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哲学论文
大学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知识论和政治论两种主要的大学观念，这两种大学观念前者以促进人心灵和品格的健全发展为目的，后者以促进社会发展为目的，两者都既有意义又有缺陷。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我的大学生活哲学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我的大学生活哲学论文篇一
摘 要： 大学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知识论和政治论两种主要的大学观念，这两种大学观念前者以促进人心灵和品格的健全发展为目的，后者以促进社会发展为目的，两者都既有意义又有缺陷。我国大学由于在创办初期面临的“救亡图存”压力及“富国强兵”期待，几乎是“一边倒”地崇奉政治论的大学哲学，但由于长期缺乏国家权力自律的相应条件，大学逐步堕入政治功利主义和经济功利主义的泥坑，需要国家对大学政策进行调整。
关键词： 知识论大学哲学; 政治论大学哲学; 大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09)03-0037-06
大学哲学是大学的精神宪法，是高居于大学制度和文化之上、在冥冥之中决定大学性质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以理性原则为基础、具有系统性特征的大学观念。有什么样的大学哲学，就会有什么样的大学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和精神形态。大学哲学不仅处于大学的意识和灵魂层次，而且融会于大学的历史和传统之中。虽然世界大学哲学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完善和丰富，但由于大学及对大学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活动具有复杂性，因而大学哲学的发展状态是极其复杂的，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作用。
一、世界大学哲学观的基本内涵
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布鲁贝克的研究表明，世界大学在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体现大学目的的哲学观，其一是认识论的大学哲学观，其二是政治论的大学哲学观。前者认为大学是一种以知识为核心的活动，其活动目的是为了发展知识、传播知识、保存知识、整理知识，大学的活动应该以发展知识为中心，为社会服务是在发展知识的基础上顺序进行的。后者则认为大学生存和发展于社会之中，社会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为社会的直接服务是大学的基本职责，大学中的活动应该以社会需要为中心。而充分地满足社会需要，是大学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宗旨[1]13。两者在教育目的方面的区别为：前者以人的心灵、精神、品格的健全发展为目的，在教育内容上推行通识教育;后者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目的，在教育内容方面推行专业教育，着重于训练受教育者以科技技能为基础的社会服务能力。
在大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两种大学哲学都曾经被不同的大学所信奉和尊崇。其中，尊崇认识论大学哲学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以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的大学，他们普遍秉持探索和传授普遍性知识、普遍性真理、并且以人的健全发展为目的的教育宗旨，其教育目的是“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内容并使这些思想处于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利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2]。这种大学哲学思想存在和延续的时间比较长，甚至可以说是与大学的历史相始终的。其存在的条件一般是文化比较开放、社会文明程度比较高、政治上采用分权制或实质性联邦制政体的国家和地区。在尊崇这种大学哲学比较突出的英国，其国家体制就属于这种制度。因为英国产生于13世纪初的限制皇帝权力的《大宪章》，与英国著名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几乎是同时期产生的，《大宪章》中内涵的“宪政”精神，就既奠定了英国后来成为法治国家的思想和文化基础，也为英国大学的自治制度产生提供了制度和文化基础。
