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是一篇选自《杨绛散文》回忆性散文，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老王》句子赏析，供大家参阅，希望对你有帮助!

《老王》句子赏析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杨绛就用这样水波不兴的语言徐徐道来。“我常坐”，起笔就与下文“乘客不愿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闲话中”也就向我们介绍出老王的基本状况。作者以非常集中的笔墨刻画老王的“苦”。一是伶仃孤苦，“单干户”，“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此外就没什么亲人”。二是谋生难，一只眼瞎，好眼也有病，别人先前“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也不是无端猜疑，“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半面肿胀、又青又紫”，但还有人嘲笑、污蔑他“大约年轻时不老实”;“我”却让女儿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而且猜测老王眼瞎是因为“更深的不幸”。这段叙述看起来平平淡淡，有些幽默和调侃的味道，其实却蕴含鲜明的对比，不仅写出了对老王的同情、关怀，为下文老王知恩图报作铺垫，更含蓄地流露出作者对以践踏弱者为乐的世风的厌恶和批判。接着作者介绍老王住所的荒破，再写其困窘。

“我们从五七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谋生更加艰难，“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他才“可以凑合”维持生活。“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仿佛这样，“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作者用幽默诙谐的叙述写来，粗读令人忍俊不禁，再读却不觉倍感心酸，仿佛看到了老王脸上满足的笑容，更看到文字背后杨绛微笑的面颊上一双盈盈的泪眼。老王身患重病，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苦得不成人样的老王，还要挣扎着来到“我”家，作者着意刻画了他临终前的样子：瘦、僵。“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这句是总写，用“直僵僵”活画出老王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样子，“镶嵌”更是用得特别，传神地刻画出老王清瘦、单薄、僵直，没有一丝活气。“直僵僵”在全文出现了3次，他像一具“僵尸”，“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直”字写他僵直、艰难的动作，两手却都拿着东西——瓶子里竟是香油，包裹里竟是鸡蛋，如此珍贵、易碎的东西!老王这一路该是如何走来?巨大的悲剧感压在读者心头，终于催人泪下。

身体没病时，生活尚只能“凑合”，几月不出车，老王的境况之苦无法可想。但就这样穷困不堪，病魔缠身，他却省出来香油、鸡蛋;就这样直僵僵，羸弱不堪，他却硬撑着亲自送来香油、鸡蛋，如此之苦，更见其善!作者还通过回忆送冰、送钱先生去医院不肯收钱等生活片段再现老王的老实厚道、知恩图报。临终前送香油、鸡蛋不收钱，他是要最后一次感谢杨先生一家对他的同情、关爱、照顾和尊重。如此之善却如此之苦，更突出其“不幸”!作者在结尾写道“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作者为自己在老王生前不曾真正了解他那颗金子般的心，没能尽自己最大力量帮助他改善处境，改变不幸而惭愧不安。“文革”爆发后，杨绛一家受尽了屈辱和蹂躏，夫妇先是被迫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女婿德一含冤自杀，全家被迫离家逃走……忆及那些“含泪”的往事，杨绛却淡淡地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想起的却是“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我们怎能不感叹、敬重于杨先生那种豁达忘我、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

《老王》作者简介

杨绛，钱钟书夫人，杨荫杭之女，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7月17日，祖籍为江苏无锡，出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杨绛女士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

杨绛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淀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有时把词序变换一下，不符合常规，反倒更显别致耐读。如《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有一句话：“登台就有高帽子戴。”通常也许会说“登台就得戴高帽子”，因这分明是被迫。但杨绛这句话说得有点喜气洋洋的气氛，令人想起“拜年就有压岁钱”之类。这与当时的环境完全不合拍，只好当成一句反话来读：不仅表现出作者身处其境的哭笑不得的无奈心情，也隐含了她对待那时环境的解构态度。平平八个字，平静中有抗议，调侃中有悲哀，很有韵味。有时明净到有些冷，但由于渗入诙谐幽默，便平添几分灵动之气。因而使静穆严肃的语言自有生机，安静而不古板，活泼而不浮动，静中有动，动还是静。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