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业农村农民论文，供大家参考。

农业农村农民论文范文一：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与差异分析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镇，且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9亿，其中，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①。可见，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到2020年要实现1亿农民工进城落户，这意味着，将有大量的农民工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重大转变。但事实上，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仍面临艰巨任务，他们多数在城市从事技术含量不高，薪资水平较低，工作环境、居住条件较差，社会地位不高，职业发展前景堪忧的工作，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令新生代农民工心理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各种压力与矛盾会使该群体心理健康问题加剧，心理矛盾与冲突凸显，因此，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杭州市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富裕，农民工数量较多。据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杭州都市圈共有农民工545.2万人，其中，杭州市的农民工数量最多，为218.3万人，占杭州都市圈农民工总量的40%和市常住人口的25.1%②。现有研究较多地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群体特征、权益保障等问题，但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关注不够，因此，在新形势下，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健康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以随机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堡客运中心站、城站火车站等抽取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55份，有效回收率85%。有效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4.21(+4.38)，众数为23，年龄跨度从16-35岁。其中，男性123人占48%，女性132人占52%;已婚103人占40%，未婚150人占59%，离异2人占0.8%;受教育程度情况，小学11人占4%，初中103人占40%，高中或中专104人占41%，大专及以上37人占15%。

(二)工具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该量表由90个项目组成，包含9大因子：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各项目采取5级评分制。该量表在国内外精神卫生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三)方法

以SPSS16.0为统计工具，对收集整理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等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SCL-90各因子得分及总分与全国常模比较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各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表)。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显著低于全国正常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2.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率

根据SCL-90评分标准，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2，则为阳性因子，提示可能有轻度心理问题;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3，则被认为可能有中度及以上的心理问题。据此，本文以3分为分界点，在SCL-90中,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3，则认为该研究对象可能有中度及以上心理问题。统计结果显示: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率为19.61%(M±SD=2.53±0.47)。其中，强迫症状(M±SD=2.91±0.55)和敌对(M±SD=2.74±0.79)这两个因子检出率最高，皆为9.41%;其他(M±SD=2.63±0.71)和人际关系敏感(M±SD=2.72±0.60)两项的检出率分别为7.06%和6.67%;躯体化(M±SD=2.21±0.75)和偏执(M±SD=2.47±0.53)检出率最低，均为3.53%。另外，抑郁(M±SD=2.61±0.65)、焦虑(M±SD=2.46±0.64)、恐怖(M±SD=2.31±0.61分析)、精神病性(M±SD=2.34±0.69)检出率分别为5.88%、4.31%、4.31%、3.53%。

3.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组比较

根据统计，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组各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正常组，通常正常人检出率范围是(3.79%-29.1%)①。其中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偏执较其它因子比正常组得分更高。可见，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检出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急需关注与介入性疏导。根据统计，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组各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正常组：躯体化T为8.07***、强迫症状T为15.06***、人际关系敏感T为13.37***、抑郁T为11.68***、焦虑T为11.02***、敌对T为10.75***、恐怖T为10.99***、偏执T为13.08***、精神病性T为9.72***、其他T为10.84***、组内均分T为15.53***。其中，强迫症状因子均分最高接近3(M=2.91，SD=0.55)，其次分别为敌对因子(M=2.74，SD=0.79)、人际关系敏感因子(M=2.72，SD=0.60)、抑郁(M=2.61，SD=0.65)、偏执(M=2.47，SD=0.53)、焦虑(M=2.46，SD=0.64)、精神病性(M=2.34，SD=0.69)、恐怖(M=2.31，SD=0.61)、躯体化(M=2.21，SD=0.75)。可见，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检出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堪忧，急需关注与介入性疏导。

(二)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的群体差异

研究以性别、婚姻状况、薪资水平进行差异统计，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存在性别、婚姻状况、薪资水平的差异。

1.性别差异

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发现男性在SCL-90各因子中得分均低于女性,且其强迫症状(t=-2.43*，P<0.05)、焦虑(t=-2.35*，P<0.05)、恐怖(t=-4.45***，P<0.001)三因子及心理健康总均分(t=-2.16*，P<0.05)显著低于女性的得分，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男性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性。

2.婚姻状况差异

本研究仅对未婚、已婚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差异分析,在本次调查中离异者仅有2人，故本研究仅对未婚、已婚新生代农民在SCL-90中得分进行差异分析。统计可见，未婚新生代农民工除敌对因子得分略低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在该因子的得分，其他因子均高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且在强迫症状(t=-2.36*，P<0.05)、焦虑(t=-2.50*，P<0.05)、恐怖(t=-2.66**，P<0.01)、精神病性(t=-2.24*，P<0.05)这四个因子的得分显著高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的得分，这表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好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