这种大学哲学观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种大学对自己活动的文化定位，亦即“知识者共同体”与“探索和传播高深学问”的教育机构，其形态即为人们常说的“象牙塔”。这种大学所追求的教育目标并不主要是人的社会功用性，也就是人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而是人精神的优雅和纯洁及人生活的趣味和丰富，亦即培养具有“自由、公正、平静、温和、智慧”特征的高雅而理智的人，比如绅士、淑女、精神贵族等。这种意在追求自己内在目的的大学，既与社会的直接联系不多，又着重教授与社会发展联系并不密切、偏重于受教育者品行修养的人文知识，因而既比较容易地避免了社会对大学活动的干扰(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引不起社会干预的欲望)，又使大学能够坚决地保护自己的特色和传统。
崇信政治论大学哲学的典型代表表面上看是美国的一些大学，是他们最先提出大学要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办学口号的。然而从深层的目的来看，德国的大学其实也属于这一范畴，因为代表德国大学特征和水平的柏林大学，是以在更高层次上为国家服务的理由征得国王威廉三世向大学下放自治权力的。假如没有大学在长远的意义上使国家富强的理由，其时的国王威廉三世是否会同意大学拥有独立、自主的活动权利，则是很难说的。而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大学的自主权轻易地被剥夺，就表明这种立足于国家权力自律基础上的大学自治是很脆弱的。所以，作者以为德国的大学在本质上也属于秉持政治论哲学的大学体系。而秉持政治论哲学的大学，显然是在社会迫切需要大量科技人才和科技知识的时候，主动地应对社会需要的。它们强调大学要始终和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并且要在社会活动中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和力量。他们是把为社会发展提供充分的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作为换取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支持大学发展的条件。美国的《赠地法案》及其衍生的“威斯康星大学”等一系列州立大学及社区学院的产生[3]，可以说就是政治论大学哲学被广泛传播的结果。而欧美国家大学中的这种政治论哲学，后来则转化成许多后发国家举办大学的思想条件。
二、世界大学哲学观的产生背景及发展逻辑
综观这两种大学哲学形成的社会背景，可以说是比较复杂的。从其依据的政体角度看，知识论大学哲学一般是产生于分权制的国家，而政治论大学哲学则往往既产生于分权制的国家，又产生于集权制的国家。二者的区别是坚持认识论哲学的大学只能产生于具有分权制特征的一种国家，而坚持政治论哲学的大学则既可以产生于分权制国家，又可以产生于集权制国家。因为在分权制的国家中，其国家权力依据的哲学观念与认识论大学哲学的精神意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而存在着认识论大学哲学活动的制度和文化条件。而在集权制的国家中，认识论大学哲学所秉持的自由意志和精神是与集权制国家的精神意蕴相悖的，因而是不会得到集权者的认同和容忍的。而政治论哲学中内涵的合作、服务、工具性质，则是所有国家都能够接受或者乐于接受的，因而政治论的大学哲学能够既通行于集权制的国家，又通行于分权制国家。当然，政治论大学哲学毕竟是一种显示特定大学理念的教育哲学，因而无论如何都是要体现大学的活动特征和精神主旨的，是要追求大学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的，亦即是要保证大学之为大学的。所以，为了保证大学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一般秉持或赞赏政治论大学哲学的国家，都必须在与大学的关系中表示出权力自律的姿态，在大学的权利和地位方面给大学充分的自由和支持，让大学能够按照自己的原则和规律自主的活动，实现大学与国家关系的和谐及效益的“双赢”。这也就是秉持政治论哲学的大学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并且显示出勃勃生机的原因。
特别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及其对科技知识、人才需求的增强，人们对两种大学哲学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变化。一般而言，人们比较偏向于政治论的大学哲学，认为该哲学体现了大学发展的宗旨和方向。因为该哲学强调大学与社会密切联系，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能够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而体现政治论哲学的美国大学在该国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也为这种哲学的价值和意义作了证明。当然，这种哲学存在和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是国家权力的自律和理智。亦即一方面，秉持这种哲学的大学一部分处于纯粹的宪政国家，这些国家的法律保证了大学作为专门教育机构的自主权利，大学在与社会结合中能够做到独立自主、进退自如，在为社会的服务中不会失去自己的本质和特征。