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全球的经济态势主要表现为经济日益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对各国国民经济影响的日益深入。这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论文范文，仅供参考!

经济论文范文篇一

新经济的经济学分析

内容提要：新经济是对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化经济的概括。在新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本由有形的物质资本转向无形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新经济提供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可能。由于有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支持，经济周期可能会延长。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的环节延伸到了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领域，电子商务成为信息产业和整个新经济的发动机。网络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基础。

关键词：新经济 经济学

作者简介：洪银兴，1950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进入新经济阶段。与此同时出现了概括这种现象的新概念，如知识经济、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等。美国商务部1998和1999年连续两年的报告都以《浮现中的数字经济》为题，美国经济事务部副部长Rober J.Shapiro在1999年报告的引言中指出这种数字经济“产生迅速、影响广泛，而且常常不符合常人所能理解的经济发展的规定范畴。”。(注：美国商务部：《浮现中的数字经济Ⅱ》第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1999。)显然，对新经济作经济学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新经济的发展趋势，理解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规律及由新经济推动的经济学的新发展，对我国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旧经济转向新经济是生产方式的革命

20世纪末，美国等发达国家依靠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发展，进入了新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和影响就如格林斯潘1999年所说：“我们称之为信息技术的新技术革命，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处理事务和创造价值的方式，即使五年前我们也不易预见到这些。”新经济是对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化经济的概括。美国商务部1999年报告将数字经济概括为两个方面：电子商务和使电子商务成为可能的信息技术产业，这种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变化，其效应已经和正在显示出来。

在每个经济时代都有当时的新经济，这是代表当时先进社会生产力的经济。由旧经济进入新经济总是以生产方式产生重大革命为基础的。根据马克思的思路，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是区别经济时代的标志。这就是他说的：“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依存的社会生产力，以简单协作为起点，经过工场手工业分工，只是到机器大工业才建立起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当时之所以产生新经济，主要在于机器大工业所导致的生产方式革命。其效应是马克思所分析的：“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22-423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蒸汽机的使用，使人力被自然力所代替，并且可能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现代的新经济是由电脑和互联网驱动的。1946年世界上出现第1台可编程计算机，80年代计算速度更快，体积更小的个人电脑进入家庭和办公室，接下来出现的互联网通过高速通讯设施，在工厂、办公室将桌面计算能力联系在一起。人们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发邮件、开展电子商务。这种现象就如美国经济事务商业部副部长ROBERT SHAPIRO所描述的：以数字为基础的新型的经济正在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着我们周围的一切，改变着我们合作、单独工作、交流和联系、娱乐和消费的各个方面。由此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是由互联网驱动的通信活动的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产业在经济中的份额迅猛增长。就如美国商务部报告所说，在这场“数字革命”中，因特网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是先导技术，信息产业是带头和支柱产业，电子商务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新经济揭示了这样的发展趋势：随着因特网在全球的快速发展，以数字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正在对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产生全新的革命，它不仅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而且为企业内或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快捷而价廉的通信工具，还给工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提供新的渠道。网上教育、网上通讯、网上新闻、网上交易、网上娱乐等等正在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上网的人数正在成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新经济反映生产方式的重大革命。所谓革命，就如美国商务部报告所揭示的，从本质上说，是为那些投身于其中的人创造新的令人意料不到的机遇，使他们面临挑战、承担风险。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之所以能称为革命，主要在以下方面：第一，如果说，以机器大工业为主要标志的生产方式是以自然力代替人力的话，新经济则是以电脑代替人脑。第二，互联网较电网有更高的传输速度更广的传输范围，尽管其不能离开电网。第三，机器大工业以技术为基础，新经济则是以知识为基础，由此产生知识经济即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经济。较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新经济时代的知识、技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设备、产品更新速度大大加快。第四，旧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是机器制造业，其他行业均是适应这种制造业的生产方式，例如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21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新经济时代的主导和支柱产业则是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即以电子信息技术为领头的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光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机电控制技术的高科技群。新经济并没有完全摒弃传统产业，新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对传统经济的整合和改造，通过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很多传统产业部门一跃进入新经济阶段。

