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人楩对新中国世界史研究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先生。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追忆杨人梗先生》阅读题目及其参考答案以供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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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最近因为写一篇短文的需要，查过一些世界史前辈的行迹，感到很有必要怀念一下杨人楩先生。杨先生和别的同代学者不同的是，一生讲授、研究世界史，为发展、提高我国世界史地位作出不懈努力，而他的同代学者在讲授世界历史时，因为国内研究条件不好，往往同时研究中国史。可惜我和杨先生专业不同，接触不多，不能充分表述杨先生的学问人品，只能回忆一些点滴往事，寄托对杨先生的尊敬感念之情。

②我大学三年级时听杨先生讲授世界近代史前半段，共计一学期。那时我们比较幼稚，认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系里杨先生最具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神气。他上课往往还穿着西装，神采飞扬，讲到得意处时，脱去上衣，只穿着西装背心，把两个大拇指插在背心口袋中，更显得意气风发。他不像一般老师上课时写有讲义，而是只有提纲，提纲也不太好懂，依稀记得有些短句，“不为荣誉花一分钱”，“拿破仑的刺刀一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大概都是出自马克思的著作，但断断续续，听了他的讲授才能连起来，了解其中的意思，所以老给他反映问题。我那时是课代表，记得还开过一次会，给杨先生提意见。我毕业后留系工作时，他见了我就说：“你们班就是爱提意见。”可能我们惹他老人家不高兴了。

③我毕业后留在世界史教研室当助教，教研室主任是杨先生。此后逐渐知道他生性耿直，有话就说，爱提意见。他不大管教研室的事，似乎在外边活动较多。有一次他曾经对我们说：“现在没有条件研究世界史，你们最多就是搞点中外关系史。”这可真是当头一棒，其实他说的是实话。那时正值“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发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到来。学校也大力改善对知识分子的待遇，在未名湖边专门为教授开了小食堂、理发馆，星期天学校派专车接送教授进城，甚至文史楼还为教授修了专用厕所。杨先生就更加意气风发，他到处呼吁，要设立世界历史研究所。因为那时中科院有历史一所、二所、近代史所，就是没有世界历史所。要求建立世界历史研究所以推进世界史的发展，杨先生是我国第一人。他还奔走要组织世界史学会，创办世界史杂志，编辑世界史资料丛刊等。他的专著《圣鞠思特》这时也再版发行，先生还送我一册。可惜好景不长，早春天气转瞬即逝。杨先生也因为要设立世界史所等言论“获罪”，在全北京史学界和我们本系的会上都受过批判。批判的结果，没有给杨先生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叫做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即如果你以后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戴上。他的那些呼吁、要求也都一风吹，不再提起。只有编辑世界史资料丛刊的工作已经开头，以后还一直继续下来，为世界史资料做了奠基的工作。

④一九五八年我下放斋堂劳动，回系后世界史分为古代、近现代两个教研室，我到古代史教研室随齐思和先生学习中世纪史，和杨先生的接触很少，情况更不甚了了。只知道那时提出研究亚非拉美等第三世界的历史，杨先生毅然改行，不再搞他研究多年的法国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而开辟非洲史全新领域，筚路蓝缕，奋勇前行。他开设非洲史课程，带领助教、研究生，一方面为国家编写《非洲手册》，一方面着手编写非洲史纲要。不久，史无前例的日子来临，杨先生作为“漏网大右派”自然首当其冲，被抄家批斗，关牛棚，我们历史系的黑班还被放到昌平校区劳动改造。一九六九年秋，学校不少老师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边鲤鱼洲劳动，我自然在下放之列，奇怪的是，工宣队让杨先生的夫人张蓉初先生也下放，却把杨先生留在学校。记得那时杨先生年老力衰，行走已不方便，先生坐了三轮车到我家，为的是替张先生从我们这里花一元二角钱买一个装行李的袋子。我妻子耿引曾随我一同下放，他们机关中国历史博物馆处理给下放人员一些装文物的袋子，我们不用所以转让。

⑤一九七一年，我们从鲤鱼洲返校，世界史的全体老师在一块政治学习，杨先生也来参加。他虽然身处逆境，仍然直言不讳。那时响应“学一点世界史”的号召，全系世界史教师编写一部新的世界史，即后来出版的《简明世界史》。编写新世界史当然贯穿“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并且强调第三世界的历史作用，所以大纲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在讨论大纲时，杨先生就说，这大纲把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伊朗巴布教徒起义放在同样的地位，从历史意义和作用上两个都是不能比的。表示了对我们所拟大纲的不同意。不久他生病住院，我还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