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他的散文创作也有很高的成就。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茅盾散文雨天杂记，供大家欣赏。

茅盾散文雨天杂记(一)

偶然想起些旧事，倒还值得回味一下。例如抗战发生以前，有人推想一旦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爆发了，文艺之神大概要暂时躲进冷宫，为什么?为的是中华民族的反抗侵略和自由解放的战争，一定是拚死命的极其残酷的斗争。一切都为了战争，而战时生活当然又不稳定，文艺之类似乎是生活相当稳定时的产品，所以在战时不但作者意兴阑珊，恐怕读者亦无此雅兴，何况还有物质的困难，如印刷条件缺乏等等……。

当时对于这论点，我曾盛气驳之。所举理由，在彼时亦并未超乎常识以上，在今天更已成为平凡的现实，此处相应从略。这位可敬的论者，在"七七"以后便投身于最艰苦的斗争中了，亲身的经验当已确认即使在被封锁的、文化落后的、天天有战争的区域，文化运动还是需要，而且比那些较为平静而熙攘于战时景气，竞夸"繁荣"的后方都市更为迫切地需要，文艺呢，在那些山坳子里本来玉趾罕见，可是倒随同硝烟血腥而发展，而且真正为大众所需要所享受。我又想起人家告诉我的关于他的一件"轶事"：抗战那年他在某处，适逢鲁迅先生逝世纪念，在一个庄严的纪念会中，他要求说话，可是他登台以后只说了这么一句：“大家以为鲁迅所指斥的奴隶总管就是我，其实不是!"不知怎的，这个"轶事"给我印象很深，同时他的印象在我脑中亦为之一新;我想凡在当时文坛有过牵惹的，或许与我有同感。正像告我以此"轶事"的我们的那位女作家在述说以后莞尔曰：怪有意思。

这位先生在抗战以后未尝一至大后方，而且大后方的所谓文化动态，他那边的山坳子里亦未必知之甚详。最多知道作家们有苦闷。如果一旦到大后方来一看，不知他又有何种感想。但在我呢，把当年我驳他的议论和当前现实一比较，却不能不苦笑，现实太复杂，多变幻，我们对于这社会的认识，深广都不够得很。一时管窥蠡测，虽在原则上道着几分，然而何曾能洞见转折曲复?今天桂林的文化市场，不为不热闹，然而对于开风气，励节操，到底起了何等的作用?据说能销的还推文艺作品，随随便便一本书销五千不成问题，可是这五千的读者究竟以怎样的心情去读这本书，而读后他的意识又起了怎样的波动呵?我们当然可以有乐观的说法。不过如果不是忘形自满的浅薄者，决不能一味乐观。我们的确维持了一个文化市场，弄得相当热闹，但是我们何尝揭露了读者心灵上的一层膜，而给予他以震撼的满足?甚至为了维持这文化市场，大多数作者连进修也顾不得了，意志不坚定的人且复沾沾自足，自谓左右逢源，颇有办法。至于在生活的重担下喘不过起来的作家，要责他以潜心精进，自然不近人情，但在今天这种委蛇的文化空气中，恐怕连这一点感觉也会渐渐麻木。

不能不说今天的毛病是亢陽内亏，只看哲学与社会科学书籍销路之不振，便可以知道。在这里，我又想起了听来的两个小故事：有一位写国际政治论文的先生，一天有一个青年见他书架上并没有一本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书，便问他对此两门学术的意见，他回答道：“写国际政治论文，只要有材料便行了。”又有一位从头到尾读过《鲁迅全集》的先生有一天欣然自得对人说：“我发见了一件事：鲁迅不谈哲学，也不喜欢哲学。"人家叩问他"发见"之证。他夷然曰：“你看他一部全集里简直找不出什么偶然性，必然性，矛盾律，矛盾的统一等等哲学名词，这不是明证么?"自然，我们不能据此以论全般的文化界，深思好学之士，一定还有不少，但在今日文化市场中，深思好学之士恐无回旋之余地，这一种颓风，其严重性，与自外面加的桎梏，恐怕不相上下。

我们曾经对于只知道生吞活剥硬用哲学名词，或以为惟名词方见哲学的错误倾向，加以批判，但在今天这种不懂哲学，而又鄙视哲学的潜在倾向之下，不能不发愤激之论，以为前者犹胜于后者!

茅盾散文雨天杂记(二)

孟超先生喜欢写些历史题材的小说。他现在编一本期刊，要我写一点稿去。可是写什么好呢?……

但孟夫子的嘱托，又不能不承应。二十年前这一个山东小伙子，如今的苍老和他的年龄岂不相称，但可喜者，脾气还不曾跟着老，依然是二十年前山东小伙子。粗疏莽撞犹昔，但鲁直热情也还如旧;这在我看其他的作品来，颇觉得文如其人。这一点本色是可喜的，在此"心画心声总失真"视为故常的时期。而于无写处中觅可写之物，我也讲讲历史如何?

前些时候，有人喜欢读《战国》，议论奥妙，自非尼采式以上的"超人"不能发，亦不能领悟，我想：我们历史上的战国，怕不能照他们的心愿而变质改形。乃至他们所发见的今日的"战国"，怕亦不能照他们的心愿而进行。但此亦何可深论，还是来谈常识范围的历史。我也是对于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曾经发生过兴趣的人。试想一想：杨墨与孔争有天下，惹得孟夫子屡次大声疾呼，发极之态，情见乎辞;稷下先生们分庭讲学，"最好老师"的荀况亦未能收统制之效，须待后来弟子李斯借秦政权而始实现之;此种思想上的决荡斗争，可喜现象之一便是并未产生妥协调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当时一件可注意的事：临淄那样的都市，拥有七万户，倘以八口之家计算，人口比今天的桂林还多，然而许行之辈还照行神农之教，可知原始生产方式依然保有"面"的广度。但就大势所趋而言，此时的社会经济，变化发展是走的上坡路，从这些点上，我觉得对于战国时代特别有兴趣，未必全由于怀古，常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有可能成为大转捩期之时代二，其一即战国时代，秦是承继了这发展趋势的，李斯未必是开倒车的脚色，但秦的民族政策产生了经济政策错误的副作用，及至汉朝厉行抑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遂使社会经济发展陷于停滞。亭长起家的汉朝，十足做了封建贵族的忠诚的保护人。又一时代便是永嘉以后南北纷乱时期。那时也有思想上的斗争：佛，道，孔。但那时的社会经济走的是下坡路，故居然有均田制，而均田制的目的还在挽救没落的封建贵族，此在封建贵族不能不说是妥协，正如三教相争结果产生奇怪的调和论。写到这里，忽见报载胡适博士在美国“三十八州州长会议"上发表演说，说"中国在二千三百年以前，即已废除封建制度"，这正和桂林《大公报》曾经两次告诫读者，说香港侨胞饮茶之风，寻于晋朝的清谈，而"清谈误国"，则"古有明训"云云，都是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