我们根据新经济发展的趋势可以断言，只有进入建立在信息技术和网络基础上的数字经济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全球化。就是说，网络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基础。企业不用漂洋过海就可以进行国际交易。信息的发展可能使得商务模式发生变革，使得一些中小企业能够参与全球竞争和跨国经营，使得一些跨国公司能够扩展它们的全球业务。

新经济时代的资本

在旧经济时代，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是有形要素，起初是劳动，后来是资本。进入新经济时代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转向知识和技术及人力资本，于是出现知识经济之说。

80年代产生的新增长理论实际上是新经济产生的理论先导。其代表人物有罗默和卢卡斯。罗默提出“知识外溢长期增长模式”，该模式突出知识资本的作用，强调生产性投入的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的积累是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卢卡斯则提出“人力资本完整性增长模式”，突出人力资本的作用，强调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将这两个理论结合起来，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成为新经济中的两大资本，前者突出知识的创新，后者突出知识的积累和传播。

在新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本由有形的物质资本转向无形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个结论将直接影响分配的方式。具体地说，在劳动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对增长起支配作用，因此分配向劳动者倾斜，由于劳动者之间差别较小，因而在全社会收入差距较小。在资本经济条件下，资本(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起支配作用，因此分配向资本家倾斜，由于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全社会的收入差距拉大。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支配作用，这样，作为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人格化的“知本家”将替代资本家成为财富创造的中心。在旧经济中是资本雇佣劳动，知识和技术成为资本的生产力。而在新经济中这种雇佣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物质资本被知识资本所雇佣。现实中便是以知识和技术招资本，而不象旧经济中是以资本招技术。与此相应，收入分配明显向“知本家”倾斜，由于知识资本较物质资本的价值增值能力更强，因此收入差距扩大更为迅速。例如在美国的硅谷有可能每天产生一个百万富翁，在信息产业就业的科技人员的收入可能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资本的价值已经和正在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其主要制度安排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商品化。在技术转让时科技成果应该得到科学的评估，以充分实现其价值。二是技术资本化。在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在充分估价技术投入价值的基础上安排技术股，收入分配中充分实现投入的技术的价值。

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和技术的存量。人力资本投资也是知识创新的重要方面，也是技术进步的源头。人力资本投资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大教育投入。在OECD国家，教育经费要占政府支出的12%，培训投入占GDP的2.5%，这应该成为加大教育投入的参照系。二是积极引进和留住人才。美国的硅谷就是依靠吸引全世界优秀的高素质人才。其中不仅包括高科技人才，也包括创业人才。如果说教育是长期投资的话，引进则是一种能在短期见效的短期投资。三是推进企业家知识化。这是发展高科技的主观条件，企业家没有相应的知识层次，就不知怎样去开发高科技和推进高科技产业化。企业家知识化有两条途径：一是现有的企业家要由经验型转向知识型，这就提出了对现有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二是要让科学家、管理专家进入企业家队伍。

美国商务部1999年报告也显示：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信息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加，而人才的培养又是一项长期的工程，短期内信息技术人才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特别是受过很好的信息技术教育的高水平的信息技术人才更为短缺。于是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信息技术人员的工资一再攀升，其工资额与其它行业的工作人员的差距在逐渐拉得更大。信息技术人才开始进入全球市场，各国、各公司之间人才的争夺将更加激烈。

与知识资本替代物质资本成为决定性的资本相适应，产权制度安排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旧经济中的产权制度以物质财产的产权为主导。而在新经济中知识产权成为产权制度结构中的主导。其基本要求是保障知识和技术创新者的私人收益，使其发现新技术的成本得到补偿并能得到更高的收益。其目标是鼓励科技人员研究和开发高新技术的积极性。

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过去美国经济的周期性较为明显，过几年就会有一次大的波动。而且在一段时间中人们还作出经济周期时间越来越短的断言。而在现实中，美国自克林顿当政以来己连续10年左右的时间保持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态势。经济学家在探究其中的奥秘时发现了新经济的某些特征。

最早提出新经济概念的美国《商业周刊》列举的新经济六大特征就对美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作了说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公司经营利润大幅度增加，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双双降低，进出口额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率上升。

美国商务部的报告特别指出了互联网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由互联网增长驱动的信息技术进步，也对创造这个比预期更健康的经济作出了贡献。”(注：美国商务部：《浮现中的数字经济Ⅱ》第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1999。)其机制是由于互联网被广泛用于通信、教育、娱乐和媒体，并作为电子商务的工具，由此拉动互联网的迅速增长。互联网的增长又拉动信息产业部门的迅速增长，从而使信息产业部门成为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其表现是：

