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社会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潮流中,尽管生活的建构性意义愈发突现,但由于受到传统的实证主义理念影响,社会学并没有充分地重视生活理论的这一作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社会学的论文范文一：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社会学分析

关制度更加完善，青年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公共决策部门制定和青年相关的法律法规时，能够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吸纳青年参与;在高校建设和管理中，青年学生有了更充分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一些高校学术委员会中也有了青年学生的身影;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许多村委会青年委员配备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比例;在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中，青年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成为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

(二)非制度化参与：主渠道是依托网络

所谓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指不符合制度和程序的政治参与，也包括违反法律的非法参与行为。当前我国青年非制度化参与偶有发生，形式有聚众闹事、破坏公共财物，更严重的还有罢课、静坐、请愿、示威游行等。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当前中国青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最主要的途径是依靠网络进行的。青年人从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利用网络表达政治诉求。很多社会事件，特别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社会事件往往没有具体组织者、没有信息源头、没有传递线路，或者是有消息无情报。青年人在制度化参与渠道外，努力寻求政治参与的外部空间和渠道，具有开放性、匿名性、及时性、交互性等特点的网络成为其主要选择。网络的高参与性和私密性使得一些社会问题和腐败现象暴露出来，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一些个人事务公共化，得到强有力的舆论监督，迫使公共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当事人解决这一问题。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尤其是网络政治参与，鼓励和激发了青年的政治参与意愿和热情，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也增强了青年政治参与的实效。

三、青年政治参与现状引发的思考

(一)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

在中国当代青年的政治参与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即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青年人因为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多样化，出现一种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优胜劣汰的压力，也使很多人忙于自己的生计，无暇顾及政治。一些大学生对参与政治的兴趣下降，甚至漠不关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长、老师和社会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动员型参与尽管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成效，却难以长期发挥效力;时间一久，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就会下降。第二，浅表型参与多于深层次参与。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当代大学生热衷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愿意支付过多的成本，贪图方便省事，甚至宁可“走过场”也不愿意深层次参与。第三，有序型参与多于有效型参与。在学生组织、社团等的组织下，当下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通常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然而，由于受前面两条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有效型参与并不多。在互联网时代，青年基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而自觉地以某种形式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积极性提高，青年的政治实践机会大大增加，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和满足。其一，网络的开放性，使政治参与的门槛降低，从而增加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二，网络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话语权，让当代大学生有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路径。其三，互联网拓宽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增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效能和绩效。不论是及时了解国内外的最新资讯，还是对失范行为进行监督和批评，抑或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和建议，互联网为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便利、快捷的平台。

(二)理性思维与偏激情绪并存

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中，青年人的理性思维和偏激情绪并存。一方面，青年人具有一定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在一些公共问题上能够保持理性、克制;另一方面，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定型，内心世界也不够强大，容易轻率与冲动，展现出非理性的一面。

1.青年自身原因。青年人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在心理都处于待成熟时期，同时，他们又对未来人生充满了无限的激情和憧憬。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具有模糊性和不成熟性、凹凸性———内隐性与外显性相结合以及高传导性的特点，需要加强引导，尤其是注重对集合行为和偏差行为的引导，强化社会控制。

2.媒体舆论炒作。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少部分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缺乏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以商业和利益至上，让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影响了荧幕。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标题党”用炒作的方式来剑走偏锋，用情绪化的断章取义来博取眼球，会让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陷入误区。

3.不良社会心态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时代主体，决定多元的社会心态。互联网上纷乱信息，炒作、忽悠、炫富、哭穷、暴戾等不良社会心态和偏激情绪，导致“键盘侠”的大量存在。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习惯性地先入为主，运用“道德捆绑”和“民族主义”的大棒对他们进行言语攻击，导致当代大学生易被这些负面因素左右。

四、对策与建议

(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

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精神坐标、建设精神家园，需要畅通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一方面，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党团组织的思想引领和文化育人的功能;另一方面，畅通当代大学生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在互联网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健全当代大学生的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需要对他们的爱国热情进行保护和引导。让当代大学生理性地“发声”，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避免“任性而为”。

