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原名陈懋平(后改名为陈平)，中国现代作家，1943年出生于重庆，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名家三毛散文，供大家欣赏。

名家三毛散文：蝴蝶的颜色

回想起小学四年级以后的日子，便有如进入了一层一层安静的重雾，浓密的闷雾里，甚而没有港口传来的船笛声。那是几束黄灯偶尔挣破大气而带来的一种朦胧，照着鬼影般一团团重叠的小孩，孩子们留着后颈被剃青的西瓜皮发型，一群几近半盲的瞎子，伸着手在幽暗中摸索，摸一些并不知名的东西。我们总是在五点半的黑暗中强忍着渴睡起床，冬日清晨的雨地上，一个一个背着大书包穿着黑色外套和裙子的身影微微的驼着背。随身两个便当一只水壶放在另一个大袋子里，一把也是黑色的小伞千难万难的挡着风雨，那双球鞋不可能有时间给它晾干，起早便塞进微湿的步子里走了。

我们清晨六点一刻开始坐进自己的位置里早读，深夜十一时离开学校，回家后喝一杯牛奶，再钉到家中的饭桌前演算一百题算术，做完之后如何躺下便不很明白了，明白的是，才一阖眼就该再起床去学校了。

这是面对初中联考前两年整的日子。

即使天气晴朗，也偶尔才给去操场升国旗，高年级的一切都为着学业，是不能透一口气的。早晨的教室里，老师在检讨昨夜补习时同学犯的错误。在班上，是以一百分作准则的，考八十六分的同学，得给竹教鞭抽十四下。打的时候，衣袖自动卷起来，老师说，这样鞭下去，皮肤的面积可以大一些。红红的横血印在手臂上成了日常生活的点缀。

也不老是被抽打的，这要视老师当日的心情和体力情况而定，有时她不想拿鞭子，便坐着，我们被喊到名字的人，跑步上去，由她用力捏眼皮，捏到大半人的眼睛要一直红肿到黄昏。当老师体力充沛的时候，会叫全班原位坐着，她慢慢的走下讲台来，很用力的将并坐两个同学的头拼命的撞，我们咬着牙被撞到眼前金星乱冒、耳际一片嗡嗡的巨响还不肯罢手。也有时候，老师生气，说不要见我们，烈日下刚刚吃完便当，要跑二十五圈才可以回来，如果有同学昏过去了，昏了的人可以抬到医疗室去躺一会儿才回来继续上课。

我们中午有半小时吃饭的时间，黄昏也有半小时吃另一个便当的时间，吃完了，可以去操场上玩十五分钟，如果是快速的吃。白天，因为怕督学，上的是教育部编的课本，晚上，买的是老师出售的所谓参考书——也就是考试题。灯光十分暗淡，一题一题印在灰黄粗糙纸张上的小字，再倦也得当心，不要看错了任何一行。同学之间不懂得轻声笑谈，只有伏案的沙沙书写声有如蚕食桑叶般的充满着寂静的夜。

标准答案在参考书后面，做完了同学交换批改，做错了的没什么讲解，只说：明天早晨来了再算帐，然后留下一大张算术回家去做，深夜十一点的路上，沉默的同学结伴而行，先到家的，彼此笑一笑，就进去了。

每天清晨，我总不想起床，被母亲喊醒的时候，发觉又得面对同样的另一天，心里想的就是但愿自己死去。

那时候，因为当年小学是不规定入学年龄的，我念到小学五年级时，才只有十岁半。

母亲总是在我含泪吃早饭的时候劝着：“忍耐这几年，等你长大了才会是一个有用的人，妈妈会去学校送老师衣料，请她不要打你……”那时候，我的眼泪总是滴到稀饭里去，不说一句话。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么残忍，而她讲话的语气却很温柔而且也像要哭出来了似的。有的时候，中午快速的吃完了便当，我便跑到学校角落边的一棵大树上去坐着，那棵树没有什么人注意它，有粗粗的枝丫可以踩着爬上去，坐在树荫里，可以远远的偷看老师的背影，看她慢慢的由办公室出来向教室走去。远看着老师，总比较安然。老师常常穿着一种在小腿背后有一条线的那种丝袜，当她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移动时，美丽的线条便跟着在窄窄的旗袍下晃动，那时候，我也就跳下树枝，往教室跑去。