信息技术产业一直以超过整个经济增长率1倍的速度增长，对信息技术的投资现在已占所有商务设备投资的45%。在美国经济中信息技术产业份额1998年达到8%。其对全部经济的实际产值贡献达1/3之多。从1998年到1999年全球网络用户增长55%，因特网主机增长46%，WEB服务器增长128%，新登记的WEB地址增长137%。

美国经济连续多年出现高增长，低失业率，同时通货膨胀率全面下降，根本原因在于信息技术产品价格下降及信息服务价格的下降。据美国商务部报告，在1993年和1997年信息技术产业价格逐年下降(分别是-2.4%,-2.6%,-4.9%,-7.0%,-7.5%，在其他产业价格逐年上升的同时，使总通货膨胀率由1993年的2.6%降到1.9%)。其说明因素是信息产品与物质产品不同，其规模扩大的边际成本具有速减的趋势。

就持续保持高就业来说，主要说明因素是高科技可能和劳动密集结合。过去的理论将技术进步与节约劳动相等同。就是说技术含量越高，使用的劳动越少。而在新经济中我们发现，恰恰是在网络部门，在信息部门劳动就业量是最高的。当然这里就业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知识含量。就像美国商务部报告所统计和预测的：1996-2006年信息技术应用业就业量占全国企业劳动人数的41%-44%，再加上信息技术产业就业数会达到50%。

过去对竞争力的主要说明因素是规模。一方面有规模边际收益递减的理论。新经济中网络使用规模的扩大却没有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效应，相反可能出现边际收益递增的效应。另一方面企业规模不再是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依赖信息和网络的优势，中小企业也可能有更强的竞争力。

以上分析表明，新经济提供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可能，由于有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支持，经济周期可能会延长。进一步说，由于新经济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对有形资源的需求相对减少，因此经济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保持高速增长而不至于出现过热，出现高通胀的状况。

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交汇

新经济的另一个表述是知识经济。对知识经济一般的提法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种表述没有准确界定新经济的特征，作为知识经济的特征性的表述应该是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经济。依靠知识创新，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涌现，新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

在新经济时代，建立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企业的成长期可能缩短，就象微软公司那样不过几年就一跃超过具有百年发展历史的福特和通用等制造业公司而成为世界首富，像微软这样的“一夜暴富”的信息和网络公司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不在少数。但是，由于科技进步的速度加快，这些高科技公司企业的衰退期也可能加快。(注：据青木昌彦论文中引用的资料，在1990年到1997年，在处于硅谷的Santa Clara县有约21000个企业注册，而只有约7000个企业还存在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1期)因此高科技部门和企业的创新要求特别紧迫。

就创新来说，有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概念。在这里区别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很有必要。科技进步的全过程包括三个环节：上游环节，即知识创新环节;中游环节，即创新的知识孵化为新技术的环节;下游环节，即采用新技术的环节。技术创新主要是在中下游环节的创新，知识创新主要是在上游环节即知识创造领域的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源。

在新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有在中游环节相互交汇的趋势。过去，技术创新的最终环节是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在现代，技术创新的先导环节进一步延伸到科学向技术的转化过程。知识创新的环节过去主要限于科研机构和大学这样的知识创造和传播领域，现在之所以出现知识经济的概念，就是因为知识创新延伸到了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领域。这样高科技的孵化领域成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交汇点。

在新经济时代，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成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与此相应，人们对发展高科技的创新机制的关注点，由关注技术的采用转向关注技术进步的源泉(知识的创造领域)及其转化。这就提出了加强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部门的联合与合作的要求。现在一讲采用高新技术就讲引进。引进固然需要，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高科技的国际差距小于高科技产业的国际差距。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发现的高科技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并不象高科技产业的国际差距那么大。这意味着费用较低的创新捷径是：推进产学研结合，使高校和科研机构发现的高科技成果迅速产业化、商业化。我们所讲的产学研结合，并不一定是将研究机构办到企业，而是要建立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机制。就象美国的硅谷紧靠斯坦福大学一样。这里的关键是建立知识的创造和知识向生产力转化的上中下游联系，一方面解决好大学和科学院研究课题的商业化价值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好企业敢于对高科技的研究进行风险投资问题。

