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最初1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史学史，这1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是接续了20世纪末的研究走向，还是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向更早时期的轮回?以下是小编分享的中国古代史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中国古代史论文篇一

21世纪最初1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史学史，这1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是接续了20世纪末的研究走向，还是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向更早时期的轮回?它的实践给予我们怎样的经验?这些经验又如何转化为促进中国古代史进步的因素?这无疑都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问题。在有限的篇幅里评述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现状并提出发展设想是一件困难的事，不仅挂一漏万无法避免，且因个人的专业知识和学养局限，评说不当而获其他领域内行之讥恐亦在所难免。下面从研究趋势和面临挑战两个方面，以断代史研究为线索，扼要回顾和评述最近13年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并对未来发展的进路提出不成熟的意见。

一、 趋势

2000年至2012年，中国古代史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总计在3.5万篇以上，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约在2 800部以上。尽管不同断代的研究有不同特点，但仍呈现出一些共同的内容，反映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内在一致性。

(一) 新资料的刊布促使研究工作呈现持续进步的态势

2000年至2012年间公布和整理的新资料中，殷周时期主要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和大量殷周青铜器铭文，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湖南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湖北张家山汉简、北京大学藏汉简、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和墓志，唐宋时期主要有新获敦煌吐鲁番文书、《俄藏黑水城文献》、天一阁藏明抄本北宋《天圣令》、唐宋墓志，明清时期主要有徽州文书、契约和官府档案。其中清华大学藏战国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天圣令》可能是近十余年来最重要的古史新资料，特别是清华简和张家山汉简，为苦于资料不足的战国秦汉史研究者打开了一扇观察历史之窗。上述新出资料涉及经学、史著、律令和法律制度、政治与经济活动，以及日常生活领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

在新的历史知识背景下，研究工作得到了全面深化。在商周史领域中，研究者依据新出甲骨文和殷周青铜器铭文，讨论了殷周时代的方国、官制、历法、家族形态和礼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在战国秦汉三国史领域中，研究者依据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走马楼吴简，对秦汉三国时期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律令分类、官制和爵制、郡县乡里地方行政、户籍制度和家庭结构展开了热烈讨论，一些成说得到修正。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简内容丰富，在已刊布的三册清华简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与《尚书》有关的文献，如《金縢》、《康诰》、《顾命》等，它们为研究古文《尚书》的真伪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成书于战国的史书《楚居》也为研究楚国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20世纪末新出文献如郭店楚简的《老子》三篇、《太一生水》、《性自命出》，上博简的《缁衣》、《周易》、《孔子诗论》等继续得到学界关注。在晋南北朝唐宋史领域中，新获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天圣令》和墓志，为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方式、律令、兵制和军事文书、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此相关的研究工作因而得到了拓展。在明清史领域，对各类公私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为资料相对丰富的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锦上添花。总之，由于大量新资料的不断刊布，不仅一些新问题进入了研究领域，研究者对许多历史细节有了更为接近真实的判断，而且某些长期争议不决的课题如法律形态、赋役制度、土地占有方式等也获得了新的线索，并推动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二) 传统课题和新课题并行，研究者的兴趣点更为广泛

在先秦史领域，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殷商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讨论较多的课题有：(1)关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理论研究、早期城址与文明起源及发展、中原地区文明起源与演进、中原以外的民族和地区的古代文明。(2)殷商的方国、地理和族属，都鄙邑落和商的统治方式。(3)周代的礼乐祭祀制度和历谱。(4)上博简和郭店简所反映的文化思想，其中对上博简《诗论》的作者、形制与编联以及《诗论》与《诗》学着力较多。(5)区域历史研究持续发展，以前已受重视的楚、齐、晋、赵和巴蜀的历史和文化仍被研究者所关注，以往研究相对薄弱的秦、燕文化得到了开掘。

在秦汉史领域，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等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拓展。在政治史方面，传统的官僚、选举、监察和分封制度得到进一步开掘，政体形态、行政运作管理体制、乡里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也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公布为研究战国末至西汉初年土地占有形态，以及汉代法律构造和律令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两个方面遂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并获得了富有新意的成果。对宏大问题的思考是这一时期秦汉史研究的一个特点，研究者试图通过对新出资料和传世文献的新解释，重建秦汉国家和官僚演变模式。赋役史研究也有新的进展。社会史研究一向是秦汉史学者所重视的内容，本时间段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集中在礼制、风俗和性别史上，人口和都城继续受到关注，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1]。