面对老师的时候，大半眼光不敢直视，可是明明显显的可以看到她鲜红的嘴唇还有胸前的一条金链子。在那种时候，老师，便代表了一种分界，也代表了一个孩子眼中所谓成长的外在实相——高跟鞋、窄裙、花衬衫、卷曲的头发、口红、项链……。每天面对着老师的口红和丝袜，总使我对于成长这件事情充满了巨大的渴想和悲伤，长大，在那种对于是囚禁苦役的童年里代表了以后不必再受打而且永远告别书本和学校的一种安全，长大是自由的象征，长大是一种光芒，一种极大的幸福和解脱，长大是一切的答案，长大是所有的诠释……而我，才只有这么小、在那么童稚无力的年纪里，能够对于未来窥见一丝曙光的，就只有在那个使我们永远处在惊恐状态下女老师的装扮里。我的老师那时候二十六岁，而我一直期望，只要忍得下去，活到二十岁就很幸福了。

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发呆，常常有声音，比老师更大的空空茫茫的声音在脑海中回响——二十岁——二十岁——二——十——岁——。想得忘了在上课，想得没有立即反应老师的问题，一只黑板擦丢过来，重重打上了脸颊;当时的个子矮，坐第一排的，那一次，我掩面从教室里冲出去，脸上全是白白的粉笔灰，并不知道要奔到哪里去!我实在没有方向。在校园的老地方，我靠住那棵大树，趴在凸出来的树根上哀哀的哭，想到那个两年前吊死的校工，我又一次想到死。风，沙沙的吹过，抚慰了那一颗实在没有一丝快乐的童心，我止了哭，跟自己说;要忍耐妈妈会送衣料来给老师，就如其他带礼物来看老师的家长一样，一定要忍耐不可以吊死，如果可以忍到二十岁，那时候令人惊慌无比的老师和学校就一定有力量抵抗了。那时候，不会这么苦了，现在——现在才十一岁，而我的现在，实在过不下去了。于是，我又趴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那一次，是被老师拉回教室去的，她用一条毛巾给我擦脸，笑笑的，擦完了，我向她鞠了一个躬，说：“老师，对不起。”作文课里，没有照题目写，我说：

“想到二十岁是那么的遥远，我猜我是活不到穿丝袜的年纪就要死了，那么漫长的等待，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四周没有东西可以摸触而只是灰色雾气形成的隧道，而我一直踩空，没有地方可以着力，我走不到那个二十岁……。”

老师将作文念出来，大声问：“你为什么为了丝袜要长大?你没有别的远志吗?陈平，你的二十岁难道只要涂口红、打扮、穿漂亮衣服?各位同学，你们要不要学她?……。”

后来，老师要人重写，我回家又急出了眼泪。晚上放学总有一百题算术，实在来不及再写作文。简短的写了，整整整整的写说：将来长大要做一个好教师是我的志愿。老师是不可能懂得的，懂得一支口红并不只是代表一支口红背后的那种意义。每天晚上，当我进入睡眠之前，母亲照例提醒孩子们要祷告，而那时实在已是筋疲力尽了，我迷迷糊糊的躺下去，心里唯一企盼的是第二天学校失火或者老师摔断腿，那么就可以不再上学。第二天早晨，梦中祈求的一切并没有成真，我的心，对于神的不肯怜悯，总也觉得欲哭无泪的孤单和委屈。当年，我的信仰是相当现实的。

有一天，老师照例来上早课了，她忘了算前一日考错题的帐，只是有气无力的坐着，挥挥手叫我们自修、背地理。老师一直在查看她的桌子。然后突然问：“今天是谁最早到校?”大家说是陈平。她盯住我，问我进教室后做了什么，我说是被一只水牛一路追赶着没命跑进学校的，后来丢烧饼给牛吃，它还是追……。“我不是问你这些，你动过了我的日记没有?有没有偷看，说?”我拚命摇头，胀红了脸，两手不知不觉放到背后去。那次没有被抽，而一个早晨的课却都上得提心吊胆，老师不时若有所思的望我一眼，她终于叫了我的名字，一叫名字，我就弹了起来。“把这封信送到后面六年甲班的李老师那里去。”