知识经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研究与发展费用具有较高的比重。目前发达国家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一般占其销售额的5%以上，在OECD国家研究与开发费用一般要占GDP的2.6%以上。这些研究与发展费用不仅是投在企业，还有大量的是投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就如新增长理论所指出的，投资投在科学发现上比投在生产上，价值更高。大学及科研机构是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的源头。大学及科研机构不再远离经济建设，已经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建立起产学研结合的有效机制，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投资，不仅是经济性投资，而且是比投在一般的生产过程中效益更高的投资。

在新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与知识和技术的创业是相联系的。在许多场合，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通过知识和技术的创业实现的。创业即将知识创新的成果通过创办科技企业途径孵化高新技术。创办科技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是进入该领域创业的往往是有技术缺资金，缺乏经营企业和市场运作的经验。这就提出了创业机制的创新问题。

在旧经济时代，创业主要靠资本(资金)，而在新经济时代，创业主要靠知识和技术。前者是以资金招技术，后者则是以知识和技术招资本(资金)。该领域的投资属于风险投资，当然高风险也可能有高收益。这就提出了对风险(创业)投资的需求。孵化高新技术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必不可少，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为之提供顺畅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渠道，也就是为有技术而缺资金的项目提供风险投资。在新经济中风险投资的供给也较为充分。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分析中指出，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下，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作用，使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就使达不到限量的资本无力转向实体资本的领域，而进入信用和股票等风险领域。(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这种状况在新经济时代表现得更为突出。各种类型的基金如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将这些小额的投资集中起来并进而成为风险基金的来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风险投资作为创业投资与其他投资，它所追求的不是在企业中获取股权收益，而是在股权交易中获利，因此为风险投资提供顺畅的退出机制，使投入高科技项目的资金在孵化出高新技术和企业后能退出来进入新的项目，可保证风险投资的可持续。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Nasdag)最为活跃就是新经济的重要反映。(注：据该公司总裁John Wsll透露：1999年平均日交易量达到10亿股，价值超过11万亿美元，约有5000家公司在此上市，市场价值5.2万亿美元，纳期达克指数上涨86%，超过纽约股票交易所的9%和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25%。)

过去的理论特别青睐大企业。而在孵化高新技术方面最为有效而且成功的是小企业。其原因就是钱颖一所总结的两条：一是对创业者的激励能力小企业更强;二是创新失败的风险约束小企业更强。因此新经济条件下的创业机制以民营科技型小企业为基础，对科技人员办民营科技企业提供更为有效的鼓励政策和更为宽松的创业环境，显得更为重要。

新经济时代的产业创新

对信息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价值。在产业链中，正是由于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形成对信息技术产业的强大需求和拉动力。就是说电子商务成为信息产业和整个新经济的发动机。

电子商务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本身活动的价值。企业利用电子商务，通过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增加商业机会，发展新型服务，简化销售过程，降低成本等活动，能够取得竞争优势。同时，因特网也强化了价格约束机制，因为消费者能通过多种途径得到商品价格和有关信息。

电子商务在总体上还处于方兴未艾阶段。电子商务的规模与上网的人数相关。据美国商务部1999年报告，虽然无论从上网人数上，还是从上网人口所占的比例上，美国都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到目前为止，与全部经济相比，电子商务所占的份额还很小，全球到1999年5月还只有1.7亿人访问过因特网。即使在因特网最为普及的美国，作为零售业一部分的电子商务占其总额的比例还不到1%。这意味着新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

从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我们可以大致确定中国在新世纪所要进行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创新的方向。哪个国家能够在因特网上给予更多的重视，在信息技术的开发和研究上投入更多物力、人力和财力，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拓平道路，那个国家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垄断优势。

信息产业包括两大类：一是信息技术装备制造业，一是信息服务业。这些年来不仅美国的信息产业本身的高速发展直接地对美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信息设备在信息产业和其它产业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这些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间接地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因为美国人从发展信息产业、增加信息技术投资中受了益，所以这两年美国人为了确保其在信息产业这个带头行业中的优势地位和在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上的绝对领先，更加重视在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的研究上的投入。