在魏晋南北朝领域，土地制度、门阀士族、职官制度、选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封爵和俸禄制以及地域集团，是近三十年来的研究重点，本时间段研究者仍然关注这些课题，深度有所拓展。对基层社会的探讨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出现的新趋向，礼制研究也有新收获。北方民族史是研究的一个重点，北方诸民族的名号、民族融合中的政治和文化轨迹，是研究者着力较多的方面;以往注意不多的长江中游诸蛮社会的变迁也受到关注。自然环境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得到初步展开。随着走马楼吴简分批整理出版，简文所记录的赋税收支、吏制、户与里的规模引起了学者的浓厚兴趣，研究成果丰富。一些青年学人试图通过“历史书写”即文本的变化，对国史书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替和正统性的建立过程提出新的解释[2]。

在隋唐五代史领域，政治史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中枢体制与政务运作、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官制和行政文书、国家祭祀和地方祭祀的关系以及由此显示的国家政治形态等方面展开。经济史方面，对传统研究课题如赋役和土地制度的探讨较之前几年的相对冷落而有所回升，对唐代江南农业结构的研究则为这个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城市史是一个“新兴”的课题，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史研究，研究者主要关心的是城市的内部结构、市场位置的选择和变化、娱乐场所的设置及其��用。对《开元礼》的考察是这些年唐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主要探讨《开元礼》的制作过程和内容，《开元礼》的行用，以及《开元礼》作为礼典和唐玄宗营造盛世的精神产品的意义。包括唐与朝鲜半岛诸国以及日本的关系在内的东亚历史的研究成为有待深入讨论的新领域。此外，妇女史和家庭史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3]。

在宋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相对集中的议题和视角。在制度史方面，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地方行政制度、基层社会管理，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官员与以士人为主体的民众在地方事务推动中的互动关系，重视对制度运作和政令施行过程的考察。由于两宋面临的特殊的国际环境，宋的边防和军事政策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一些研究领域出现了融合的趋向，如有的研究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考察经济发展与大众文化、民间信仰、地方意识的关系。疫病、灾害和社会控制也是研究者关照的内容[4]。

在辽金西夏史领域，西夏《天盛律令》是研究的一个重点，有多部专著问世，推动了西夏法律制度史研究的深入。在政治史方面，学者关注辽、金、西夏的州县制度、路制和部落制。民族关系和宗教向为该领域研究的中心，在本时间段，研究者依然关注这些课题，着力尤多的是金的道教和西夏的藏传佛教[5]。

在元史研究领域，政治制度史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在本时间段中，元的政治体制、中书省性质、怯薛、法律体系、地方政治、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关系等课题受到学者的重视。在经济史方面，学者研究了蠲免和赈济制度、傕盐和酒业、江南经济的发展、手工业者的身份和贡献，新发现的元代契尾资料则对元代土地制度提供了新的认识。在社

会史方面，除研究华夷正统观念与汉族知识分子在元帝国中的政治位置之外，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性别史研究及色目人家族和文化倾向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元典章》的校释和《通制条格》的研究，以及景教、藏传佛教、全真教和伊斯兰教也是元史研究的热点。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元(高)丽关系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关于成吉思汗、托雷、拔都、铁木迭儿等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6]。

在明史研究领域，政治和军事史研究集中于政治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卫所制度方面。经济史研究侧重于人口、土地、赋税及农业与手工业。社会史研究涉及基层社会的管理、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区域史研究是一个时期以来明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经济与社会，在延续这一传统的同时，研究者的视野扩展到其他地区。注重晚明史研究是这个时间段明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在全球化视野下，晚明社会转型和特质、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热点。与此相关并伴随着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年，明史学界对郑和下西洋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了集中研究。此外，明代的历史地位也受到研究者的重新审视[7]。

在清史研究领域，清八旗驻防、八旗世爵世职及八旗与清代政治等课题受到学者关注。清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历史视野下的边疆与政策、区域经济及其对清代社会变化的影响、疾病医疗与社会的关系、婚姻和家庭、民间信仰以及清代学术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开掘。美国学者罗友枝(Evelyn S.Rawski)、欧立德(Mark Elliott)等人提出了“新清史”概念，强调清朝的“满族元素”和独特性质，在国际范围的清史研究中产生了影响，中国清史学界做出了回应参看林存阳、朱昌荣《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清史研究》，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280页。关于新清史的讨论甚多，不一一列举。最近的综述参见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第106118页。。