我双手接了信，发觉信封并没有粘上，是一封淡蓝的信。“不要再偷看，快快走。”老师说了一句。

走到转弯的地方，我回了一下头，发觉老师在教室的窗口看我，加快了脚步，转了弯，老师看不见人影了，我快速的将信纸拉出来，看了一眼——既然一口咬定我偷看了，就偏偏偷看一次，免得冤枉。信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日文，其中夹着两个汉字——魔鬼，看见她居然叫一个男老师魔鬼，我吓了一跳，匆匆折好信，快步向六年级的教室走去，双手交给李老师便回来了。我猜，我的老师和李老师一定为着某种特定的理由而成仇。那天吃完晚饭之后，班长气喘喘的打手势叫我们赶快出教室，我们放下了便当跟在她后面跑，若大的校园在这黄昏的时候已经空旷了，只有补习的高年级是留下来的。

昏暗的大礼堂里，老师坐着在弹风琴，琴凳上并坐着李老师，他的手环在弹琴女人的腰上。我们一群小孩闭住呼吸从窗缝里偷看。没有想到，六年级的一群男生正好走过，他们也不知我们在张望什么，大喊了一声：“吊死鬼来呀——”弹琴的老师猛一回头，站起来，我们拔腿便逃，彼此用力推挤着冲到自己的教室里。那时，老师也追来了，第一排的一位同学桌上放了一包没有糖纸包的那种硬水果糖，老师拿起袋子，一句话也不说便往我们丢，一时教室的空中飞满了糖雨，而我们笑不出来。那天晚上，就被打了，没有等到第二天早晨。打到很晚才给回去，半路上碰到拿手电筒来接的工人玉珍才知是深夜十二点了。我回去，又做了一百题算术才睡下。

我慢慢明白了，老师正在受着恋爱的折磨。对于她每天体罚的事情也生了宽恕之心，想来这么打我们当作发泄必然是恋爱没有成功。又想，一个老打小孩的女人，怎么会有人爱她呢?其实，李老师是更狠的，他罚男生跪在一把破了布的雨伞骨头上，跪完了的男生要别人扶才站得起来。有一次看见一个是爬回座位的。恋爱是什么我大概明白了，它是一种又叫对方魔鬼又跟魔鬼坐在一起弹“堤边柳到秋天叶飘零……”的那种黄昏歌调。二十岁的年龄，除了可以穿丝袜之外，想来更有一些我们不知的东西——那种很抽象的东西，在里面潜伏着，而我，对于那份朦胧，却是想象不出的。我渐渐的顺服在这永无止境的背书默写和演算习题的日子里，不再挣扎。偶尔，想到如果不死，便可以长大，心里浮出的是一种无所谓的自弃和悲哀。

督学还是来了，在我们补习的正当时，参考书被收去了，堆在教室的门外，老师的脸，比打人时还青白。我们静静的散课离校，一路上十分沉默，好似一个一个共犯，有些羞惭，有些担心，又有些自觉罪恶的喜上心头。

第二天，老师红着眼睛说：“我给你们补习，也是为了使你们将来考上好的初中，做一个有用的人，这一点，想来你们是谅解的。至于补习费，老师收得也不多……。”

我专注的直视着老师，想到她的生活和作息，想到那偶尔一次的和男老师共弹风琴，想到她连恋爱的时间也不太多，心里对她和自身成年的未来，浮起了另一份复杂的怜悯与茫然。我从来没有恨过我的小学老师，我只是怕她怕得比死还要厉害。督学来过之后，我们有整整十天不用夜间补习，不但如此，也有躲避球可打，也有郊外美术写生，可以只提一个空便当盒在黄昏的时候一路玩回家，而回家的习题却是加多了。这并不要紧，那时候我念初二的姐姐还没有入睡，她学我的字体写阿拉伯字，她做一半，我做一半，然后祷告忏悔姐姐的代写作业，微笑着放心入睡。

那只是十天的好日子而已，我一日一日的当当心心的计算，而日子却仍然改变了。有一天，老师笑吟吟的说：“明天带两个便当来，水彩和粉蜡笔不用再带了，我们恢复以往的日子。”听着听着，远方的天空好似传来了巨大的雷声，接着彤云满布，飞快的笼罩了整个的校园，而我的眼睛，突然感到十分干涩，教室里昏黄的灯光便一盏一盏半明半暗的点了起来。那两年，好似没有感觉到晴天，也就毕业了。

暑日的烈阳下，父亲看榜回来。很和蔼的说：“榜上没有妹妹的名字，我们念静修女中也是一样好的。”