这些国家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国家只为大学提供办学条件、但并不干涉大学内部活动的传统和习惯。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一些集权制的国家中，由于受世界潮流的影响，这些国家也能够在某一特定时期、在较高的层次上认识到大学活动的特殊意义和作用，理解大学独特的活动规律和行为原则，自觉地尊重大学的自主权利和传统，以理性和开明的姿态支持大学独立地进行活动。而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政治论哲学中内涵的大学价值追求则是很难实现的。比如，曾经在世界大学史上极其辉煌的德国大学之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堕落为纳粹法西斯的帮凶，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洪堡时期由开明皇帝承诺及主导的国家权力自律没有了，而国家权力在转向专制的时候，大学的自主权便被轻易地剥夺了，德国大学的辉煌历史也自然被中断了。而美国大学之所以能够持续保持辉煌的原因则在于其国家权力的恰当分离及相互制约性质。
另外，许多学者在论及世界大学作用的时候，都认为一贯坚定秉持认识论大学哲学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保守和僵化的，是需要进行趋向“政治论哲学”的改进的。然而作者以为，比之于有些国家的大学一窝蜂似的“社会化”，牛津和剑桥的保守才是最为宝贵的。因为正是他们(也包括哈佛、耶鲁等美国大学)的保守，才保留了世界大学中最珍贵的淡薄功利的传统和品格，才塑造和促进了既是英国的文化特色、又为欧洲许多国家所接受和享用的精神贵族文化，使英国作为一个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岛国，在经历了极其巨大的历史波折之后，还仍然为世界强国和富国，仍然居于“最廉洁国家”、“幸福指数最高国家”、“最适合人类居住国家”等数据的前列。所以作者以为，对大学作用和意义的评价，不能简单地只看其是否资金雄厚，是否与社会关系密切，还应该看其对人类文化丰富和纯洁的作用，看其对人类精神引导和提升的作用，看其在历史的意义上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促进作用。而坚持认识论大学哲学的大学中的以人的发展为教育目的的传统和宗旨，对于人类社会文明水平提高及世界文化进步的贡献，可以说其功大焉。
三、大学哲学观的社会意义及转向
从大学实践的角度看，两种大学哲学可以说都既有意义又有缺陷。在社会意义方面，可以说秉持认识论哲学的大学，其教育目的恒久而深远，具有普世性的意义和价值，其关注人心灵健康、优美的教育宗旨，使大学成为当代人灵魂栖息、心性涵育、修养熏陶的精神家园，也是大学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中能够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的重要原因。而秉持政治论哲学的大学，则与社会的发展活动密切联系，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文化资源，能够直接促使社会的物质财富丰盈、国防力量强大、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加油站”和“生活的中心”，甚至“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1]21。而在文化缺陷方面，两者可以说都不完美，其不同方向的价值追求，会造成大学教育目的和大学生存环境之间的悖论：亦即对于秉持认识论哲学的大学而言，其价值追求在大学日益社会化、政府对大学干预欲望日益强烈的形势下，将面临被社会排斥、教育经费短缺的困境;而对秉持政治论哲学的大学而言，则会由于社会对大学活动干预的加强，大学面临被国家经济及政治控制的危险。而在社会对大学干预和控制的过程中，大学传统的自主权将被削弱或蚕食，大学应有的尊严将会被伤害。所以，任何一所清醒而理智的大学，都既需要在这两种大学哲学中谨慎地选择自己的立场，又需要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以便既不扭曲大学的本质，又有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不使大学陷入困境或绝境。从大学发展的历史方面来看，则可见凡是历史悠久的大学，都善于通过调整自己的内外部政策而维持这种平衡。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是这样，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也是这样。另外，在高等教育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中，几乎很少有只尊崇一种大学哲学的现象，而是让坚持认识论哲学的大学与坚持政治论哲学的大学共同存在的，亦即在同一个国家内，有的大学信奉认识论哲学，有的大学则信奉政治论哲学，两种哲学信奉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双方在依赖和制约中达到平衡。这样，国家采取宽松的大学政策，在法律上保证大学独立自主的方针，使大学在坚持自己本质和为社会服务之间保持平衡。而众多大学的各具特色选择，便会形成大学的良好生态及与社会的和谐关系。[JP]