(三) 研究理念和学科建设的思考

大体上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第一个十年(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历史学界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第二个十年(20世纪的最后十年)，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具体问题的考察，彼此之间的交流有限，对学科发展的整体性思考较为薄弱;进入21世纪后，一些学者开始从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思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以及本学科发展的走向。

随着新资料的出现，对疑古思潮的评价旧话重提。一种意见指出，“古史辨”派在研究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对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就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而言，传世典籍和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于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于缺乏科学的态度。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者普遍采用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学说解释中国历史的进程。若干年前已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古代不存在奴隶社会，并对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发展阶段进行重新界定，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古国”(传说时代)、“方国”或“王国”(夏商至战国)和“帝国”(秦汉至清)，以及“上古时代”(传说时代至战国)和“中古时代”(秦汉至清)[8]。在最近十余年中，又有不少研究者对用封建社会命名从秦至清的中国历史阶段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有悖“封建”本义，且与社会性状全然不同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日本中世及近世幕藩制混为一谈。《史学月刊》和《文史哲》杂志分别就此组织了专题讨论。2007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举办“‘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笔者参加了此次会议，目睹了学者之间的激烈交锋。根据笔者的观察，有的坚持旧说的学者感情色彩重于学理分析，而持新说的学者在实证和理论说明上还有欠缺。目前关于秦至清的社会形态出现了“皇权社会”、“帝制时代”、“帝国农民时代”、“郡县制时代”、“宗法地主社会”、“选举社会”等不同概括参见赵轶峰《明代中国历史趋势：帝制农商社会》，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513页;谷川道雄、冯天瑜《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第110115页;张金光《关于中国古代(周至秦)社会形态问题的新思维》，载《文史哲》2010年第5期，第531页;何怀宏《“选举社会”的概念——秦至晚清社会形态命名初探》，载《文史哲》2010年第6期，第522页;李若晖《郡县制时代——由权力建构与社会控制论秦至清的社会性质》，载《文史哲》2011年第1期，第518页;《“秦至清社会性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笔谈》，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第531页。。值得肯定的是，最近的讨论从以前被强调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扩展到国家权力和文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讨论初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随后的研究中几经起伏，经历了从将中国历史道路服从于世界历史的“共性”，转变为注重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过程。其间走过了一些学术弯路，现仍然面临着如何使理论概括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揭示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本质这一难题。要获得共识，还需要更为深入的思考。

20世纪80—90年代，刘泽华提出并发展了“王权主义”概念，他试图用这一表述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机制[9]。 这一解释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强调“王权”的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支配社会和经济[10]。 进入21世纪，“王权主义”理论引起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11]。 “王权主义”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为数不多的独立思考的成果，值得重视。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检验和丰富这种理论，并激发出我们对中国古代史的新认识。

由于受到国学热、“后殖民”理论的影响，有的研究者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通行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皇权和专制没有必然联系，中国古代存在“专制主义”是西方学者的偏见。这个观点引起了讨论，范围涉及民主和专制的性质、对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认识、儒家文化和专制主义的关系等。批评者认为“中国古代政体赞同者”的共同缺陷是以论代史以及概念和逻辑运用上的混乱参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428页;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的依据何在》，载《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79107页;王瑞来《皇权再论》，载《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第325页。。关于“专制”内涵和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讨论在学理上不够深入，这也是它来去匆匆倏忽而过的原因之一。

关于唐宋变革也是这十余年讨论较多的课题。“唐宋变革论”是日本学者提出的观点，意指中国唐宋时期出现的商业革命和市民社会，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这个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对唐宋时期出现了怎样的社会变动，以及这些变动是否具有“变革”意义，也进行了初步考察参见“‘唐宋变革’论研究专栏”论文，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536页;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在各个断代，制度史尤其是政治制度史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如何推进制度史研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思考。有研究者提出要研究“活”的制度史，通过考察作为“过程”的制度史和作为“关系”的制度史，深化对制度史的研究[12]。

摆脱王朝和地域体系，引起了研究者的共鸣。在秦汉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的视野不仅扩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有的更上延到西周时代，以期通过长时段研究来深化对这一时期历史