我很喜欢静修女中，新生训练的时候，被老师带着穿过马路去对面的操场上玩球，老师没有凶我们，一直叫我们小妹妹。没有几天，我回家，母亲说父亲放下了公事赶去了另一所省女中，为着我联考分数弄错了的一张通知单。父亲回来时，擦着汗，笑着对我说：“恭喜!恭喜!你要去念台湾最好的省女中了。”一时里，那层灰色的雾又在呼呼吹着的风扇声里聚拢起来。它们来得那么浓，浓到我心里的狂喊都透不出去。只看见父母在很遥远的地方切一片淡红色的冰西瓜要给我吃。上了省中，父母要我再一次回到小学向老师再一次道谢培育之恩，我去了，老师有些感触的摸摸我的头，拿出一本日记簿来送给我，她很认真而用心的在日记的第一页上写下了几个正楷字，写的是：“陈平同学，前途光明。”

日子无论怎么慢慢的流逝总也过去了，有一天我发觉已经二十岁，二十岁的那一年，我有两双不同高度的细跟鞋，一支极淡的口红，一双小方格网状的丝袜，一头烫过的鬈发，一条镀金的项炼，好几只皮包，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唱机、和接近两千本藏书。不但如此，那时候，我去上了大学，有了朋友，仍在画画，同样日日夜夜的在念书，甚而最喜欢接近数学般的逻辑课，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初恋的滋味——。

想到小学老师赠给我的那几个字，它们终于在阳光下越变越鲜明起来。流去的种种，化为一群一群蝴蝶，虽然早已明白了，世上的生命，大半朝生暮死，而蝴蝶也是朝生暮死的东西，可是依然为着它的色彩目眩神迷，觉着生命所有的神秘与极美已在蜕变中张显了全部的答案。而许多彩色的蝶，正在纱帽山的谷底飞去又飞来。就这样，我一年又一年的活了下来，只为了再生时蝴蝶的颜色。

名家三毛散文：秋恋

生命有如渡过一重大海，我们相遇在这同一的狭船里。死时，我们同登彼岸，又向不同的世界各奔前程。——泰戈尔

她坐在拉丁区的一家小咖啡室里望着窗外出神，风吹扫着人行道上的落叶，秋天来了。

来法国快两年了，这是她的第二个秋，她奇怪为什么今天那些风，那些落叶会叫人看了忍不住落泪，会叫人忍不住想家，想母亲，想两年前松山机场的分离，想父亲那语不成声的叮咛……她仿佛又听见自己在低低的说：“爸、妈，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就像千百次她早晨上学离家时说的一样，走了，走了……哦!妈妈……她靠在椅背上，眼泪不听话的滴下来。她打开皮包找手帕，她不喜欢自己常常哭，因为她害怕自己一哭就要哭个不停了。今天怎么搞的，特别难过。她低下头燃了一支烟，她有些埋怨自己起来。她记得半年前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她记得她曾说：“妈妈，我抽烟了，妈妈，先不要怪我。我不是坏女孩子，我只是……有时我觉得寂寞难受。小梅住得远，不常见面。这儿，大家都在为生活愁苦……不要再劝我回去，没有用的，虽然在这儿精神上苦闷，但我喜爱飘泊……”她奇怪在国内时她最讨厌看女人抽烟。她狠狠地吸了一口。

咖啡凉了，她预备回去，回她那间用廿元美金租来的小阁楼兼画室。

抬头望了望窗外，黄昏了。忽然，她发觉在窗外有一个陌生的中国青年向她注视着，并且似乎站了很久了。她迷乱地站在那儿，不知怎么开口招呼他。这儿中国人太少，除非存心去找人，要不然一个星期也碰不到一个，再不然就是那批说青田话，开餐馆的华侨。他从外面推门进来了。“坐吧!”她指着对面的椅子低哑地说着。他们没有交谈，只沉默地互相注视着，她觉得有些窘，下意识的拿出了一支烟，自己点了火。

“抽烟?”他摇了摇头。

小店的胖老板亲自端来了一杯咖啡，朝她扮了个鬼脸，大概是替她高兴吧!这个每天来喝咖啡的苍白寂寞的中国女孩子找到朋友了。她觉得有些滑稽，只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就使我那么快乐了吗?她再看了他一眼，他像是个够深刻的男孩。

“我在窗外看了你很久，你心烦?”他终于开口了。“没什么，只不过是有些想家。”她狠狠的吸了一口烟，逃避的把眼神散落到窗外，她害怕人家看透她。

“你从台湾来?”他问。

“台湾，”她缓缓的，清清楚楚的回答他。她像是松了口气似的倒在椅背上。

“那真好，你知道我顾忌这些。”

“我也是。”她淡淡的却是放了心的回答。

“你住过台北没有?你知道，我家在那儿。”她掠了掠头发，不知应该再说什么。他没有回答她，却注视着她掠头发的动作。

“你来巴黎多久?”