(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及时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每当有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发生时，青年群体的反应便会增大，甚至出现青年以群体形式通过一些非理性行为来表达自身的主张与诉求。青年人尤其是部分大学生以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政治主张。一旦爆发刺激性事件而出现聚众活动时，大学生往往愿意参与这种活动，这也说明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任重而道远。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利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阅兵”等重大事件来增强青年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二是推行感恩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积极推进心理健康进学校、进社区，为大学生的成人成才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持。三是倡导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公众参与来让公共生活更加美好。四是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依托，为青年的就业创业搭建良好平台。为当代大学生就业创新搭建平台、畅通渠道，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只有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关于社会学的论文范文二：课堂教学规训的社会学研究

摘要课堂教学规训主要表现在课堂教学仪式规训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两方面。对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的规训与控制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导致师生交往中学生话语权的缺失。教师在学校场域中应注意从教师权威的惯常思维中跳出来，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从而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

关键词:课堂仪式;规训;教师权威

“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活动，教师乃是社会的代言人，是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重要道德观念的解释者。”[1]教师的制度化身份要求他必须要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取向的人。但是，“教师与学生在学校组织中互为异质成员”[2]的特征使教师和学生在社会地位、行为方式、角色特征、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规训与被规训的角色成为必然。

一、课堂教学规训的内涵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交流的关系，在互动交流中，有和谐，有冲突，有平等的交流，也有严厉的规训。在冲突性的师生交往过程中，学生会通过对抗行为来表达对教师权威的抗议或不满，如违纪、不尊重教师、教室内不适当行为等显性行为，以及沉默等隐性行为。对学生的这种表现，教师作为“社会的代言人”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学生进行规训，以实现其对课堂这一特有空间的“治理”。课堂教学规训往往以多种方式呈现，并以不同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一)课堂教学仪式规训

课堂教学仪式是使课堂教学活动变得神圣与严肃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教师在完成教学职责过程中的一种权威表现。例如，课堂教学每天必须进行的上下课仪式，其流程和顺序简短、快捷、迅速，但又不乏严肃性。教师的身份在课堂教学仪式的呈现过程中会一次次得到学生的重新确认，通过这个过程，教师权威得以树立，这也是教师权力实现的重要途径。如果课堂教学仪式出现不严肃的情形或学生中出现类似“嬉皮士”的行为，多数教师会产生恼怒情绪，并将这种行为看作学生对神圣课堂的不尊重，对教师权威的忽视，或者是对学校制度的反叛。他们大多会重复课堂教学仪式，或者以沉默对待学生的“不端行为”，直到学生“自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遵从教师的权威为止。这种对抗性的冲突行为看似以教师的胜利结束，学生达成对仪式的认同，实际上反而促成仪式负功能的实现，具体表现为:师生之间缺乏真正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冷漠而疏离，课堂教学仪式呈现出机械化、程序化的趋势，充满规训意味。“仪式使一种关系权力得以运作。这种关系权力是自我维系的。它用不间断精心策划的监视游戏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3]仪式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深刻的涵义。课堂教学仪式预示着一种强制和服从，它作为一种规训的手段、口令来维持课堂的规范和有序，实现教师权威的顺利达成。教师是仪式的执行者，学生被动地恪守仪式的每一个细节，不能进行自我意愿的表达。整个仪式过程暗含着一种指导思想，即个体必须依附并听从于教师，仿佛只有通过这样的仪式，体现师生之间关系和地位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才能得以维持。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人在进行仪式，而是仪式在控制人。课堂教学仪式规训体现了学校强调对学生进行规则的灌输，对权威的尊敬，对学校时间和空间的遵守。其最终的结果是仪式惩罚和规约了具有独特个性的学生，鼓励了服从的和规矩的学生。

