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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隶书：

隶书发展到东汉末年，由于过分讲求点画的规矩严谨和八分舒展的整饰特点，结字亦板滞森严，缺少变化，这表明隶书发展已走到了末路。这种现象在《熹平石经》、《白石神君碑》等碑刻中己非常明显。到此为止，隶书的正统地位受到了一种更为简便的新兴书体——楷书的冲击，并逐渐被楷书所替代，隶书的衰落也就势在必行了。楷书取代隶书，就像当初隶书取代篆书一样，是书体演变规律，书法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魏晋时期，以新兴的楷、行、草书为主要代表，而隶书只不过是汉末的流风余绪而已。这一时期主要的隶书作品有：传为魏钟繇的隶书《上尊号奏》、魏黄初元年所刻的《受禅表碑》，传为梁鹄所书的《孔羡碑》，三国青龙三年刻的《范式碑》、《曹真残碑》等。这些隶书碑刻方棱扁平的笔道，矫揉造作的波磔，下篇一律的结体，已无法再现汉隶淳古厚重的风韵。但它们的意义却在于，为隶书向楷书过渡作了铺垫，开了唐人隶书楷书化的先河。从南北朝至隋，已是楷、行、草书发展的鼎盛时期，隶书有时作为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学，或是复古、尊古者的祟尚，虽然还不时出现在碑石上，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在隶书发展史上，从东汉末年到清代初年，真正把隶书发扬光大，既继承汉隶古风，又具有时代风貌的还是唐代。

唐代的隶书虽然不能与汉隶同日而语，虽然没有像楷书、行书、草书那样成为唐代书法的最强音，但却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唐代的隶书家有李隆基、韩择木、梁升卿、史维则、蔡有邻、殷仲容、李潮、白义眰、归登等。隶书四大家为：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维则。唐玄宗李隆基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人物，他的隶书作品有竖立于西安碑林入口处碑亭之中，作为西安胖林象征的向大雄伟、气势磅礴的《石台孝经》和刻于东岳泰山之上的《纪泰山铭》。唐玄宗的隶书最具楷书化，用笔、结字缺乏变化，相同的笔画写法雷同，几乎可以重叠，严谨规矩有余，活泼变化不足。韩择木为韩愈的叔父，以善隶书名重当时。作品有《祭西岳神告文碑》(现存西安碑林)，用笔结字方整规矩，有汉隶余风。史维则的隶书有现存西安碑林的《大智禅师碑》，朴厚沉稳，稍显肥美。唐代隶书家中真正写山个性、有汉隶风韵的当推梁升卿。梁升卿为唐开元间人，历任奉天尉、广州都尉等，以擅长隶书着称。时人称其隶书“体甚古”，即有汉隶之风，笔势“勿惊波往来，巨石前却”。作品有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御史台精台碑》，此碑不大，亦立于不显眼的角落，但识者却可一眼看出其不同凡碑。骨力清劲，体势从容，虽有界格，却能长短相宜，自然天成，全篇风格匀整统一。

汉代人写隶书由篆法入，讲中锋用笔，藏锋含蓄，虽波磔外显，却中和朴厚，高古雅逸。庸代人写隶书，渐失古法，受时风影响，以楷法入隶，用笔过于方劲，气象过于外显，规整有余，含朴不足，所以不足为法。唐代以后，隶书每况愈下，历代虽有能隶书者，如末代的米芾、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文征明等，他们虽然都是书法史上有名的行草大家，但隶书却写得不如人意，与汉隶不可比肩。只有到了书道中兴的清代，古老的隶书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恢复了汉代的气象，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给后人树立了汉代以后隶书变法真正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