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中共中央确定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日，今年即将迎来党的95岁生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庆祝建党95周年党课讲话稿，欢迎大家阅读。

庆祝建党95周年党课讲话稿一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建立以来，已经走过了九十五年光荣的历史道路。在党的初创时期，它只有几十个成员、几个小组;今天，它已经成为有六千多万成员、领导着近十三亿人口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成为全中国各族人民公认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奉的，而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形成的，党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的确立，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件大事，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三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在这伟大的历史时刻，让我们重温我党取得的辉煌执政成就，总结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感受民族复兴背后的伟大力量。

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

(一)一个国家的“两个世界”

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反对外来侵略者第一次取得

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举国欢庆，万民欢腾。胜利降临了，战争结束了，但战时中国积累的问题，如凋敝的民生、残破的经济等，都没有随着抗战的结束而消亡，而是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各方不由得都将瞩目的焦点集中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身上。抗战结束时，国民党统治区是什么状况?共产党领导的、略带几分神秘的陕甘宁边区又是什么样呢?

1944年6月20日，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关于中国的局势，他这样写道：“中国面临经济崩溃。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在削弱，政府的命令处于无效状态。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纲纪废弛。受通货膨胀之害最重的知识分子和工薪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农民对滥肆征兵、征税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强制性摊派的不满，已经不断扩大，而且越来越强烈。”

谢伟思认为国民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但国民党不仅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且正在加速它的发展，国民党已丧失了领导全中国的资格。在发出这份汇报的一个多月后，谢伟思作为美国国务院政务官员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参加了“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到延安后，谢伟思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要被感情所支配”，但是

他和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这里的“精神气质和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都有不同，他如此记述了他们感觉到的差异：“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是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

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这里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也没有乞丐，和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炫耀虚饰的现象。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士气是很高的，战争看来接近了，而且是现实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给人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有工作干。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没有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没有政治闲谈。同时，没有紧张和压抑感。领导人总是坦然地自信。”

谢伟思看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都是在中国，一个是国民党及其统治的区域，一个是共产党及其管辖的边区，而这正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的对立双方，他们的众多“不同”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内战的最终结局。

(二)建立多党派联合政府

抗战末期，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逐渐成为了中国政治的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考虑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4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就是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实行民主基础上的多党制。

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就显示出了巨大的政治吸引力，获得了国共两党之外广大中间势力的大力支持。10月10日，中间势力最具影响力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政治主张，郑重表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显然，联合政府已成为国民党之外各党派的共同政治诉求。

然而，国民党对战后中国政局的考虑，与中国共产党的想法截然不同。1945年 9月 3日，国民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未作正面回应，而是着重就战后复员问题提出了具体主张，对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民主宪政问题，也仅是提出了加紧实行地方自治等若干意见。但是，蒋介石在同日发表的广播演讲中却特别强调：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唯一基础，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唯一的前提就是军队国家化，中共不应再拥有军队，其意仍然是要维护国民党的一党统治。由此，蒋介石为了维护国民党一党独尊的政治地位，极力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

为了应付国内外舆论，国民党提出邀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建议，而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亲赴重庆与之谈判时，国民党当局却大感意外，毫无准备。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下，谈判最终达成了若干协议，但就在协议墨迹未干之时，国民党却臵国内外舆论于不顾，悍然发动对共产党控制区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内战局面。

面对此种局面，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发表谈话：‚中国共产党欢迎杜鲁门总统十五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间停止敌对行为，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广泛代议制政府，借以实现中国之民主统一的建议。‛12月23日周恩来在与马歇尔的会谈时再次重申：我们的政策是和美国的政策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我们对其‚中国不能内战‛、实行‚民主政治‛、‚成立一个临时性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同意的。由于蒋介石坚决反对联合政府，马歇尔的调处亦无疾而终，美国最终也只得放弃调处，站在了国民党一边。

这样，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努力创造的多党制民主蓝图，在内战的隆隆枪炮声中化为乌有。后来，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反省说，‚从国民党犯有过错而受到谴责来看，一党制应予摒弃‛，‚唯一的拯救办法是，更广泛地讲民主，给老百姓以做人的权利‛。后见之明，悔之晚矣。而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民主、团结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唤醒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使人们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从而汇聚起广大的民心民力，夯实了战胜国民党的基础。

(三)农民‚躺着翻过身来‛

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个老问题。‚耕者有其田‛已断断续续地喊了两千多年。历史上农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绵延不绝，但是农民战争即使改变了朝代，也没能改变农民的命运。然而中国的这个‚千年难题‛，却由共产党解决了。

在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是极其不合理的。旧中国占人口总数 10%的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达到了约70%—80%。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坚决拥护广大群众在反奸、清算、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如美国记者斯

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所讲，1946年至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不是单纯的没收土地。这是一场通过赎买、捐献、处罚、社会压力、没收以及其他一切为社会各界所支持的办法，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的运动‛。等到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实行平分土地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到了1949年上半年，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及其周围的小块新区中，土地已基本平均分配，近1亿农民获得了土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不仅使农民得到了渴望的土地，而且在政治上也摆脱了长期被边缘化的状态。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提问时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抗战以来，共产党在其控制的边区广泛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 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 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 1/3)，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为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农民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还不识字，边区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80%以上。