“两年不到。”

“干什么?”

“没什么，只是画画。”

“生活还好?”

“我来时带了些钱，并且，偶尔我可以卖掉一张小画……”他沉默了好久，一会儿他说：“你知道当我在窗外看到你，第一眼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她装着没听见他的问话，俯下身去拨动烟灰缸。“刚才我问你曾在台北住过?”

“是，我一直住在那儿，我是海员，明年春天我跟船回去。台北有我的母亲、妹妹……”他的声音低哑起来：“我们的职业就是那么飘泊，今天在这儿，明天又不知飘到里哪里了……”他自嘲的笑了笑，眼光里流露出一股抑制不住的寂寞。“招商局的船极少极少开到这儿。”她说。

“不是招商局的，我们挂巴拿马的旗子。”

“什么时候开船?”

“昨天来的，后天清早开中东。”

后天，后天。她喃喃的念着，一下子觉得她对现在的一切留恋起来。她忽然想冲动的对他说，留下来吧!留下来吧!即使不为我，也为了巴黎………多留几天吧!然而，她什么都没有说，他们不过是两个天涯游子偶尔相遇而已。他们只是互相连姓名都不知道的陌生人。她把两杯咖啡的钱留在桌上，站起身来，像背书似的对他说：“很高兴今天能遇见你，天晚了，就要回去……”一口气说完了，她像逃似的跑了出去。她真恨自己，她知道她在这儿寂寞，她需要朋友，她需要快乐。她不能老是这样流泪想家……他像是一个好男孩子。她恨自己，为什么逃避呢，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我求什么呢?踉跄的跑上楼梯，到了房里，她伏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她觉得她真是寂寞，真是非常非常寂寞……几个月来拚命抑制自我的那座堤防完全崩溃了。

第二天早晨，她没有去史教授的画室，她披了一件风衣在巴黎清冷的街心上独步着，她走到那家咖啡室的门口，老板正把店门拉开不久，她下意识的推门进去。

中午十一时，她仍坐在那儿，咖啡早凉了，烟灰散落了一桌。睡眠不足的眼睛在青烟里沉沉的静止着，她咀嚼着泰戈尔的一首诗：“因为爱的赠遗是羞怯的，它说不出名字来，它掠过阴翳，把片片欢乐铺展在尘埃上，捕捉它，否则永远失却!”——捕捉它，否则永远失却——他不会再来了，昨天，他不过是路过，不会再来了……她奇怪昨夜她会那么哭啊哭的，今天情绪低反而不想哭了。她只想抽抽烟，坐坐，看看窗外的落叶，枯枝……。忽然，她从玻璃反光上看到咖啡室的门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进来，他穿了一件翻起衣领的风衣。他走过来，站在她身后，把手按在她的肩上。她没有回头。只轻轻的颤抖一下，用低哑的声音说：“坐吧!”就像昨天开始时一样，他们互相凝视着说不出话来，他们奇怪会在这样一个奇异、遥远的地方相遇。他伸过手臂轻轻拿走了她的烟。

名家三毛散文：遗爱

这张照片上一共摆了四样小东西。

那么普通又不起眼的手链、老别针、坠子，值得拍出照片来吗?

我的看法是，就凭这几样东西来说，不值得。就故事来说，是值得的。

先来看看这条不说话的手链——K金的，上面两片红点。一小块红，是一幅瑞士的国旗、另一块，写着阿拉伯数字13。

由这手链上的小东西，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手链原先的主人，很可能是个瑞士人，而且她是不信邪的。十三这个在一般西洋人认为不吉祥的数字，却被她挂在手上。

