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诺是中国公益的旗手，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张大诺的精彩演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张大诺演讲：一个公益“疯子”的幸福16年

大家好，我叫张大诺。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一刻演讲，和大家来分享一段，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点特别的个人公益经历。

其实说句实话，每次当我知道有人来听我演讲的时候，我都非常感动，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为了一个莫不相干的人，听他来讲他和另一些更加莫不相干人的故事。所以我特别希望讲完之后，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东西，让大家增加一点点幸福感。

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自然而然就有两类最大的弱势群体。一个是残疾群体，一个就是临终关怀的群体。

在残疾群体这个领域，我大概用了16年的时间，指导了将近40位生命勇士，写出了40部励志自传，现在已经出版了25本。有人说，张大诺，你做着一件可能全世界都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人，来指导这么一帮人，写出了这么一套书。当然这是在事后，别人对我的夸奖。但当时我做这件事的时候，别人给我的评价是：有一个疯子领了40个傻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次一个出版社要出版我们的书，那个出版社的领导非常想促成这次公益行动，于是直接跟我们签约了。

之后这套书的责任编辑找到我，说：“张老师，我们已经签合同了，签了5本书。请问一下，你的这些同学们之前出过书吗?”

我说：“没出过书。”

他说：“没事，他们是大学毕业，还是什么样的学历?”

我说：“他们都是小学毕业。”

当然这个编剧听后汗都流下来了，他说：“老师你不要开玩笑，你说他们是什么毕业?”

“小学，还有的小学三年级没毕业就辍学了。”

“那他们自学成才吧，发表过什么作品吗?”

“他们从来没发表过任何作品。”

这个时候编辑非常郑重地跟我讲：“老师，虽然我们领导促成这一项公益行动，但我也有自己的编辑尊严，你得保证书的质量。”

我说：“没问题，你看吧”。

我给他发了第一篇书稿，看完之后他非常激动，他说：“其他书都是这个质量吗?”

我说：“其他书的质量应该比这本更好。”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我把其他4部书稿都发给他后，他非常激动，以至于现在他已经到另外一家出版社当编辑了，却还在想着帮我们出版剩下没出版的书。

我再来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奇迹是怎么锻造出来的。这源于一个人，他叫张云成，是肌无力患者。1996年，我在黑龙江电视报做编辑，无意间从一大堆信件中，发现了张云龙的来信。在信里，他表达了一个非常纠结的念头：一方面想当作家，一方面想轻生。

那时他的手已经连一个枕头都无法举起，他觉得这么活着没意思。当时我拿着这封信，印象非常深刻，我走到窗台旁，想象一个18岁的年轻人，天天在炕上躺着，连蚊子叮到他身上，都没有办法拿手把它打掉。而且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傻子，觉得他没法跟别人交流，而他只能天天坐在那个地方。

我当时没想太多，唯一真实的念头就是让他多活一天，我给他回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写到：“我来指导你写作吧，我是中文系毕业的。”

他在第二封信中说道：“说实话，我从来没有上过学，汉语拼音是哥哥教的。”

我说：“没事，我既然收你为徒，肯定会教你。”

到了这一步，他非常恐惧。为什么非常恐惧?他说：“这个老师有问题，一个这样的人收我为学生，肯定有目的。他是要做传销，还是看上我的什么东西了?这个骗子。”

过了一个月，我才收到他的第三封信，他说：“ 我们开展了全家讨论，大家让我做决定，我说‘我们家已经穷到这个份上了，如果他是个骗子的话，可能最后也是我们把他给骗了’。所以，我同意做你的学生。”

在之后的六年时间里，因为家里很穷没有电话，所以我通过信件来对他进行指导。特别着急的时候，我给他拍电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然想的是给他制造一个为梦想奋斗的信念。

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如果他真的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便是倒在为梦想奋斗的路上。

结果慢慢地我发现他写的东西非常感动我，比如有一次，他为了把跑进屋子里的鸡赶走，自己蹭蹭蹭，蹭了到地上。这时候他已经没有力气爬上炕了，就借助一个凳子，不行;踩着一个塑料盆，也不行;又找了一个钢塑料盆，终于垫着脚蹭了上去。这个过程花了两个小时，当他坐在炕上时，他喊了一句：“我征服了整个世界。”那篇文章让我有了一个全新的感受，我觉得他能写出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