(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

课堂教学的正常运行需要相应的秩序和规则，其内在的秩序和外在的规则需要一定的权力来维持与保障。课堂是一种特定的时空场所，也是一种“制度化场所”，需要一定的等级和权威来控制。社会赋予教师特有的权力，使课堂教学秩序弥漫着“控制与服从”的气氛，从而使规训成为教师进行管理的一种方法与手段。在学校实践中，课堂教学秩序维持的管理主义倾向往往比较严重。学生一旦出现某种不良现象，学校或教师首先采取的措施常常是加强管理和控制。“叫家长”成了学校规训学生的“杀手锏”。这种“警察式”“家长式”的管理思想被简单地运用于以非成人为主体的学校和班级群体中，运用于正在成长和发展的孩子身上，致使教师成为课堂唯一可以自由发言的“掌权者”。教师对学生在班级中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霸权，这是制度赋予的权力。对学生来说，这种由教师主导所建构起来的制度具有一种制约性的力量。[4]太多的规训与呵斥会使学生缺乏动力与自由。这就要求教师的工作只有较少的规则，以及较少的控制与监控，并且给予学生自行决定的空间，尤其是在教室空间范围内。但是实际情况正如洛堤(Lortie)所指出的，在“紧闭着的门”的后面，“教室是由教师控制指挥的宇宙”。[5]教师以成人所能达到的标准来要求学生，学生达不到教师所提出的要求时，只能承受来自教师的呵斥和批评。在接受惩罚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表现是不同的，大多数孩子基本上是沉默的，但是当他们处于自己的沟通圈里时，又会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对教师和制度的叛逆或抗议。

二、课堂教学规训的原因分析

造成师生之间规训与被规训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尽管现代社会强调师生之间的民主与平等，但是教师的权威是客观存在的。师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不对等的，教师并不总能听取学生的意见或认真对待他们的困惑。

(一)师生权力的不对等

权力出现在课堂教学这个场域中，它不再是一个单一、抽象和孤立的概念。课堂教学仪式的规约与服从实际上表达的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权力通过仪式促使组织与管理的正常运行，甚至是以此来进行教化与规训。课堂活动之外的仪式也常常被作为课堂教学规训的补充。例如，在校园内学生遇到教师，会有相应的敬礼仪式，一般教师会点头表示回应，但也有教师漠然走过，没有任何回应。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沉默的东西在师生之间流淌，这也体现出教师的绝对权威。同时，仪式表达中也有很多教条式的运用，如学生正在用笤帚扫地，当教师走来，他慌忙举着笤帚行少先队队礼。在这种仪式表达中，学生被潜在的指导思想指引着，即在任何情况下，学生都应该尊敬教师，对教师行队礼。处于这种规训教化秩序下的学生会慢慢地顺从并接受教师的权威角色。他们被现有的规训制度驯服，接受了“教师就是权威”的理念。长而久之，学生变得越来越顺从，不认为自己应该具有独立选择与行动的责任。尽管许多教师表示他们理解学生逐渐成长为独立的学习者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又认为自己需要控制学生，控制课堂教学过程。他们之所以不给学生过多的“自由和空间”，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无法掌控课堂，“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课堂教学意识特别强烈。学生无疑也已经观察与体悟到教师发出的这种信号。就这样，服从取代了商讨或协商，学生扮演了从属的角色。学校的环境或班级氛围也支持教师权力，并在学生中产生了协商缺失。一名高中生指出:“我们是笼中鸟，门开着，但是外面有只猫。”[6]当然也有人指出，教师也是身不由己，他们根据社会赋予的神圣权力来管理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和学生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实际上是处于离异状态的。对教师和学生来讲，他们都是在各自位置上进行着惯常化的教学和学习行为。在这种固有的、习惯的、自动化的模式中，若有学生试图改变，则会被归为另类或不顺从者。随着日复一日的“好学生”训练，学生日渐服从于学校和课堂规则，并从属于教师的规训。教师建议的肯定性标签引导学生做出适当的反应，包括如何遵守或执行教师说过的话。通过课堂和课外零散的实践，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传统角色被清晰地再生产出来。

