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黄仁宇在书中提出的这一难题，到现在也并没有很好的解决。

自古以来，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似乎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于是出现了海瑞、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好官;但同时，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又远低于世界水平，于是“正龙拍虎”案件中的官员可以“为虎作伥”，撒下弥天大谎也不过是暂时撤职，很快又会复出。《万历十五年》中解剖了海瑞这只“老鹰”(叫麻雀不太合适)，让我们看见了“泛道德”官员的困境。

根据心理学，硬塞给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往往只会给他挫败感。同样，明初朱元璋开出的寒酸薪水条，只能让官员集团寻求其他温饱途径，不排除一些官员面对海瑞这样的“圣人官”，会高山仰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事实证明，大多数官员为了温饱“开戒”后，难免会想“既然贪了，剩下的只是多少的问题”，从而变本加厉。从这一点上看，目前公务员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薪水，有一定现实意义。

在封建社会，官员的公德和私德几乎完全一体，父母去世，上级送来的不是安慰和事假，而是为期3 年的超常不带薪假期“丁忧”，因为“求贤臣于孝子之门”。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很多，即使和父母打着官司——在古代可被称为 “忤逆”，可能判杀头的——有能力的官员还是照常任职。“个人作风问题”一票否决官员升迁的时代也并未远去。正如黄仁宇评价海瑞那样，违背了人的正常需求，造就出的当然只能是一批古怪的人，这种古怪也延续到了他判案之中。

官员的德行值得关注，但应该关注的是其中可能影响行政的部分。比如最常见也最具威力的“不道德”行为——撒谎。“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这样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的相关例子不胜枚举，如克林顿在性丑闻事件中的谎言，险些导致其被弹劾下台。公民可以原谅总统有外遇，但决不容忍总统说谎——即使在总统的私事方面，你可以选择不回答，但也不能说谎。因为一个人在私事上说谎，也就可能在涉及公共的事务上说谎，反观国内，有意无意说谎的官员实在太多了。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2

前些日子，读了黄仁宇先生的大作《万历十五年》以及《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1619年辽东战役》两篇文章。

书中磅礴杂深，自己能力有限，初次阅读着重有感于两个大的方面：作者的大历史观以及对于文官体制的阐述。

其一，先生的整本书都是在大历史观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上来对明代万历十五年前后的事情进行一系列的说明。列举礼仪、道德、立储、首辅、财政、税收、文教、武制以及后期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等等方面的事件。先生的大历史观书中并未具体体现，主要在后面的文中有四处相关的说明：“强调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同时也探讨将道德处于历史的何种地位”、“大历史观不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也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看到的，生命的真意义需要在长时间的历史中看出来”、“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大历史观都是从小历史方面而来的，要把道德的范畴放的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饰，尤其不能闭门造车，不顾外间形式决定”。

云云总总，从书中最大的收获是对于历史的认识观：我们在把握历史的时候，应力求从宏观上把握历史，这里的宏观应该有两方面的解释，纵向上时间的前后无限延伸性与横向上范畴的无限囊括性。1972年，美国务卿访华期间曾询问周总理对发生在200度年前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作用有何看法，周总理沉吟后回答：“下结论为时尚早”。后戈尔巴乔夫在哈佛作苏联解体及其对欧洲与世界影响的演讲中也引用此列。这里不乏政治家对历史事件的谨慎甚微，但更突出的是我们的政治家由于工作业务需要，通常站在一种超乎常人的宏观角度来看待历史。

时间上的前后无限的延伸性具体指的是，对待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制度的历史，亦或者一个朝代的历史，都应该力求从前的历史中去思索，从后的时代去推理，才有可能接近那个真相。这点引用庄子在逍遥游中关于“小”和“大”的辩证：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历史中的事件、人物、与制度都有着定然与偶然的规律，我们以朝菌、惠姑之类的视野去衡量时，肯定会错过诸如“晦朔”“春秋”一类的蛛丝马迹。但是幸哉，人类在精神与学识上的优势使得我们有可能的去以“冥灵者”“大椿”“彭祖”来看待事物，去接近最真实可靠的历史。

横向上范畴的无限囊括性指的是，对待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制度的历史，亦或者一个朝代的历史，都应该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三多”视角来看待历史。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说的是：大前提假设历史的真相是一个圆，而我们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看历史的结果是能更加可能的接近那个最终的真相(圆)，这里我们把每个方面，层次与角度抽象成一个平面点。当我们从制度、经济、文化的角度看待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三角形。当我们从制度、经济、文化、社会风俗四个角度看的时候，是一个四边形，到我们从制度、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阶层关系五个角度看的时候，是一个五边形，随着平面点的增加，方面、层次、角度的增加，使得我们看到的图形五边形、六边形…十二边形…三十二边形…六十四边形……最终无限接近于一个圆(历史的最终真相)。

其二，对于文官体制的阐述。先生在书中，着重写了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六个人物。通过这六个人物的命运，突出了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中，不同政治角色与阶层代表在与文官体制的碰撞中所产生的联系与矛盾，以及在这种联系与矛盾的背后，又为何造成了我们这一帝国的衰落?

