现了！看到“广纳天下英才，成就民机伟业”的口号，这是祖国的召唤，我欲罢不能。2010年10月，我毅然决定回国，把自己半生的学识和经验贡献出来，为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做一点事情。

我立即辞掉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终身职位，卖掉房子，背起行囊，带着家人回到祖国，加盟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参与大飞机的研制。两年来，我感受到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宽阔平坦的马路、鳞次栉比的高楼、美丽整洁的花园……都是过去20年无法比拟的。许多人开上了汽车，住上了宽大漂亮的房子，人们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北京、上海等城市几乎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我真切地感受到曾历经艰难困苦的祖国，已经踏上了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

作为大飞机项目的参与者，我感到非常幸运和自豪。中国商用飞有良好的设备和办公条件，有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一大批具有敬业精神的科研团队，还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宽松的科研环境。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十几年前不敢想象的。C919大型客机项目是采用“主承制商—供应商”的研发模式，制造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质量—适航—成本”是商飞人的三大意识，“全程—全员—全球”是商飞人的三大理念。部件全球采购，客户全球服务。项目参与者都是满怀豪情，忘我工作。在去年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几乎一周要工作6天，一天工作11个小时。

截至目前，C919大型客机已经收到大约380份意向订单，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我庆幸我回来了。在历史的变革洪流当中，我没有旁观，没有掉队。我可以自豪地说，在不远的将来，“大飞机——我的中国梦”就要在我们的手中实现了，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就要翱翔蓝天了！（任和 作者系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客户服务公司副总工程师）

《中国教育报》2013年5月7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