的认识。注重长时段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变化，也成为这个时期秦汉史研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隋唐和宋是前后相继的王朝，以往研究常常画地为牢。在这个时期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唐宋史研究者感受到研究中朝代壁垒的负面影响，他们开始将唐宋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较长期的历史时段进行考察，努力使研究工作深入到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打通宋辽金元史，从事贯通整合研究，也已显露苗头。在清史研究中，出现了晚清史的回归迹象。按照正统的社会阶段划分，晚清原本属于近代史范畴。随着研究的深入，它与属于中国古代史范畴的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在联系被人们所认识。晚清史回归到清史研究的整体中去，在清代史的框架中思考晚清七十年历史，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宋辽金元是中国境内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以往的研究虽然注意到这些政权之间的关系，但整体的研究较为薄弱，影响了对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准确认识[34]。

(四) 国家扶助政策与大课题的设立

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科研工作一直受到国家相关机构的资助，但与自然科学相比，扶持的力度较为有限。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情形在世纪之交发生了改变。1996年和2002年，国家分别提供巨资资助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断代工程)和大型《清史》编纂工程(以下简称大清史)，从而为研究早期中国历史和清史研究工作提供了契机。夏商周断代工程在2000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大清史还在进行之中。断代工程的初步成果主要体现在为中国古史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西周末年提供了一个大体的年代参考。断代工程引起了古史年代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讨论。一些学者在肯定断代工程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教训，即学术研究是一个有自身发展规律的事物，不能制定硬性的限期成果指标[13]。笔者的粗浅看法是，首先，国家对学术事业尤其是作为基础学科的人文领域的支持值得肯定并需要进一步加强，但学术管理者和学术研究者有各自的分工，学术管理者不应介入学术研究工作。其次，如何使用好国家提供的资助，有效地组织一个学科的全国研究力量，推进研究工作，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对得失利弊加以认真总结。最后，对研究结论的认定是在学者的讨论中达成的，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中，限于资料以及研究者对资料认识的差异，对一个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十分正常，因此，对某些尚有疑问、尚存争议的问题，可以不必匆忙地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存留分歧，这既是对学术事业的尊重，也是对学术事业的推进。

(五) 其他

2008年至2009年，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西高穴村发掘了一座汉魏大墓。关于此墓是否为曹操高陵引起了学界热烈讨论，并延伸到学术圈外。该墓已被盗掘，学术意义不大，但由曹操墓引发的争论显示了公众对考古和历史知识的热情。曹操墓真伪“事件”再次提示专业研究者：我们在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定位于“专”、“深”、“精”的同时，是否需要与公众进行学术互动;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公众的质疑;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形式，将准确的历史知识告知公众。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和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管理者思考。

21世纪最初13年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持续进步的整体趋势，新资料的不断刊布是获得进步的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不仅对许多历史细节有了更丰富的认识，而且使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解释获得了更多线索，从而为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能。研究者的视野也愈加开阔，传统课题和新课题都得到了关注，研究工作的分布更加均衡。未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因此具备了一个较高的和更为合理的学术基础。

二、 挑战

21世纪最初13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整体趋势是走向深入，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存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理论素养和问题意识的欠缺、学术评论的缺位，以及在理解新出资料上出现的某些偏差。

(一) 理论思考

尽管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没有放弃对历史理论的思考，但相对来说，研究者主要致力于对古代历史的重建，而对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着意有限，对实证的热情超过了带有宏观色彩的理论分析，缺乏对中国历史发展路径的更多的原创性解释。我们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如“酋邦”、“父家长制”、“贵族社会”、“唐宋变革”、“内卷化”等都来自域外，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如“历史的书写”等则是在它们在其发生地热度减弱之后才引起我们的重视。高度模仿现象显示了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存在的重大缺陷。

对理论关注度不足并非出现于今天。由于对以往给历史研究工作带来不良影响的“以论带史”的反感，研究者懈怠于宏观和理论问题的思考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能成为我们放弃理论的理由。理论和方法是一门学科的魂魄，中国史学发展史清晰地显示，中国历史学的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与史学观念的改变、史学理论的发展息息相关。离我们最近的事例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学的成绩。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洪流中，我们打破了不符合学术规律的思想枷锁，提出了许多富有朝气的思想创新观念，从而促进了中国历史学整体性进步。这就是说，离开了对理论的思考和探索，我们研究工作的价值将会大大降低，我们前行的步伐也将减慢。