万历是皇帝，他可贵又可悲，他富有四海但空虚无奈，他是礼仪文化所抽象出来的最高代表，却又悖于常情没有任何家庭的温暖。张居正不让他练字、申时行不让他习武。他拥有一切，但只能成为这一切的象征。万历与文官群体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点上面，第一是张居正死后，万历由于张任首辅时推广一鞭法丈量全国土地存在许多不法行为，下诏书要求重新丈量。这一诏书在政治上的信号被一些以往在张时代因丈量土地而损害利益的地主与文官群体错误亦或有意的理解为倒张运动。而这种理解又在暗中得到了中枢中原来一些不得志者的支持和利用。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开始了。在各种参奏与控诉中，事态愈加激烈，万历无可奈何，以“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的罪名给张做了总结性的陈述。但这次案件的种种让万历逐渐认清了官场政治的阴阳之道，内心怏怏不乐，已有无为之心。第二是在立储问题上，万历对于郑氏的精神依赖，想要废长立幼，但又由于其政治上的不成熟而导致的与文官集体的矛盾不断激化，先后使得申时行、许国两位大学士的相继离职。最终，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万历通过消极避世来处理这一事件。自从万历十四年之后，万历创造了30年不上朝的纪录，纵览中华史，无出其右。至于为何立储问题会导致这么严重的结果?下面是在网上的一段文字，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我们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农耕帝国，在这里不需要什么激荡人心的大事件，也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君主，它只需要保持权力的平稳过渡，因为这样才能够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当来自西部那个强大的民族灭掉了辉煌一世的商王朝时，我们这个民族彻底告别了渔猎时代，迎来了崭新的农耕时代。为了统治那些蛮荒没有经过开发的土地，周王朝实行了分封制，为了解决权力的继承问题，又实行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这种互为表里的政治机构保证了农耕帝国的稳定性，从而使周代延续了八百年。周代制定了礼乐制度，使我们这个民族开始懂得廉耻，也体面起来，同时，嫡长子继承制更是深入到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此种继承制度不仅适用于王位，也适用于爵位和其他一切涉及家族权力的继承问题上。

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抗衡传统的惯性，因为它只需要一种利益的分配规则，通过减少利益参与者的数量来保持一种稳定的政治结构，正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英明的君主，它不是选优，它只需要君主充当礼仪上的表率即可。正因如此，在明代的这场国本斗争中，无论万历皇帝有何打算，只要他违背了这一原则，他自己作为皇帝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

世间已无张居正，政治的最大悲哀也莫过于此了吧。张居正最大悲哀应该有三点，一是为人处世上的不成熟。为人处世对于一般人来说，重则两人关系决裂，不复往来而已。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尤其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点。轻则仕途失意，身陷囹圄，重则身败名裂，万人唾弃。张在为人处世上不懂“急流勇退，谓之知机”的道理。张在世时官至太师、首辅大学生，位极人臣，且监察上110监察御史、52位给事中，都为张派人马，更何况在宫中通过冯保控制了东厂、锦衣卫、与御林军。在宫外又有戚继光，手握帝国军权。这样人物，在政治上如果不是皇帝，那么根据我们的政治体制上是根本不允许存在的。张在自己在世，皇帝年幼时尚能控制局面，然而，自己去世后，皇帝年长，外加中枢一些别有用心，眼红之人，最后的结果也是可以猜测得到的了。二是张居正在对于新政的推行当中缺乏条理、过于严厉、不知妥协。尤其是在税收政策上对各级文官所施加的压力令各级官员终身难忘。在财政审计的问题上过于追究、以及一鞭法所推行的土地制度上利益分配的不公使其得罪了大量的权贵，而这些权贵又由于客观原因跟各级文官有着交互的利益纽带，各级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各的后台老板和提拔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着各自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得罪一个人，相当于得罪一批人，得罪一批人，相当于得罪了全国。在张的有生之日还能加以控制，一旦身故，一切的心血事业也付之东流。三是张居正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这点个人觉得中国自汉及今，依然存在并深刻的影响着我们。我们的文人，一方面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持地主等等，另一方面又深受文化体制的影响，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他们对于张的强烈反对是由于张所做所为客观上违背了这种伟大的文化影响，而妄图以高效的行政效率将其取代。

至于申时行，则是首辅中典型的与张居正相反的人物。他深受中庸的影响，擅长妥协之道，洞察事情的阴阳两面。他在惋惜之余却能懂得历史所赋予他的责任与限制。他也尽力为之，已是非常难得。但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事件是，万历十五年1587年，辽东巡抚发现一位建州的酋长在开拓疆土，吞并部落，对其进行讨伐，师出不利后，对部下不听命令进行弹劾，其部下在京又得到监察官的同情，反弹劾这位巡抚，申时行认为这只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内外官员的不睦，于是进行妥协调停，将此事搁置。而这位酋长得以为所欲为，发展自己的千秋大业。这位酋长正是努尔哈赤，1599年，这个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1601年，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把部落的生产、管理、动员、作战一体化，改造部落为半现代化的军事组织。若干年后，这位酋长，庙号清太祖。古语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此系青萍微澜乎?

海瑞，我们姑且称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模范人物。他在道德上的极其洁癖让我们具有双重性的文官集团对他既爱之，又恨之。他的一生也在文官群体的爱慕与排斥中度过。戚继光，一位典型的武将。《明史》将他与俞大猷比较“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戚继光时代，已去帝国建立200余年，文官体制已渐渐稳定，所以他也不得不借助张居正的势力来保护其政治的稳固性。在张去世后，他也遭到弹劾，不久便去世。李贽是哲学家自称，代表的是地主阶层的下级，他的学说一半唯心，一半唯物。他离经叛乱，写有《焚书》等，他的行为，一方面得到一些文化的爱慕与赏识，另一方面也得到一些文官的大力批判。也是文官内部对其的褒贬不一，侧面反映出，在一个巧妙的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使得劳动与资本的生产要素的作用不断凸显，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文官群体，也在发生着变化，至于这种变化能否成为一股巨大的洪流，改造我们的帝国，造福我们的民族。处在明时代的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以及其他的文官们，却是截然不知的。

《万历十五年》，作于1976年，一本历史散文集。曾匆匆翻过，恍恍惚惚。闲来细读，却颇多趣味。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古人诚不欺我，是为记。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3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