一向被认为是组织程度不高的农民，一旦有人能提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正确主张，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潜能便会充分发挥出来，成为令人吃惊的巨大力量。共产党成功的农民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参军、支前成为了他们的自觉行为，仅山东一省，国共内战时期就向共产党部队输送了 95万兵员，动员了1106万民工、民兵帮助部队运送物资。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还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当时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华北大学任教的美国人韩丁，在观察了土改后的农村社会后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熟悉中国情况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曾说，‚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共产党人的问题，决不是凭借武力所能解决的。只有为农村的广大民众建立起一个好于共产党人的地方政府，共产党人的问题才能随之自然地得到解决‛，‚而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它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注意‛。国民党对土地问题虽也有成套的理论，但直到在大陆失败，也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国民党未改革土地制度，但对农民征收的赋税却是越来越沉重。国共内战期间，在农业方面，仅征粮、征借和征购等项目加给农民的实物和金钱负担，就超过1936年的4—5倍，有的地方甚至超过20倍。而共产党却废除了杂税，仅征收正税。由此，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农民生活，实际上是冰火两重天。

(四)国共两党的鲜明对比。

1947年6月，蒋介石不无自满地说，“综览各方之情况，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1948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讲演中声色俱厉地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为什么仅时隔7个月，蒋介石就严责自己领导的政党?原因就是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败，而这盖源于国民党领导力的衰微。

其实，从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党的作风就开始败坏。1928年11月，一位观察力敏锐的外国人乔治.索凯尔斯基指出，“奢侈和豪华”已成为国民党官员特有的生活方式。到1930年，国民政府各级官员的贪污已比较普遍。抗战胜利后，沦陷区人民渴望着国民党中央派人前去接收。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却贪婪地搜刮民财，巧取豪夺，把原沦陷区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和代总统的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民众则讥称那些“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即只知道掠夺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三迷成风”，即财迷、色迷、官迷成风;“三洋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对此，国民党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官员邵毓麟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预言：“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这颗“定时炸弹”在内战期间就爆发了，其直接表现就是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溃败。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总结了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国民党“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

反观共产党，毛泽东认为“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而“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所以共产党一贯把加强党的建设视为党的生命。司徒雷登在总结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原因时，也曾经如此说：“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 “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乏这种精神。”

中国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和民力，形成了毛泽东所描绘的局面：“在全国，我们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国民党则是丧尽了民心，甚至出现了“国民党究竟代表谁?”的疑问。人心向背最终决定了战争胜负。1949年2月1日，在战败的前夕，蒋介石自我反省说：“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二、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一)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从1949年到1956年，新中国仅用七年的时间就基本完

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建设的各项指标也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这是一个凯歌高唱的时期，中国人民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和斗志被极大地激发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者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并由此过分夸大个人主观意志作用，结果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于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一搞就是三年。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在农业方面，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农业部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汇报的产量进行汇总统计，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实际只有4000亿斤)。在工业方面，片面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提出“超英赶美”口号，为此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工农业比例的严重失调，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居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据估算，“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指出，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1962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

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它的恶果已为实践所证明：在政治上混淆敌我，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在经济上大批“唯生产力论”，“仅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五千亿元”;在文化上百花凋零，教育、科技遭受重创。十年浩劫拉大了中国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损失，教训是深刻的。研究和反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发生，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但从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视角来分析，两者有共同点，就是都反映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使中国能够尽快成为一个大国、强国，赶超发达国家，这一动机和目的无可厚非。因在庐山会议上赞同彭德怀的观点而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含冤达20年的黄克诚在复出后曾指出：“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看他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

同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指出的那样：毛在革命胜利后仍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的纯洁性，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本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毛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复辟。毛相信，斯大林死后苏联的经验证明，如果修正主义分子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取得了权力，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有必要经常与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作斗争。实际上，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这将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种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

一场文化革命中将“大胆地唤起基层的广大群众”，不仅批判党内当权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且批判存在于他们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倾向。因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须要有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革命才能保住社会主义社会的纯洁。

保持革命的纯洁、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动机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在于：目标过于脱离实际且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出了问题。1967年毛泽东本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强调那是因为过去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实行“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以此制定的方针路线，只能造成党内外严重的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造成社会严重的破坏和倒退。

庆祝建党95周年党课讲话稿二

同志们：

今天是纪念建党95周年纪念日，我们全体党员在这里聚会庆祝建党95周年。9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用自己的坚韧不拔书写了一卷波澜壮阔的历史，书写了革命与建设的辉煌。作为这个伟大政党的一个普通分子，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骄傲和激动。在深入开展七一活动之际，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党课，说是上党课，其实也是我和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讨论、共同交流、共同提高的一个过程。不足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充分认识开展七一活动的意义，切实做到思想认识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七一”活动。开展七一活动对于进一步抓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改落实工作、完善长效机制、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于激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生机活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对于促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更好地联系和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于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和厅党组的要求、部署上来，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深入开展“七一”活动的重要意义，

奠定开展七一活动的思想基础。

第一，开展“七一”活动是进一步扩大学习实践活动成果的需要。学习实践活动和“七一”活动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明确要求。学习实践活动是党内集中教育，“七一”活动是党建经常性工作，两项活动紧密联系、有机衔接。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紧紧围绕学习实践的主题、目标、总体思路，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攻坚克难，既解决了一些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也解决了一批影响和制约水库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成效明显。但我们必须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学习实践活动成果来之不易，巩固和扩大学习实践活动成果更需做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开展七一活动，有利于进一步把学习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科学理念、思路和举措落到实处;有利于巩固和提高整改落实成果;有利于进一步健全促进科学发展和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学习实践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