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赫胥黎的《天演沦》和卢梭的《民约论》。1898年，卢梭的《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传入中国，其所宣扬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思想则无异于给“病入膏肓”的古老中国开了一道“济世良方”，使中国的思想界“有如久旱禾苗，骤得甘雨”。

卢梭的《民约论》曾经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到法国的《人权宣言》，无不深刻地留下了卢梭思想的烙印。卢梭的《民约沦》明治时代传入日本，也产生很大影明，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理论支撑。

据目前所知，中国人最早知道卢梭之名是在1878年，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清政府出使英、法两国的大臣郭嵩焘在日记中对卢梭的事迹有所记载。1898年，上海同文书局刻印了《民约通议》，该书，节选自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中江笃介的汉泽本《民约译解》，《民约论》正式传入中国。《民约沦》的第一个完整的汉译本《路索民约沦》是留日学生杨廷栋据日本原川潜的译本转译而来，1902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918年，马君武译本《足本卢骚民约沦》由中华书局出版。

从20世纪初起，介绍和研究卢梭思想生平的文章不断涌现。伴随着介绍和研究卢梭思想的理论热潮，卢梭的名字和形象开始带着神圣的光环:高密度地出现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主张维新、追求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将卢梭的学说看作救亡图存的“灵药宝方”，在诗文中热烈赞美卢梭，表达追随卢梭、投身革命的热切愿望和坚定决心。

20世纪初中国最有影响的启蒙宣传家梁启超十分推崇卢梭，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受到“东洋卢梭”中江兆民思想的影响，对卢梭的学说极为崇仰，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卢梭学案》、《民约沦巨子卢梭之学说》等文章为之宣传。在《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四首之四中，梁启超视卢梭为“先河”，立志要以卢梭为榜样:“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华盛顿)拿(拿破仑)总余子，卢(卢梭)孟（孟德斯鸠)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他在《自由书》中同样表达了对卢梭的极度崇敬和赞美之情:“欧洲近世医国之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具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

康有为的另一位弟子韩文举也在杂文《卢梭论》中对卢梭大加褒赞:“盖今日文明诸国制度，谓其不出《民约论》之精神也可乎?呜呼!卢梭者,可谓圣人矣 ”。 “诗界革命”中成就突出、被梁启超誉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的蒋智由也曾留学日本，受到卢梭思想的影响，他最著名的诗作就是那首《卢骚》:“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蒋智由《卢骚》的最后两句被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邹容引入他的《革命军·自序》中，邹容在书中以饱满激昂的政治热情宣扬卢梭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他极力赞美卢梭，井表达以卢梭为革命旗帜的决心:“夫卢骚诸大哲之微西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革命军》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鲁迅曾评价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被作为“女界卢梭”的近代杰出女革命家和诗人秋瑾同样崇敬卢梭，她的著名民诗《.吊吴烈士樾》中有这样的诗句:“卢梭文笔波兰血.拼把头颅换凯歌”。她在弹词《精卫石》中写道:“近日得观欧美国，许多书说自由权，并言男女皆平等，天赋无偏利与权。”可见，她的思想，与卢梭是一脉相通的。

近代文学史上有组织、有纲领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诗人们也在讴歌卢梭，著名诗人、诗坛领袖柳亚子自青年时代起即仰慕卢梭，甚至改名“人权”，号“ 亚卢”(即亚洲之卢梭)，以明心志，他在诗中多次赞美卢梭，歌颂卢梭，如“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闾。《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吕。胚胎革命军，一切粃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又如“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共和民政标新谛，专制君威扫旧骄。误国千年仇吕政，传薪一脉拜卢骚。寒宵欲睡不成睡，起看吴儿百炼刀”。南社的另一位著名诗人高旭也在诗中赞扬卢梭，表达自己要以卢梭为楷模，为推翻封建王朝统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向:“中夏侠风太冷落，自此激出千卢骚。要使民权大发达，独立独立呼声嚣。全国人民公许可，从此高涨红锦潮”。诗中激荡着慷慨悲壮的豪迈之气。

(二)在近代的小说戏剧中，崇仰卢梭的作者往往借作品中正面人物之口宣扬卢梭的思想和学说，表达对民主、自由、平等的热烈向往，如李宝嘉的《文明小史》、岭南羽衣女十的《东欧女豪杰》、陈天华的《狮子喉》以及柳亚子的剧本《松陵新女儿传奇》等

《文明小史》是近代小说四大家之一的李宝嘉的作品，主要讽刺了上层社会挂羊头卖狗肉的假维新以及官僚媚洋惧外的社会心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旧思想的矛盾。作者也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些正面人物形象，在他们身上寄托自己的理想，并通过他们表达自己对维新的信念，王公浦就是其中之一。王公浦是具有民主思想和叛逆精神的进步青年，喜欢读卢梭的《民约论))，并身体力行。小说第二十五回，写他向自己的书童宣讲卢梭书中的道理:“论理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不过你生在小户人家，比我穷些，所以你做我的家童。我不过比你多两个钱，你同为一样的人，又不是父母生下来应该做奴才的……我要与你讲那平等的道理，怕你不懂，只不要见了我拘定主人奴才的份儿就是了”。