3.年龄段的差异

研究显示，不同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差异显著，且在强迫症状(F=3.16*，P<0.05)、人际关系敏感(F=2.84*，P<0.05)、焦虑(F=2.55*，P<0.05)、恐怖(F=6.06**，P<0.01)、偏执(F=2.70*，P<0.05)五个因子中差异达到显著。经多重比较发现，16-20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低于26-30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TukeyHSD=0.31，P<0.05)，且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四个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26-30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TukeyHSD=0.38，P<0.05;TukeyHSD=0.37，P<0.05;TukeyHSD=0.36，P<0.05;TukeyHSD=0.42，P<0.01)。21-25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则表现在恐怖因子中，得分显著高于26-30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TukeyHSD=0.32，P<0.01)。

四、讨论与分析

(一)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

本次调查显示，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在SCL-90总均分和各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与廖传景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状况不容乐观。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对城市生活有较高的期待，然而，现实中又因政策制度、文化水平、职业技能等限制，他们大多在城市从事着强度高、压力大、条件差的工作，在与城市居民交往过程中，经常遭受来自于城市社会的歧视、排斥，使他们更易形成警戒、防御心理，出现不良心理现象。本次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因子得分偏高，检出率也偏高，分别为9.41%、6.67%、9.41%。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语言习惯、教育水平及心理、价值取向与城里人有较大差异，特别是由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缺乏，他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作为“外地人”与本地人在人际交往、社会地位、制度性身份上的心理落差和心理隔阂，尤其是体现在具体的制度性安排上，他们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更易产生敌对、人际关系敏感、强迫心理。同时，这也充分反映了他们内心的郁闷、紧张。所以，政府、用工单位、社会组织等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多渠道、多层面为他们构筑社会支持系统，真正让他们从心理上融入城市社会。当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要加强对客观社会支持的利用，克服自卑心理，勇于表露心声，积极争取和善于接纳他人提供的帮助和关心，寻求他人的理解和支持，实现身心健康。

(二)突出心理关怀的性别特征差异

由统计结果可见，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SCL-90中得分普遍高于男性，仅偏执因子低于男性，且强迫、焦虑、恐怖因子达到显著，这一结果与有关研究相似。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恐怖性、强迫性、焦虑心理多于男性，说明女性比男性更关注自身感受，对自身状况更加敏感，对周围生活环境、工作稳定性、人际环境有更强烈的安全需求，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当下竞争社会中面临的种种压力和无奈。在工作压力不断增大的前提下，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感受到安全感的缺失。因此，用工企业和社会各界应针对女性心理需求，积极为女性农民工营造和谐、安全的心理环境，尽可能地满足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归属。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偏执分数较女性高。一方面，可能由于社会性别角色对男性“坚韧、强健”的期望使得男性更倾向于表现坚强、健康的一面，也更容易忽略对自身病症的症状与表现。另一方面也说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工作中较女性更为固执己见，不善于听取吸收他人的意见建议，更容易造成人际紧张。基于此，我们要针对不同性别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供不同类别的心理关怀。要从心理安全、人际脱敏、性情宣泄等方面，增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关怀;对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要帮其树立正确的观念，端正不良态度，纠正不合理行为方式。

(三)加强对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关注

本研究结果显示，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好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且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满意度也更高(T=2.63，P=0.008)，与蒋善等人(2007)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婚姻关系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心灵避风港湾”，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更多的安定、幸福和满足感，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因而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在处理人际关系、职业规划、生活方式等方面会表现出更多的理性和成熟性。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整体年龄较小、务工时间较短、薪资水平较低、生活阅历较浅等原因，他们大多缺乏对人生规划、职业发展、人际关系的整体考虑，对个人、生活和职业方面的问题处理方式较为有限，他们更注重仗义、易于冲动，容易凭感情办事。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关心帮助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在人际交往、个人感情方面，要加强对他们的心理疏导和精神关怀。

(四)重视低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需求

年龄段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偏执等因子上的得分高于年龄段高的群体。原因主要是：(1)低年龄组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处于青年早期，正处于确立自我同一性、防止社会角色混乱、避免孤独和建立亲密感的重要时期，在此阶段的他们对爱与归属有强烈的需求，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自主意识和精神诉求较年长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强烈;(2)由于他们年龄较小，工作资历浅，职业技能低，收入待遇少，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交往中往往处于弱势，不易体验到安全感和稳定感。因而他们的恐怖、强迫症状、焦虑心理等程度相对较高。所以，社会大众要加强对年纪较轻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爱，帮助其建立安全、和谐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五、结论与研究的局限

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低于全国常模水平，且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敌对三个因子检出率较高。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适应状况不佳，存在一定程度的孤独感、挫折感、被剥夺感与抵触情绪。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年龄组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心理健康程度具有差异性。因此，城市政府及社会各界应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及内部差异，提供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系统，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本研究主要通过对在杭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来了解该群体心理健康状况，样本具有一定限制性。另外，本次研究主要基于心理症状层面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对社会支持、人格特征等影响因素缺乏探讨，后续研究可对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寻找影响该群体心理健康的诸多因素。