这条链子的主人，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路斯，是一个瑞士人。

路斯不承认自己酗酒，事实上她根本已是一个酒精中毒的人，如果不喝，人就发抖。

试着劝过几次;她不肯承认，只说喝得不多。酒这东西，其实我也极喜爱，可是很有节制，就算喝吧，也只是酒量的十分之三、四就停了，不会拿自己的健康去开玩笑。

当路斯从医生处知道她的肝硬化已到了最末期了时，看她的神情，反而豁达了。对着任何人，也不再躲躲藏藏，总之一大杯一大杯威士忌，就当着人的面，给灌下去。

每当路斯喝了酒，她的手风琴偏偏拉得特别的精彩。她拉琴，在场的朋友们就跳舞。没有什么人劝她别再喝了，反正已经没有救的。

有时候，我一直在猜想，路斯是个极不快乐的人。就一般而言，她不该如此不要命的去喝酒，毕竟孩子和经济情况，都不算太差的。可是她在自杀。

那个医院，也是出出进进的。一旦出了院，第一件事就是喝酒。她的丈夫喝得也厉害，并不会阻止她。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十月二十三日那一天，我跑去看路斯，当时她坐在缝衣机面前车一条床单的花边。去看她，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路斯的生日。拿了一只台湾玉的手环去当礼物。

“玉不是太好，可是听说戴上了对身体健康是有用的。”我说。

路斯把那只玉手环给套上了，伸出手臂来对我笑笑，说：“我喜欢绿色，戴了好看，至于我的病嘛——就在这几天了。”我看着路斯浮肿的脸和脚，轻轻问她：“你自己知道?”

她不说什么，脱下腕上这条一直戴着的手链交给我，又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金表来，说：“只有这两样东西可以留给你，我的长礼服你穿了太大，也没时间替你改小了。”

我收了东西，问她：“你是不是想喝一杯，现在?”

路斯对我笑笑。我飞奔到厨房去给她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

她睇了我一眼，说：“把瓶子去拿来。”

我又飞奔去拿瓶子，放在她面前。

路斯喝下了整瓶的烈酒，精神显得很好。她对我说：“对希伯尔，请你告诉他，许多话，当着尼可拉斯在，长途电话里我不好说。你告诉他，这房子有三分之一应当是他的。”

希伯尔是路斯与她第二任丈夫生的孩子，住在瑞士，我认识他，路斯是住加纳利群岛的。

“还有什么?”我把她的手链翻来覆去的玩，轻轻的问她。“没什么了!”她举举空瓶子，我立即跑去厨房再拿一瓶给她。

“对尼可拉斯和达尼埃呢?”我问。

“没有什么好讲了。”

我们安静的坐着，海凤吹来，把一扇窗拍一下给吹开了。也不起身去关窗，就坐着给风刮。路斯一副沉思的样子。

“ECHO，你相信人死了还有灵魂吗?”她问。我点点头，接着说：“路斯，我们来一个约定——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先死了，另外一个一定要回来告诉一下消息，免得错过了一个我们解也解不开的谜。”

“先去的当然是我。”路斯说。

“那也未必，说不定我这一出去，就给车撞死了。”我说。

路斯听我这么说，照着西班牙习惯敲了三次木桌子，笑骂了一句：“乱讲的，快闭嘴吧!”

“你——这么确定自己的死吗?”我问。

路斯也不回答，拿了瓶子往口里灌，我也不阻止她，好似听见她的心声，在说：“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我陪伴着路斯静坐了好久，她那坐轮椅的丈夫，喝醉了，在客厅，拿个手杖举到天花板，用力去打吊灯，打得惊天动地。我们不去睬他。

“好了，我出去扫玻璃。”我说。

路斯将我一把拉住，说：“不去管他，你越扫，他越打，等他打够了，再出去。”

我又坐下了，听着外面那支手杖砰一下、砰一下的乱打声，吓得差一点也想喝酒了。

“不要去听他，我们再来讲灵魂的事。”路斯很习惯的说。我好似又把她的话听成“我想死”。

“好，路斯，如果你先死，我们约好，你将会出现在我家客厅的那扇门边。如果我先死，我就跑来站在你的床边，好吗?”

“如果我吓了你呢?”

“你不会吓倒我的，倒是他——”我指指外面。我们两个人开始歇斯底里的笑个不停。

“喂，路斯，我在想一个问题。”我说。

“你怕我鬼魂现不出来?”

“对!我在想，如果蚊子的幼虫——产卵在水里的，一旦成了蚊子，就回不到水里去。我们一旦死了，能不能够穿越另一个空间回来呢?这和那个蚊子再不能入水的比方通不通?”

“等我死了再说吧!”路斯笑着笑着。

我跑到厨房去拿了一个干净杯子，倒了少少一点酒、举杯，跟路斯干了。出去安抚一下她的丈夫，把打碎的玻璃给扫干净，就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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