《东欧女豪杰》是岭南羽衣女士写的一部政治小说，主要描写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的故事，自在抨击封建专制制度，鼓吹革命。小说第一回中，俄国虚无党人羲弥对中国女留学生明卿说了一番话，表明她的向往和追求:“妹妹向闻法国自福禄特尔从英国携得自由之种而归，当时再有孟德斯鸠、卢梭诸子闻声倡导，至今那流风余韵，尚且浸淫民间，所以妹妹决意和几个同志一游巴黎，访那先哲的遗踪，搜那天民的口说，更欲一上那罗兰夫人的坟墓，凭吊一番，以表我们景仰的真心”。《东欧女豪杰》虽然只有五回，全书尚未完成，但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日趋高涨之时，仍然产生了较大影响。

《狮子吼》是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陈天华的一部章回体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小说。小说借鉴了日本政治小说《雪中梅》的写法，以倒叙的手法展开，先叙述中华民族光复后五十年的繁华富强景象，然后再回叙故事始末，描写光复前狄必攘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在民权村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体现出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小说写狄必攘他们成立自治会、演说会，宣传卢梭的《民约论》，组织一系列革命活动。书中人物的实践活动显然是作者的精心设计，从中寄托了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小说开头所展现的国富民强的动人图画则蕴含着卢梭学说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的美好寓,意。

柳亚子的剧本《松陵新女儿传奇》是个案头曲本，剧中只有一“旦”，辫发西装，自称“谢平权”，是个接受新思潮影响、追求妇女解放的新女性。剧中她以“卢梭 ”自比，唱道:“高唱自由歌，巾国卢梭，回天难挽鲁阳戈”。又云:“思我中华老大帝国，积数千年专制淫威，迂墟谬论，把国民的天赋权利，自由性质，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认为民族兴盛的希望在于妇女解放，“不如抖擞精神，实力运动，广开女智，收回女权，女权一昌，国势自盛，也不怕长蛇封豕的政府，雄狮猛鹜的强邻了”。

此外，曾朴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也提到了卢梭的《民约论》，但与上述作品角度不同，写的是抱持改良主义的人物对卢梭的《民约论》心怀不满，甚至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曾朴是近代著名小说家和翻泽家。曾跟从陈季同学习法国文学，在老师的指导下读过卢梭的著作，他写 ((孽海花》就是要表露自己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的革命倾向，为当时蓬勃兴起的民主革命运动推波助澜。作者还在小说中借陈千秋之口表达了自己的革命主张:“ 现在，我国根抵不清，就是政体好到万分，也是为他人作嫁，于自己国民无益，所以缓进主义都用不着，惟有以霹雳手段，警醒二百年迷梦，扫除数千万腥擅，建瓴一呼，百结都解，何患不为亚洲盟主呢?”

有意思的是，卢梭的《民约沦》有时还会作为道具出现，成为作品中人物“民主”、“革命”的象征。江苏无锡人张肇桐1904年写的《自由结婚》记叙一对青年所进行的反满抗清革命活动，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男主人公绝世英雄黄祸到女主人公绝代美人关关家，“见其壁上挂着两幅天文地舆图，古今东西女豪杰的照相，书桌上罗列着各种普通教科书及《政治浅说》、《民约论讲义》、《通俗法兰西革命史》等书……。1906年新小说社刊行的十回本社会小说《立宪镜》主要记叙了伪维新派人士的种种丑态，小说中写曾游学英、法、比、德诸国的主人公金人一心立宪，回国后到上海考察国民程度，不巧“走错路头，误入自由村”，“见主人几上之《民约论》，心中揣度系何等人物，夜问梦遇革命党造反，立宪立不成了”。

(三)卢梭以文学形象出现在小说的楔子中，向小说中的人物宣传革命思想，撒播民主火种，如蕊卿的(( 血痕花》、怀仁的《卢梭魂》等。

蕊卿的《血痕花》主要记叙巴黎大学生美藤守正在法国大革命的作为。楔子写一留法中国女学生在七月十四日法国大革命纪念日，回想自己的祖国被列强瓜分，心痛之极，梦卢梭，与自己畅谈打破专制之志，梦醒后得一书《血痕花》，遂将其中革命史实编译出来。

怀仁编述的社会小说《卢梭魂》是一部正面宣传革命思想的书，在写作上采用了荒诞魔幻的手法，以障耳目，“楔子假托卢梭的阴魂来到东方与黄宗羲、展雄、陈涉一起，结为同志，预备推翻阴间的君主专制，为阎王所擒，逃至人间，演出这段故事书名《卢梭魂》即本此”。

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卢梭的《民约论》填补了中国人信仰的虚空，给中国带来生的希望。因此对卢梭思想的介绍和宣扬就明显带有了功利的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在中国近代文学中获得了空前崇高的地位，在诗文中被称作“医国之手”，他的《民约论》被为“灵药宝方”，小说家们在作品中更是借人物之口小遗余力地宣传他的学说。然而，对于积重难返的中国而言，革命绝非一蹦而就的易事，何况卢梭的政治理论本身极其丰富复杂，在实践上有相当大的弊端，因此，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卢梭和他的《民约论》开始淡出中国的思想政治舞台，自然，在中国文学的舞台上，卢梭也就随之销声妮迹，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中留下的痕迹却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