适应高科技发展的方向，包括信息技术装备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在内的信息产业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头产业。否则，我国难以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发展信息产业也有个优先顺序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家的资金本身就很缺乏，所以我们一时不能像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那样投入那么多的资金到这个产业中，但是我们可以在信息产业中选择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加大投资，我们目前的短处在硬件，一方面因为我国的制造技术同国外相比，还相差甚远，短期内难以赶上。另一方面投资硬件需要很多的资金，而这又恰恰是我们缺乏的。软件产业却可能有比较优势。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体力型劳动者，而软件业需要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在我国有着不少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重点投资软件产业，可以扬长避短加速我们发展新经济的步伐。

新经济的产业特征是信息技术产业，决不意味着发展新经济就只是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严格地说是发展以信息技术产业领头的高科技产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创新有国际标准。这就是国际合作组织(OECD)的标准：一方面，计算机、电子、通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特征性意义的高科技产业。另一方面是知识密集的服务部门发展非常迅速。新产业也有生命周期，据预测信息经济时代将会持续到21世纪20年代，接着将迎来生物经济时代。

发展新经济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服务业的发展。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美国在同我国关于WTO谈判中最感兴趣的是进入我国的金融、保险、通讯、网络等服务业。这些恰恰是我国发展较为落后但潜力最大的部门。就产业结构转型来说，由农业为主的结构转向工业为主的结构，只是经济现代化的第一步，进一步的转型则要由工业为主的结构转向服务业为主的结构。

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01年01期第11～16页 作者：洪银兴

经济论文范文篇二

国有经济对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要想具备实现现代工业经济所需要的技术进步和大企业，只能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今日中国面临的许多紧迫问题，都说明有必要在中国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中国需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而且需要的是那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内部纪律的国有企业。没有这样的国有企业不行，而且这样的国有经济少了也不行。

中国之所以需要大量的国有经济，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引导技术进步，需要有许多规模巨大的大企业作支柱;更重要的是因为，由于中国千年以来积存的文化特征，中国的私营企业难以摆脱家族主义的束缚，不同家族的人互不信任，私营部门无法有效地学习和开发现代化的生产技术，也无力发展私营大企业，使得技术进步和大企业的发展必须借助国有经济。

一、低信任度国家的两难处境

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把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简称作“信任”，认为它是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他认为，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人力资本”，才可能成功地建立和经营现代的大公司，才会以现代式的广泛分工来进行生产。

依据一个国家的人民内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福山区别了两类国家两类文化：一种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社会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样的国家就很容易从民间自发地发展起巨型的企业和生产上的广泛分工，因而在20世纪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另一种则以中国文化为代表。在这种文化中信任度低，人们普遍地不信任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因而民间的私营部门很难发展起强有力的巨型企业，这种国家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势必落后。福山把拉丁语族的欧洲国家——法国和意大利都算做与中国一样的低信任度国家，把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算做中间类型，美国比较接近德日类型，英国则更接近意大利类型。福山的这种假说可以对经济发展的历史作出极为令人信服的解释。

被福山归入“低信任度”一类的国家，都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碰到了极大的困难。对自己亲属以外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使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无法集聚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无法建立和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业。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些国家越发达，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这些障碍反倒显得越严重。

低信任度国家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难，首先导致了它们在单纯依赖私营经济时现代工业化经济发展缓慢。18世纪末，法国的经济实力和工业都居欧美第二位。而在此后的产业革命和工业化时代，法国的经济增长远远慢于美国、德国和英国，以致到20世纪初经济实力已经落到欧美国家中的第四位。另一个例子是文化上类似于法国的拉丁美洲各国。同样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是英美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发达国家，而拉丁美洲各国则落入第三世界的行列而不能自拔。

为了克服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所遇到的困难，并保持民族独立，低信任度的国家就走上了发展国营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道路，并且把自己的国有经济融入到实行指导性计划的有系统的产业政策之中。法国在二战后大力发展国有经济，最终使国有企业占到整个GDP的20%，并且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了高于英美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福山指出，“法国政府之所以一直在干预经济，原因就是法国的私营经济一直没有活力，缺乏创造性和创业精神”。与法国类似，二战后意大利政府制定了有系统的指导性计划，组建了大批巨型国有企业，出现了二战后的经济奇迹，真正实现了工业化。