上述的分析可以说都是在肯定大学哲学观积极意义的前提下进行的。然而，由于大学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越来越深，直接影响越来越大，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也越来越趋向社会化。而导致大学哲学意义出现明显变化的时期，可以说是德国大学的转向时期。其时洪堡主导的大学思想改革使科研代替教学成为大学活动的主要职能，使以“为社会服务”为特征的政治论哲学取代认识论哲学成为大学中的主流思想。而大学中的这种活动趋向，随着德国在世界上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世界大学中的主流观念，并且被移植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成了美国“赠地运动”以及威斯康星大学模式的精神主导。而随着美国大学“为社会服务”大学模式的逐步流行，特别是这种模式对现代科技和技术人员需求的满足，使政治论哲学自然地成了世界大学的核心观念。
尽管政治论哲学至今仍然是世界大学思想的主流，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学哲学这次转向的影响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大学从以前的恪守知识原则和道德信念转向对社会实利的承认甚至趋从，从恪守独立自主转向与社会世俗合作，甚至为政治功利和经济功利的发展提供服务，使大学传统的社会批判和中立评判功能削弱，也使大学逐步地失去自己的道德根基。另一方面，大学目的由以前的纯粹自我性，亦即“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转变为自我性与社会性并列的双重目的。而且随着社会对大学控制程度的深入以及大学对社会依赖的增强，大学社会性目的的占有空间越来越大，而与此相反，大学自我性目的的空间则越来越小，满足社会需要的目的基本上成了主导大学行为的主体意识和核心思想。而随着满足社会目的观念的强化，大学与社会之间原先的平等关系发生了变化，大学由自我的主人蜕变为国家或政府的奴隶。而大学品质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大学方向的变化。也正是在这种异化的大学哲学观的影响下，大学哲学中的认识论便通向社会领域中的科学主义，政治论则通向社会领域中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甚至政府主义，它们从不同的方向销蚀着大学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而许多教育学家及史家都一直视为“不解之谜”的德国大学成为“纳粹”帮凶的原因，就是基于大学目的异化的缘故。
四、世界大学观对我国大学哲学的影响
审视我国大学的哲学观，可以说情况是比较复杂的。第一，由于我国现代大学在创办初期遇到了比较宽松的文化和思想环境，再加上一大批赤诚教育的仁人志士的卓绝努力，我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并不低”，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与世界先进大学同步的水平。又由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大批大学校长积极开拓，在许多大学中建立了接近世界大学先进水平的办学制度，并且与日渐强化的社会干预奋力抗争，使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制度等现代大学意识在我国的大学中生根开花，造就了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初期的黄金时代。
第一，由于大学在我国为“舶来品”，我国本土教育中并没有生长起“知识行会”的组织和传统，因而在我国的现代大学中，人们在是否应该“为知识而知识”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共识，除了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强调和贯彻“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等知识论大学哲学外，在更多的大学中，通行的还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事功性观念。而由于受个人对大学本质认识水平的限制，在我国现代大学建立初期，虽然许多大学校长都在自己的大学中建立了具有现代大学意蕴的办学制度，营造了自由和文明的教育风气，但由于受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还没有从“从上而下”的社会观念中完全走出来，还是普遍地接受了集权制的教育管理模式，因而除蔡元培先生外，许多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应该争取大学在法律意义上的自主地位和权利，没有努力追求按照“世界大学通例”的精神来建造大学的制度和文化环境，致使大学在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形成先天性缺失。
