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交往几十年，从最初的惺惺相惜到最后的疏远分离，是他们各自遵崇的“儒家”和“法家”思想分歧，还是因为王安石“非前人过多”呢?本文将为你一一讲述。 曾巩和王安石是同乡，两家还有姻亲关系。王安石夫人吴氏的祖母曾氏，是曾巩祖父曾致尧的女儿。曾、王两家有着密切来往，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曾与王安石的父亲王益研习学问。但两人童年、少年并无接触。直至景佑三年(1036)，曾巩赴京赶考，才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彼此倾慕，结成挚友。这年曾巩18岁，王安石才16岁。 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太学。写信给欧阳修，受到欧阳修的赏识。但他科场并不顺利。转年，王安石先登进士第。庆历四年，曾巩祖母卒，就州学。作《上欧阳舍人书》推荐王安石。庆历六年，曾巩作《再与欧阳舍人书》，言：“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再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 这期间，王安石在《同学一首别子固》和《答段缝书》，也高度评价曾巩的文章，说：“巩文学论议，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 这一时期，王安石已在地方任职。庆历七年起知鄞县，很有政绩。皇佑二年，30岁的王安石知鄞三年，秩满离任。皇佑五年、通判舒州。至和元年，王安石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而曾巩则多次参加科考都不顺利，感叹自己“多难而贫且贱，学与众违，而言行少合于世。公卿大臣之门，无可藉以进，而亦不敢辄有意于求闻”，但这也是他也“用心于载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绪言余旨，以自乐于环堵之内”，在学业上大有进展。而且文章名气也越来越大。总之，这段时间王安石作为一个成功的地方官员，积累了行政经验，名声也越来越响，而曾巩科场、仕途不如意，但却得以潜心于儒家经典的研习，两个人各有收获。 王安石长期的官员经历，让他对当代政治现实有更深刻的了解。而曾巩则缺乏这种了解。此间，王安石作《赠曾巩》：“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一方面仍然称赞曾巩的文章，另方面则看到曾巩的弱点，最后的两句话“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尤其值得注意。王安石想到，曾巩在政治上不一定能有所作为，有可能仅仅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文章家而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这一年，曾巩已经37岁。而王安石虽然比曾巩小两岁，已有11年的从政经历。不过，两年之后，曾巩参加科举考试也进士及第，走上仕途。最初被任命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不久，曾巩得到欧阳修的荐举，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从此至熙宁元年，曾巩做了近10年京官。而王安石仍然主要是任地方官员。嘉祐三年，王安石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转年，上书仁宗皇帝，力主“变更天下之弊法”但未受仁宗皇帝的重视。此后的英宗朝，王安石一直在地方任职，直到英宗去世、神宗即位。王安石才回倒朝廷，得到神宗的支持而发动“变法”。对于熙宁新法，曾巩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但他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 从中不难看出，两人在变法问题上确有分歧，曾巩曾劝说过王安石，但王安石完全没有接受曾巩的意见。 实际上，在此之前，曾巩与王安石在思想上已有分歧。这首先表现在对仁宗朝的看法上。王安石虽为仁宗朝的官员，但他对仁宗时期的政治是相当不满意的。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做《百年无事札子》，更认为仁宗晚年社会问题严重：“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及“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因此，才大有改革的必要。但当时，大多数士人对仁宗都有非常高的评价，曾巩也是这样。早在嘉祐二年，即曾巩登进士第的那年，他做作《拟岘台记》，写：“抚非通道，故贵人蓄贾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灾少。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发召之役也。君既因其主俗而治以简静，故得以体其暇日，而寓其乐于此。州人士女，乐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观之美，亦将同其乐也”，虽写的是抚州，但这也是对仁宗朝的观感。嘉祐八年，仁宗去世，曾巩做《范贯之奏议序》，更说：“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国四十余年，能承太平之业者，繇是而已。后世得公之遗文，而论其本，见其上下之际相成如此，必将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其时之难得。”表现了对仁宗的感情。 而且，当时人对仁宗的态度，并不简单是对一个君王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对儒家思想学说的态度，仁宗所作所为，在曾巩等人看来，正体现着儒家的思想。而王安石的变法，则带有法家的色彩，而与儒家思想有异。王安石对商鞅表示尊重，其诗《商鞅》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千金轻。今人未可议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应该注意，中国古代的法家的“法”，与现在的“法制”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有两家，这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的特点是站在“臣”与“民”的立场上，代表臣和民对君王提出要求。他们强调的是“德”，这“德”主要是对君王提出要求，要求君王成为“有德之君”。 (儒家政治理想是什么 商鞅徙木立信论翻译 ) 而法家的特点，是站在君王的立场上，为君王献计献策。以他们的“法”来帮助君王控制臣子和百姓。正因如此，儒家学者对这样的“法”是很警惕的，他们往往着眼于“法”的负面性或副作用，提出批评的意见。古代的对于法家重视法制，令行禁止，他也是赞赏的。曾巩对“法”是有些警觉的。皇佑三年(1052)曾巩作《送丁琰序》：“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则数更法以御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岂今之去古也远，治天下卒无术哉。”王安石强调“法度”的重要性，而曾巩却认为“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显然，两人的看法很不相同。 王安石自然并非完全反对儒家思想，不过，在他的心里，事功为第一，儒家思想放在其后。王安石曾做《大人论》，文中列出“大人、圣人、神人”三类并加以区别，提出：“由其道而言谓之神，由其德而言谓之圣，由其事业而言谓之大人。古之圣人，其道未尝不入于神，而其所称止乎圣人者，以其道存乎虚无寂寞不可见之间。”在他的心目中，道、德、事业齐备的人称为神人，孔子事业不显，只能称为圣人。而且，因重视事功，那么，除儒家思想之外，别的思想，如法家的思想，自然也可以用，而不是非用儒家不可，进一步说，就事功的建立而言，儒家思想的价值倒并不是很大。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儒家信徒所不能接受的，曾巩也不能接受。在真正的儒者心中，立德才是最重要的，而立功是第二位的。 人们早就注意到了曾巩和王安石交往中这种“始合终暌”的现象。但多是把王安石的个性乃至人品问题看作是曾巩疏远他的原因。 宋陈鹄在《耆旧续闻》卷二中说：“介甫微时，与曾子固甚欢，曾又荐于欧阳公，既贵，而子固不屈，故外补近二十年。元丰末才召用，又每于上前力诋子固与苏子瞻”。 元人脱脱在《宋史·曾巩传》记载：“(巩)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名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给人的印象是，王安石的“吝于改过”，是曾巩疏远他的原因。 清人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中说：王安石作《韩子》诗：‘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未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对韩愈加以非议。而曾巩对此不满，曾说：“介甫非前人尽，独黄帝、老子未见非耳。” 讥王安石“非人太多”。认为这也是南丰后来疏远王安石的原因。对王安石的这种轻抵前人的做法，曾巩当是不满的，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疏离的原因，更应是两人在重大社会问题上思想见解的不同。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得到神宗的信任，以参知政事推行新法，春风得意，而曾巩则自求补外得到批准，通判越州，自是在各处做了十二年的地方官。元丰六年(西元一○八三年)，曾巩持母丧过金陵，王安石登舟吊之，同年曾巩病于江宁，王安石也曾去看望，曾、王二人之间仍个人的交往，但也仅此而已，两人在社会政治思想上，早已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