在法、意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社会低信任度国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单纯依赖私营企业而永远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要么以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而变为发达国家。

二、中国的文化环境：香港与台湾的事实

福山认为中国是社会内信任度低的典型，经济生活中充满了家族主义。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下，只有发展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以政府的力量集聚技术人才和资金，学习、研究、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才能建立和经营大企业。

二战后，香港和台湾曾经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从它们的发展特点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香港经济的崛起，得益于在中国大陆与西方经济往来中的垄断性中介地位，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东亚，香港是唯一真正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私有制对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和高速发展几乎没有在香港打造出值得一提的私营制造业和商业大企业，社会内部的信任度低，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态导致经理人员腐败行为盛行，资本家实行家族式管理，把企业规模保持在家族小企业的水平上，无法促进技术进步。香港经济制造业技术水平的落后已经到了与其人均收入极不相称的程度。人均收入达两万美元的香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只相当人均收入仅几千美元的马来西亚的水平。在垄断性中介地位逐渐丧失的背景下，香港的科技水平无力维持人均两万美元的高收入，经济发展面临困境。

台湾也因社会内部信任度低很难形成私营的巨型企业。但由于台湾当局强有力的经济干预，台湾出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接近经济发达的边缘。台湾的经济是一种“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行政市场体制”。台湾当局制定指导性的经济计划，并以政策手段促其完成，以弥补私营企业的不足。台湾当局的经济政策，形成了“台积电”和“台电联”这样的巨型集成电路制造厂商。靠着成熟的产业升级政策，台湾发展起了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使半导体产业成了台湾经济的最新增长点。

台湾和香港的经验事实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要想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取得真正的发展，是不能依赖私有经济的。

三、中国大陆更需要国有经济

中国大陆与香港和台湾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相似，在经济发展上也存在私营企业无力成为社会所必需的巨型企业的问题。这一内在原因促使百年来的中国政府都通过兴办国有经济甚至国有企业来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境，从一千年前的宋代就开始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没能导致中国自主地发展起现代的工业化经济。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私营企业在技术和筹资上的先天困难日益暴露。由于当时绅商地主之间的信任度非常低，清末著名实业家张謇等人在筹资扩大企业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信人唯亲的心态使私营企业做大非常困难，更无法产生真正的现代股份制企业。以铁路投资为例，清末民间资本要求“商办”铁路，却难以解决资金问题，进展缓慢。1911年清政府鉴于多省商办铁路毫无成效，宣布实行铁路国有。虽然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激起了民间的“保路运动”，但必须清楚的是，其矛盾的双方是中国民族资本与外资，“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历史的结局是，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兴建和经营的铁路，如果不归外国所有几乎一开始就为国有。中国的私营企业一直没有能力为铁路这样大的投资项目进行筹资和经营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在30年中推行公有化政策，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有计划地推行工业化政策，使中国能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保持着比印度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之后，保持了年均9%的高速经济增长。普遍的论调是认为这来源于私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这其实是误解。这些年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取得了显著发展，甚至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迅猛

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有经济。外商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大量使用了中国国有部门提供的技术人才甚至管理人才，否则外商投资企业绝不可能在中国取得那样多的利润，中国也绝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外商投资。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地区中，只有浙江省是真正靠当地的私营企业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江苏的苏南地区，除了外商投资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甚至国有企业带动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两个地方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利用国有企业溢出的技术(通过聘请技术人员和其他方式)，同时也靠当地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

四、中国的私营企业也依赖于国有经济

浙江的私营企业以温州的家族小企业和台州等地的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为代表。浙江私营企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国有部门的技术溢出。

小型的私营家族企业一直是温州经济的主体。20世纪80年代，温州经济增长的支柱是发展日用品的制造和电器开关的制造;90年代，产品的技术含量有所升高，标志性的“拳头产品”已经变为低档的鞋和一美元一个的一次性打火机。这些产品的制造技术基本来自国营企业甚至是集体乡镇企业，或者是外商投资企业，但都是比较简单的技术。靠着私营家族小企业克勤克俭、艰苦经营，温州人有了较高的人均收入并积累了巨额资金。据可靠的估算，温州的民间资金有3000亿元。可进入21世纪，温州的经济增长率一度降为浙江全省最低，投资不振。温州人的大量资金流向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还有许多投向山西煤矿。温州人投资方向的转变，暴露出温州的家族私有制根深蒂固的弱点。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必然导致他们自发地抵制英美式的现代股份制企业，而一直以家族为单位经营和运作资金，找不到私人自发投入足够资金进行技术研发的途径。