然后我开始以写书的方式指导他。大概六年之后，2003年的时候，他出版了《假如我能行走三天》，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动了。当时他躺在炕上，记者把书横在他的面前，一页一页翻给他看，他才看到了这本书的每一页。

这是中国第一本肌无力人出版的书，这本书的出版使中国十万肌无力人群一下子浮出水面，这些人一下子有了精神支柱。很多肌无力患者，因为这本书完全放弃了轻生念头。有一个山东的小孩给我打电话，说：“我想轻生。”

我说：“我帮不了你，我给你邮一本书，你一定要等到这本书到的那一天，看完后再给我打电话。”

大概十多天之后，他再来一次打来电话，说：“大诺叔叔，我准备好好活着，我准备像书中的主人公张云成那样好好活着。”

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只有一个残疾人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完成一本书，他所做的事情才能够鼓励那个临终人，这是健康人鼓励不了的。为什么不能够让中国残疾领域，都有这么一本书出现。后来发现确实很难，为什么?就像刚才那个编辑提到的，他们没有上过学，很多都是辍学生。

而且他们从来没有发表过作品，根本不会写东西。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我开始寻找这样的一些人，我也不管他们学历水平了。反正最差的情况，就是一天学没上过，我也指导出来了，我有一套方法。在几年时间里我找到了30多个人，他们跟我学东西。等到真的去教才发现“太奇葩了”。

有一个学生，他给我第一天写稿的时候这样写的：“我!看到!!你很高兴!!!!”，中间用了五个叹号，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没学过标点，我查字典，叹号表示很激动。

他不是说有错误的概念，他是有一套自己的语法。那套语法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因为他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来写。包括省略号、分号，他根本就不懂。我告诉他，他是小东，我们想这么一个办法，我不管你写多少字，你只允许用四个标点，逗号，句号，冒号，引号，其他的一律不许用。

他说：“那显得我多没有文采”，我告诉他：“不要文采，你让我们看懂就行。”于是他写了两部书，30万部字，全是四个标点，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标点。但是这本书仍然打动了很多人。

还有一个困难是什么呢?这些孩子特别穷，这是唯一能改变他人生命运的机会。穷到什么程度上呢?就是打开电脑都怕浪费，他的钱有时候掏不齐。音频、电脑、QQ都没办法用。只有一个办法，我给他们打长途电话。后来经常有记者问我：“你说句实话，你到底花了多少长途电话费?”

我说：“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从来都不敢算我到底花了多少钱。”

如果真的计算起来，我自己心里都会疼。后来学生多了之后，你就得看着他写东西，他们有惰性，他们从来没真正做过一个事情。然后我有三个电话，一个座机，两个小灵通，都一直开机来监督他们。

他那边做什么事我都能听见，他喝口水我都能听见，那就是一个真正的课堂了，直播的课堂。用这种方法，他们老老实实地按照我的方式写作。最多的时候，我有40个学生，出版社要出书的时候，我的三个电话同时通话长达8个小时，我也无法不计算那是多么大一笔数额的钱。

还有更困难的事情，有的人住的太偏远，电话一分钟大概能断十次。后来我用一个办法就是在电话之前先想好指导意思，大概十到二十个字。打通电话省直接告诉对方，然后再发短信。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两三年，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才一点一点把他们教会。

我特意在我的书架上留了一个空格，我想能有一天把它排满。终于现在20多本书排满了。而且已经正式出版签约的已经达到25本，其中有10本是中国最大的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这是让我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当这到书出版之后，那一瞬间我有一点感觉。我觉得我好像做了一件之前想过又不敢想，却真正做到的事情，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如同一个人突然真的来到期盼中年的珠穆朗玛峰脚下，他却怎么也不相信自己，可能就那种感觉。

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大约在2003年我开始做临终关怀项目。临终关怀的操作在中国可能更加困难，它跟世界的临终关怀不太一样。因为国外的临终关怀有宗教背景。中国人没有这样的宗教信仰，那么他所有的痛苦都非常极致。