(二) 问题意识

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史的不同断代都出现了研究工作立意有限的情形，一些评论者将之归咎为选题重复。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选择了同一个题目，而在于能否在题目中寻找出更多的历史意义。什么是问题意识?这个“问题”似乎不言自明，实则有讨论的余地。问题的出现总是时代性的，也总是与新的资料有关。是否具有问题意识的最重要标志在于我们是以描述式的眼光抑或以分析式的方式介入研究工作：在前者，只有对历史的复原或重建，而研究者选择的研究对象的价值或完成重建目标后的分析则不在考虑之中;在后者，研究工作始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判定，研究工作的完成并不终止于对历史“真实性”的判定，而是延续到必要的分析说明。尽管提出和解决问题与研究者的个人才具有关，但一个好的问题总是来自于对学术史的认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对历史的新的发问。

与问题意识相关的是研究工作的“碎片化”。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是近年来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笔者在阅读相关论文和在多个研讨会场合中看到了关于这个议题的分歧和激辩。“碎片化”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法，因而也是一个悠久的话题。近半个世纪前，西方史学界即发生了“宏观历史”论和“微观历史”论的论争。一方面人们承认微观历史所做出的贡献纠正了“那种建立在薄弱基础上的冠冕堂皇的结论”的偏差，另一方面人们也认识到随着小型

研究成果的积累数量日益增加，它与历史学对整体要求之间的距离不断扩大，而如果没有一个“宏观历史”结构，就不可能将“微观历史”现象“纳入范围庞大的论述中去”[14];同时，“微观历史学”不能逃脱更大的结构框架[15]。在笔者看来，历史研究活动始终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碎片”。第一种是研究工作必有的“碎片”。由于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特定的知识范围和研究领域，而历史研究必须从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开始，且对历史细节的澄清是对历史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前提，因此“碎片”是历史研究程序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第二种是缺乏问题意识且止步于琐细目标的“碎片”。这样的研究也有其价值，但意义有限。尤其是当一个时代的多数学者都倾心于此，将人类历史活动复杂变化的现象割裂开来，形成“碎片化”的研究风气，历史研究工作将不会得到推进。尽管一个学科需要在大视野、大问题与具体研究之间寻找平衡，尽管不同时代因学术规律制约而表现出特定的研究取向，尽管不同学者的研究特质和旨趣都有其价值，但从根本上说，作为整体性的历史学科需要起于“碎片”，却不能止于“碎片”。

(三) 学术评论

所有学术研究活动都存在学术评论，但学术评论是以自发的抑或是自觉的方式出现，其意义大不相同。自发的学术评论工作大都是随机性的，而自觉的学术评论工作则具有明确的学术针对性。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自觉的学术评论工作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开展，引领学术发展、推动学术进步的学术评论机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大约有两点：第一，与一般研究工作不同，学术评论要求评论者不仅是一个领域的专家，更重要的是，他还应当对学术发展的趋向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一篇好的学术评论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要大于一般问题的研究。第二，评论必然要涉及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著作，评论也并不总是赞扬和肯定。虽然我们常说学术评论是对事不对人，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想情况。评论者和被评论者的纠葛不时溢出学术范围，从而限制了学术评论工作的开展。尽管存在这些障碍，我们仍应当正视，一个学科如果缺乏有效的学术评论活动，学术进步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最近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创办了《历史学评论》，这是一份专门性的学术评论杂志，范围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我们提出了对学术评论意义和内涵的理解，即学术评论最重要的意义是引领学术事业的发展，而其具体规划则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在认真梳理学术研究脉络和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思考史学发展的大势，探讨理论和方法的建立及其在运用于具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第二，考察一个时代学术精神和学术追求的各种表现;第三，立足学术前沿，分析热点和难点、各种学术问题出现的原因和研究的态势、学术现象变化的趋向，以及研究活动显现或潜在的价值和困难，并对研究工作进行前瞻;第四，对不良学风进行批评，保证学术研究的纯洁性;第五，分析科研机制和学术成果评价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意见[16]。我们也期待着通过广大学人的共同努力，弥补中国历史学在学术评论方面的缺环，建立起良好的学术评论机制。