温州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对私营企业的迷信造成的。没有国有的技术研发、不搞国有经济使温州经济丧失了发展后劲。如果由温州政府主导技术研发，开发温州产业升级的必要技术，并向私营企业扩散，则会带动温州经济走上产业升级的健康发展之路。

浙江的另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台州，更显示出国有部门的技术溢出对私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台州的私营企业规模比温州大得多，生产的产品也更重型化。台州最有名的产品是缝纫机和摩托车。有名的“飞跃缝纫机”最初源自上海的国有企业。私营摩托车企业也不例外。摩托车制造技术从国有企业“重庆嘉陵”开始，扩散到重庆的私营摩托车制造厂，再扩散到浙江台州的私营企业。

不仅浙江的私营企业依靠国有经济向其“溢出”技术、提供技术人才，全国的私营企业也都显示出这样的依赖关系。在东北，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不仅是当地经济支柱，甚至也是东北城市中的私营企业赖以生存的支柱。据介绍，沈阳从事真空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已经有近万人，几乎全都在私营企业中就业。这些私营企业的技术骨干几乎全都来自原来的国有企业和研究所，有些私营企业还由真空研究所的在职员工经营。显然，国有企业和研究单位成了私营企业技术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来源。但尴尬的是，如此多的私营真空技术企业竟然不能培养出合格的新一代技术工人。没有了国有企业，中国人的“人力资本”面临着不能增加反而减少的威胁。

最近几十年的事实证明，中国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克服其与生俱来的老毛病——无力研究、开发甚至率先引进现代的先进技术，无法有效地聚集足够的资金来经营为整个社会所必要的巨型企业。要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

五、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并不低

许多人认为发展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会降低经济效率，这是完全错误的偏见。这个偏见主要是将“利润低”与“效率低”混为一谈。许多国有企业的人均利润远低于私营企业，但人均产出并不一定低于私营企业。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净产值的内部分配比私营企业更偏向于企业员工。这种单纯由于净产值内部分配不同所造成的低利润，并不能算做国有企业的无效率。即使只考虑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设计了适当激励机制的国有企业也不一定比主要资金不是由经营者投入的那种私营企业利润率低。

许多人相信国有企业没有效率，是因为他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60%多的国有企业亏损的现象。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全国工商联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3年，有60%在5年内破产，85%在10年内消亡。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运营了20年以上，而只有60%多的亏损率足以说明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有效率。

近三十多年中的国有企业中，则存在许许多多经营状况在很长时期中一直良好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既有属于垄断行业的，也有属于竞争性行业的。例如，钢铁行业中的宝钢、鞍钢和首钢，新兴的家用电器制造业中的安阳彩玻、大连华录，以及谋求MBO之前的四川长虹，等等。

根据前面的分析，通常在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不能由一个人提供的领域内，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不低于私营企业。而在经营者一个人就能够提供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的领域内，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应当高于国有企业。可是在中小企业有效率的典型行业——商业零售行业内，也有不少经营很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像北京市 “万方”集团下的“福绥源”小副食店，还有大连的玉华商场和民勇商店。它们同为国有，同样相当兴旺。这些曾经欣欣向荣的小型国有商业企业展现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下级员工的积极性的重要性。

当然，要搞好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真正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就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有效的监管，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真正按照规则行事。当前特别要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严格清查和惩处一切盗窃和侵占国有财产的腐败犯罪行为，清除目前国有企业经营者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甚至侵占国有财产的行为。

根据上述论述，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要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发展真正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就必须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拉动来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中国需要的不是“国退”，而是“国进”。我们需要在战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巨额资本的产业中进一步兴办和扩大国有企业;中国不应当实行“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的政策，而是应当“国有企业进入竞争领域”，在所有的战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需要巨额资本的产业中建立并发展强大的国有企业。

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首要功能在于带动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它应当主要集中在那些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和巨型企业的行业中，集中在先进技术的研发和率先引进上。中国需要国有企业，需要有严格管理和按照规则行事的国有企业，这就是本文所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