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义

九一一袭击事件在美国掀起一阵表达民族主义的浪潮。在国际上谴责暴行的狂潮及对美国的公开支持后，美国的民族主义变得令外人难以接受与理解。在二战后的西欧，尤其是法国、英国、与德国三国境内，许多美国人认为炫示国旗为过激行为。

许多人相信这场民族主义的冲击带起美国国家政策上的许多重大改变。于2001年10月26日签署成为法律的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虽(许多人表面上相信)是为反恐而设计，但被许多人认为系机构性地妨害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这场冲击可能也帮助乔治·沃克·布什的执政，导致美国入侵阿富汗与美伊战争。

跟其他所战争一样，冲突自身在任何国家都会挑起民族主义情绪，非仅止于美国。例如说，包含加拿大人在内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自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后戏剧性达到高峰2006 Liberal Canadian Press Room。随着伤亡增加，反对继续占领并重建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意见持续高涨，并使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促使美国自伊拉克撤军。2005年末的民调显示布什总统的声望为有史以来最低者之一，导因于高涨的反战声音。其他人认为这场“战争”已成为战后的占领，需要长期稳定的警政管理，以及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民主化。这项由双方提出的主张有似于60年代美国卷入越战时的民心凝聚。其主要的差别在于美国于越战是逐步扩大规模，而未能完全驱逐北越的反西方政府。

许多拥战者将反对这场战争与/或重建过程者视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自以为是、伪善。反战者则引用对民心凝聚的争论，令人联想到美国于19世纪昭昭天命的观念。有些人指控反战者不爱国，甚至于叛国。若干拥战的评论员表示，觉得新闻对美国的负面报道因破坏美国军队达到反恐战争的最终胜利而助长敌人气焰。因反战者对此种指控感到愤恨，这项政治争端造成彼此持续对立。

尽管军事主力在两国彻底获胜，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在改革阿富汗政治与重建伊拉克上进展缓慢。尽管两国于2006年一月迈出民主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朝向奠定长期和平、稳定、正义的基础Afghan Parliament Convenes, Impending Iraqi Nationwide Elections。许多在911后美国情绪高涨的民族主义者们拥护这些未完的改革与重建程序所可能带来的长期利益。在此缓慢的进程中，关于产生这场国家重建的军事行动的真正动机，与在伦理方面的争议，仍在持续，而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议为此中关键。例如，美国所领导的军事行动究竟是否构成帝国主义，或为审慎互利的新型世界主义。这些争议的激烈程度与撕裂性或因媒体偏差(Media Bias)导致恐惧的文化(culture of fear)而起。媒体朝向遮掩两国境内的暴力行为，尤其是伊拉克因反对外国占领者与“通敌者”所产生的暴动。

许多反对美国与其盟国入侵伊拉克与阿富汗者将这些军事行动称为帝国主义，以“石油之战”之名提醒世人石油帝国主义(Oil imperialism)之说。拥战者们认为这些主张荒谬，他们视这些军事行动为国际合作打倒阿富汗的塔利班与伊拉克复兴党(Baath Party)等专制独裁政权;支持者们更认为这些入侵与占领为在所谓恐怖主义与护教圣战(jihad)猖獗之地改革社会政治背景的必要手段。论战于冷战期间的反共政策立场互异的鹰派与鸽派之间激烈展开，论战的中心为权衡美国及其盟国在民族认同、国家安全、国家主权上与其他国家之间孰轻孰重。

因伊拉克与阿富汗两国社会政治的发展(选举、法制改革等)仍在持续，要历史学家评断孰是孰非或仍过早。支持两国战后重建者以现代西欧与日本的历史例示中东地区历经国际托管后可能的结果。尽管曾于二战后经历英裔美国人(Anglo-American)实质上的军事占领与重建达数十年(参见马歇尔计划)，法、日、德等国后来自美国白人的占领下独立，今日已成为具国际影响力的顶尖经济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