比如说一个癌症病人，当你跟临终病人接触的时候，他是不接纳你的。而其他人做志愿服务，他们却是很热情。有一次我被病人家属提着衣领拽到护士站，三个家属把我围在那个地方等着护士来，认为我是卖药骗人的，所谓的心理咨询就是为了挣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偷摸的跟作贼一样。

有这样一件事，一个患有骨癌的老奶奶，我看她非常的落寞，在她床边放着一本破旧的《知音》杂志。下次去医院的时候，我主动给她带了一本新的《知音》，尽管她什么也没有说，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感动。在下一次，我带了一本《知音》的下一刊，然后我又带了《知音》的海外版，我就不信打动不了你。当我带到第四本《知音》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小伙子，坐，别老站着”。那一瞬间我就坐下，我的旁边放着五本《知音》。

临终关怀的病人是这样，一旦他对你有了信任，就会全都敞开。之前完全拒你千里之外，之后就像洪水一样，向你敞开全部的内心痛苦。

那大家可能说了，中国式临终关怀，如果他没有宗教信仰，也不能用所谓的来世规劝他，中国式临终关怀怎么劝呢?比如有一个大姐，她患有骨癌。我第一次看到骨癌的病人，她的胳膊是一般人的胳膊两倍粗，特别瘦，凹陷进去，让人都不太敢看。

一到要打吗啡的时候，她都要撞墙，像疯了一样，喊 “受不了”，哪怕一分钟都受不了。到了这个份上，她跟我说：“我这一辈子走错一条道路”。

我说：“走错什么道路了?”

她说：“我不应该做好人。”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

她说：“我是个财务，清清白白做了一辈子。快退休时候，遇到一个老板，让我做假账我都不做。最后老板都感动了，竟然送了我一部手机做礼物。”

她说着掏出一部手机：“你看，就是这个手机。我这一辈子就得到两样东西，一个是让人痛不欲生的骨癌，一个就是这部手机。那我干嘛这辈子要做好人?“

这就可能是很典型的一个中国式临终关怀困境，她会有对自己生命价值极度的怀疑和否定。一般来讲，我们不会直接跟她沟通，因为当你解决不了她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先让一让。过了几天之后，我突然看一个电影，很有感触，然后我就去找她。

我说：“大姐，你知不知道，中国有两个特别好的官，一个是焦裕禄。”

她说：“我知道”。

我说：“他就是肝癌。那你能说他这一辈子一点价值都没有吗?你能说他这辈子除了肝癌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吗?另外周总理，周恩来总理，全世界都认为他是人格高尚的总理，他也是癌症去世的。你能认为他这辈子就得了一个癌，什么都没得到吗?”

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她一直看着天花板，也不说话，真的是在思考，或者真的在感受什么东西，然后掉眼泪了。她躺在那，眼泪一滴滴往下掉。当时我也没说什么，我没有替她擦眼泪。大概沉默了五分钟，然后她笑了，她说：“那行，你继续给我读报纸。”那一天过后，她整个人变得非常平静，非常快乐。

在她病危的时候，让我非常惊讶的是，病房外面，站了十多个中年男性，屋子里面有十多位中年女性，我问他们都是什么人，他们说都是她的朋友，大家从全国各地赶来要送她一程。

我说：“你们为什么从那么远集体赶过来?你们要举办同学会吗?”

他们说：“不是，因为大姐为人特别好，是我们圈内公认的好大姐，我们一定要来送她。”

我说：“但是看大姐的情形，可能不知道会需要多长时间。”

“没关系，我们都已经请假了。”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她有个秘密，什么秘密呢?她的床比别人的床要高很多，床垫特别厚。我才知道，这个床垫是一个内蒙古的好朋友，在内蒙古给她定做的，特意托运过来的。

当她度过了那次病危后，我给她讲我遇到的这些事情，看到的这些人，她很高兴地笑了。她跟护工说：“我给小张那个东西，你拿出来吧。”

我说：“什么东西?”

护工拿出来一个信封，很大的信封。我打开后看到一张照片，是她四五十岁时候的照片，坐在她们家的床上，微笑着。

她说：“这个照片就留给你了，等我走了之后，你留个纪念，你不会感到忌讳吧?”

“不会不会”，我很高兴。拿着照片，我离开了，那一瞬间，我回头“狠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