农业农村农民论文范文二：农村农民合作医疗制度的完善

1新农合运行现状

萝北县是鹤岗市的市辖县，位于小兴安岭南麓与三江平原交汇处，临近俄罗斯联邦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全县包括8个乡(镇)，总面积6784平方公里，人口23万。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53所，其中医院、卫生院16所，拥有诊疗床位633张，医疗技术人员1005人，防疫人员180人。萝北县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来，经过近8年的探索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状况良好，全县应参合人数42948人，实际参合人数42906人，实际参合率达99.90%。截至2014年，人均筹资标准从2007年的55元提高到2014年的470元。筹资总额由219.3万元增至1181.3万元，增长444%;受益人次由14470人次增至26694人次，增长54.2%。补偿面不断扩大，农民的就医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2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筹资难度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渠道主要以政府投入和个人筹资为主。大多数农民感到补偿报销比例仍不够高，药价与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与期望有较大差距，导致部分农民在参合后又退出，影响了农民的参加新农合的积极性。同时以政府提高补贴比例的方式促进农合基金增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合筹资难题，随着补偿比例的不断提高将会形成较重的财政负担，加大政府压力，影响新农合的健康发展。二是农民受益程度小。近年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不断提高，补偿种类日渐科学丰富，补偿标准不断提高，参合农民的受益面进一步扩大，但“看病贵”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逐年上涨的医疗费用，使农民医疗费用的自负比重，尤其是大病治疗费用，农民的实际自负费用并没有明显降低。三是基层诊疗水平低。农民参与新农合都期望能够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对基层诊疗机构的服务水平要求也不断提高。但多数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设备还比较落后，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相对较低，服务水平不尽人意。尽管报销比例高，大部分农民仍选择到县市医院，甚至到外地医院就医，乡(镇)卫生院的就诊人数和病床利用率逐年下降。同时由于乡(镇)卫生院所能提供的工作环境、发展机遇和福利待遇与城市医院相差较大，人才吸引力不足，缺乏充足的专业医护人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农合运行的基础。四是跨区保障难实现。随着新农合的推广，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仍然没有参合，其原因主要是认为常年在外工作，在本地参合无法得到真正的受益，而在异地就医报销程序比较繁琐，转移接续困难较多，降低了农民工群体加入新农合的积极性。另外，一些县市行政区划内的农场，其行政体制相对独立，医疗服务水平接近县市医院，更靠近相对偏远乡(镇)农民的驻地。部分农民出于就近就医的考量选择在农场医院就医，但农场医院并不在县市农合体系之内，部分农民就近不方便的问题比较突出。

3完善新农合的几点建议

一是扩大补偿范围和受益程度。科学设置补偿项目，实现对农民就医支出项目的合理覆盖，增加农民补偿受益种类;进一步扩大推行新农合就医分级诊疗制度。完善市、县、乡三级医疗机构住院比例补偿，引导农民选择县直医院和就近的乡(镇)医疗机构就诊，降低农民医疗负担;适当提高补偿的封顶线，扩大普通门诊就医的补偿额度，扩大农民受益面。二是丰富筹资渠道和缴费选项。以积极的政策优惠吸引和鼓励动员社会力量融资，通过捐资捐助、政策倾斜等方式吸收实业资本和闲散资金，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实业团体与个人相结合的多元的筹资渠道;允许农民从自身经济情况和医疗需求出发，参加低、中、高等多个等级的合作医疗模式。自愿多缴的农民可以拥有更多的医疗服务选项、更优质医疗服务资源和更高的报销比例，调动农民参合筹资的积极性。三是完善保障机制和区域整合。以财政重点扶持的方式，采买和配备必需的医疗设备，夯实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农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硬件基础。同时坚持城市医院对口支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坚持双向转诊制度，通过长期的帮扶协作，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健康运转，降低农民就医负担。四是拓展医疗机构与合作体系的整合，建立联保联销渠道，探索域内就医报销一卡通，对异地就医报销和垫付经费按照当地医保医院模式实行统一标准补偿，居民交叉就医补偿资金可以在上级机构的统筹下实现基金的定期互转互补。五是探索商业保险参加合作医疗。商业保险参加新农合虽已不是新鲜事物，但从试点实施的范围看仍属刚刚起步，但其对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的积极作用是可以预见的。各地应当结合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实际，科学统筹农合基金向商保机构购买大病保险，以政府购买保障服务的方式，委托有资质的保险机构参与新农合经办服务。参合居民在新农合基本医疗补偿的基础上，由商业保险机构给予一定比例的二次补偿，而不需额外缴费，提高农民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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