(二)学生话语权的缺失

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秩序中权力的不对等，必然导致学生话语权的缺失。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既没有发言权也不会被咨询。即使有问卷式的咨询或访谈，学校最后的决定也很难充分吸纳学生的想法。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和教师对儿童观的认识。学校和教师一般认为学生是不成熟的，其想法也是需要成人加以修改和完善的，以至于当学生的提议与他们的议程相矛盾时，他们往往忽略或摒弃学生的建议。这也是学生试图建构和提升他们在学校里的群体地位但效果并不明显的原因。研究显示，典型的课堂讨论也是教师引领的、具有约束性的，并且是控制学生的。很多学生认为他们在学校和教室里几乎没有权力和影响力。[7]在这种剥夺学生权力的体系中，学生被动化的行为和经验在没有发言机会的控制力量下“潜移默化”地形成了。通过规训纪律的实施，由教师主导来定义合适的和不合适的行为，学生很快就学会了成人社会的法则，如他们明白了什么行为被允许做，什么行为不能做，什么时候能做，什么时候不能做。在课堂教学的其他情境中，学生也是作为不平等的和缺少竞争性的参与者被建构的。他们“被期望”听从教师，回答教师的问题，以显示他们学会教师所教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被要求是安静的和被动的。他们只需要对教师的问题给予反应即可。从表面上看，他们主动地参与到开放的协商活动或决策制度的过程中。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观察这些互动模式，就会发现他们的参与是被动的，甚至是一种无效的参与。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严格按照既定的教学要求确定学生在什么阶段应该学习什么，以什么方式学习，以及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等，甚至包括决定他们坐在哪里，怎么坐。这种控制具体表现为教师对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方法和学习活动的选择等方面。教师几乎完全控制学生在学校里的学习生活和细节。这种习惯化的教学制度使学生连基本的质疑和反抗的意识也渐渐消退。学生们普遍表示:“我总是在听从老师的吩咐”，“我完成老师交给我的所有任务”，“我通常完成班上布置的事情”。大约有55%的小学生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选择自己在班上做什么。大约2/3的中学生认为他们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8]也正是因为受到这些控制因素的影响，师生关系的情感基调往往是平淡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教室里往往缺乏更多的热情和笑 声的原因之一。

三、结论与反思

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场域中出现的权力不对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与不和谐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教师对课堂教学规训有什么样的理解，并如何付诸行动，主动改变由传统课堂教学规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进行开放而有效的沟通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应该是开放性的、持续性的、有效的。格林在《教师的存在性交往》一书中指出，教师不断增长的认识和意识，使他们能够有效地与学生交往、与学生对话，并且帮助学生依靠教育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与他人并存，并努力成为他自己。[9]在课堂教学仪式过程中，教师应该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互动与沟通。教师在学校场域尤其应注意从惯常思维中跳出来，与学生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教师和学生只有在开放、自由的交流中，才能建立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才可能真正成为彼此“有意义的他者”，从而达到一种教无止境、学无止境的教学相长的境界。教师在与学生交流或沟通时，如果凭借的是教师自身人格的力量，而不是压制性的话语或惩罚来平息学生与教师之间产生的冲突，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在教师与学生共同构建的班级规范秩序中会明显反映出由教师积极的习惯积淀而成的人格特点。也就是说，教师不能从外部强制施行权威，权威只能来源于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源于教师对其职责的认同与尊重。教师只有认同与尊重自己的职责，才会通过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将教育意图悄然地传达给学生。

(二)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

教师的权威对学生潜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惧怕惩罚与尊重权威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效果。惧怕惩罚并不能使学生对教师的权威产生真正的信服。真正的权威也并不存在于某种外部的、客观的权力机制中。学生虽然会受到教育者的规约和控制，但是他们是一个个充满复杂性的个体，具有自己的思想。有的学生的想法在成人看来或许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以至于与教师所执行的主流话语相冲突、相抑制。他们也会选择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如顶撞教师，与教师争吵、挑衅等冲突性行为，或者对教师的提问不理不睬、冷漠等回避性行为。面对学生的种种做法，充当传统制约者角色的教师首先要做的是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使学生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教师与学生在此时此刻是平等的对话者与沟通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教师对学生的规训所引起的冲突与矛盾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这种冲突与矛盾为师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互动交流方式，促使师生积极寻求解决冲突的策略与途径。这样，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之间会是一种既无冲突又不快乐的风轻云淡的感情关系，但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教师在关心学生方面的惩罚或权力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学生对教师的这种评价将有利于师生之间良好的情感交流。当然，我们期望有更多的正向评价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会一直处于规训的状态中。

参考文献:

[1]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207.

[2]鲁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382.

[3]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00.

[4]吴康宁.教育与社会:实践反思建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27.

[5]英格索.谁控制了教师的工作[M].庄瑜，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1.

[6]瞿葆奎.教育与教育学[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505.

[7]RobertThornberg.SchoolDemocraticMeeting:PupilControlDiscourseinDisguise[J].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010(4):924-932.

[8]古得莱得.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M].苏智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17、117.

[9]范登堡.解释的教育理念与规范的教育理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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