(四) 新出资料

前文谈到21世纪最初13年中国古代史研究最重要的现象是新资料的不断刊布，以及研究者使用新资料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我们通常都是从积极意义上理解新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的推进，我们也期待新资料能够成为重建古代史的重要基础[17]。 然而如何更为稳妥、更为准确和更为有效地使用新资料，我们可能还欠缺理论上的自觉。当下关于新出资料与历史研究关系的基本问题可能是：新出资料的价值如何认定?新出资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新出资料与传世资料以及其他资料的关系如何认识?相应的理解便是：第一，新资料是否需要接受对其真实性的评估?在有的研究者看来，较之传世文献，新资料更接近历史原貌，特别是那些档案文书之类的资料，是真实性确凿无疑的资料。而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所有历史资料都有人的因素介入，因而也都具有某种程度上不“真”的可能。即使是被有的研究者视作“第一手”资料的官方档案，也有虚假的可能。例如在尹湾汉墓《集簿》关于高龄者人口数字统计和荆州松柏汉墓户口簿的男女人口数字统计中均发现了造假迹象[1819]。 因此，对待新资料同样要有怀疑精神。第二，新资料公布后的普遍情形是研究者蜂拥而上，有的人以跑马占地的心态仓促撰写文章，发表并不成熟的作品。这种表现与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学风背道而驰，值得学界认真反思。第三，不少使用新资料的论文在宏论之后得出的结论与使用传世文献研究的结论并无差异，这样的研究究竟有多大的价值?或者说，我们使用新资料的目的究竟何在?我们是否应该减少或放弃这种意义有限的重复性劳动，将精力集中在努力发现新问题方面，这同样值得学界思考。

(五) 电脑技术

电脑技术的使用是近十几年来历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它的积极因素是全面的和多重的，然而我们依然要注意到电脑技术环境下的历史学所遭遇的新问题。电子技术新兴之时，域外学者曾批评了数字化的历史学：数字的明晰性、准确性和确定性并不能带来连贯的整体，计量分析也不能重现人类历史的景象[20]。中国的情形则不尽相同。在中国的古史研究领域，由于资料查阅和誊抄时间的节省，电脑技术使用最明显的负面后果是对资料的罗列增多和分析减少，电脑技术只是成为资料堆砌的工具。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电子技术还会不断进步，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也将持续地、深刻地受到它的影响。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提高

我们对历史“深度阅读”的能力，如何提升我们的史识，值得每一个研究者思考。

三、 结语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这个判断大致包含三层含义。首先，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都来自他所处时代的 社会 文化背景;其次，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发问都来自他所处时代遭遇的问题;从而最后，每一个时代都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历史学。同样，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都有其特定的人文背景。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在 总结20世纪西方史学面临的问题时，分析了三种“终结”，即“历史学的终结”、“历史学作为一种学术事业的终结”和“启蒙运动的终结”[15]。这迥异于中国学者的学术场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应当提供怎样的学术内容?这也许是21世纪最初1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实践和所获取的 经验让我们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表现出了不同时间段的差异，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体现了学理和逻辑上的连续性。它不仅在宏大问题和具体研究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更重要的是它将实证作为研究的基础，依然沿着20世纪初新史学建立以来历史学 发展的主要路径前行。它的实践和经验在给予我们学术自信的同时，也促使我们进行更多的思考。

实证保证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但历史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使其价值超越了“科学”的层面。实证是研究的手段，它提供的是认识历史的坚实基础，而历史学最有价值的指向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演变。通过历史研究，我们了解了我们从哪里来，如何来;也启示了我们向何处去，怎么去。在今天研究资料空前丰富、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化、研究视角日益全面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有理由在研究理念上寻求新的突破，在研究目标上寻找有重大意义的生长点。

我们需要打通不同研究领域的壁垒，加强不同研究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每一个研究者面临的问题都是具体的，然而在宏观层面上，所有的具体问题都具有内在一致性。这就是说，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面临的问题是相通的，从而不同领域研究者的经验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

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学术自觉的勇气，在从事具体研究 工作的同时，思考学术研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理论和方法的建立及其在运用于中国古代史具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问题意识如何获得，历史研究的边界和范围问题，如何突破传统课题研究的方法论瓶颈，等等。这些工作的意义不仅可能提升具体研究水准，更重要的是，它有益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的整体性进步。

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在这里，笔者想特别提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历史发展道路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中心议题，此后的讨论不绝如缕，其研究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不曾断裂的具有连续性的文明，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对它的重建和解释无疑是对人类知识体系的重大贡献，也会对研究中国未来的走向提供重要参考。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讨，在宏观层面上可以集中于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早期文明的产生过程和早期国家的发展路径;第二，王权或王制时代的出现及其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第三，王权或王制时代向皇权或帝制时代的转变;第四，近代化的起点和特质;第五，自然 环境和人口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影响;第六，中国历史发展走向中的观念形态。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始于当下，我们今天需要做的工作是，将这些问题放在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框架中，运用大量新出资料提供对历史的新认识，提出中国学者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使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求真、致用和益智方面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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