第二，由于我国大学在创办初期面临的社会各方面强国期待以及因形而上学学术传统缺乏而导致的对“为知识而知识”观念的误解，除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及少数大学外，我国大部分大学几乎都“一边倒”式的崇信政治论大学哲学，认为大学的活动应该以社会为中心，大学应该直接甚至快捷地为社会服务，而大学对社会直接的“有为”是大学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主要方式。
第三，从国民党在实现“南北统一”后对大学内部活动的干预开始，大学中由 教育家们建立起的自主制度就不断受到政府权力的限制和破坏，其时“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行施予，开始了 政治强力干预大学的历史。而新中国成立后的“院系调整”更是从制度上完全割断了我国大学与自己早期历史的 联系，也割断了我国大学与世界大学、主要是西方国家大学的联系，使大学不再是从自身逻辑中寻找活动依据，而是从政府的教育行政 管理机构获得活动的指令，“唯上”和“统一”成为大学在相当长时期活动的主要特征。而由教育先贤们勉力倡导和营造的大学精神和气质，则在 社会的转型中异化为制度的对立物，它们虽然还存留在一部分教师的心里，成为他们坚持学术研究的精神支柱，但在现实制度逐步强化的形势下，已被不断地驱赶和抑制，成为 经济功利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汪洋大海中的星星渔火。而与政府意志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政治论 哲学则春风得意，自然地成为大学中定于一尊的核 心理念。
这种片面或绝对崇奉大学政治论哲学的现象极容易造成这样的后果：一是形成人们在大学本质上的简单化观念，致使人们往往只是在 组织的形态上理解大学，而不从意义和观念的形态上理解大学，视大学为应该服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为社会的经济建设及社会稳定服务的工具，而忽视或漠视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进而追求真理和 发展 文化、培育受教育者美好心灵和品行的社会文明中心和道德灯塔，从而使他们崇信的政治论大学哲学，转变为大学实际活动中的事功性哲学，大学中完全地通行行政逻辑、而不是学术逻辑，产生了大学的教育精神危机和教育目的“悖论”。
二是虽然政治论哲学由于其宗旨的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性质，容易在大学与社会之间建立良好关系和获得来自政府的各方面支持。但是政治论哲学秉持的事功性立场，是教育为换取社会支持与世俗社会妥协的产物，是教育在完成自身活动后自然产生的功能和意义，其效用是在充分发挥认识论哲学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可以是某一个或某一些大学的教育理念，但不应该是一个国家中所有大学集体秉持的观念。而全国所有大学都绝对地秉持政治论哲学观，则会使大学的实质性进步受到阻碍。因为政治论哲学秉持的事功性立场本质上是与大学发展知识、创造知识、研究和教授高深学问的主旨相悖的，对其崇信会使大学的活动目标变得过于功利和实际，从而缺乏高雅、纯洁、文明的文化气息，堕落为 职业技术的培训机构。而我国目前大学被批评的像市场、官场、名利场等现象，则可以说正是片面崇信政治论大学哲学的结果。
三是大学对于政治论大学哲学的崇信，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主流意志的崇信，进而是对国家(其时控制国家权力的领导集团)意志、政府意志的崇信。而对社会、国家、政府意志的崇信，实际上是对它们所控制和运用的行政权力的崇信。而这种对国家所控制的行政权力的崇信，必然导致这样的表现：一是大学心甘情愿地服从政府的行政权力，自觉地以政府下属的身份接受政府的领导;一是对政府赋予大学的行政级别及大学负责人领导干部身份的完全认同，并会自觉地履行其行政机构及行政领导干部的职责。而我国大学中多年来行政权力膨胀、学术权力衰微的现象，则可以说正是这种意识和观念的逻辑性结果。
上述对于大学哲学与大学发展问题的分析，可以给我们提供如下启示：一是从国家的角度讲，大学中的哲学观念应该是多元的。因而国家应该促进大学中既有认识论的哲学观，也有政治论的哲学观，崇奉认识论哲学观的大学与崇奉政治论哲学观的大学同时并存，二者相互促进、互相补充，形成大学中既丰富多彩、又严谨和谐的文化生态。二是基于秉持认识论哲学的大学多为私立大学、而政府举办大学又希望满足自己需要的逻辑，政府应积极促进私立大学及民办大学的发展，并引导部分著名大学建立以认识论哲学为核心的大学理念,以形成大学的良性生态。三是我国传统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可以说已经不合时宜，应该尽快地调整和改变。由于在二者的关系中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因而政府应该以开明的态度理解“世界大学通例”，尊重大学的活动规律，改以管理为主为以促进大学的自主发展为主，帮助大学在自主性的发展中回归自己的本质，形成大学发展的专业性力量，让大学像大学，并真正发挥大学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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