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它是人的生理、心理活动的一种本质特性。人生是充满活力创造力的，而一切活力与创造力都离不开记忆这个源泉。失去了记忆人的行为就必然失去活力和创造力，甚至会失去许多属于“本能”的本领，人就很难生活下去。

记背是很重要的。搜索引擎虽然可以搜到很多信息，但是毕竟还是有局限性的，比如受关键词限制。历史上的很多因素互相联系，往往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把他们串连起来。于是记忆就很重要，除非两件事情同时在你的思维中出现，否则你不可能去思考两件事情之间的联系。当然你可以去翻书查书，但就跟把资料库放在硬盘里一样，还是不如内存大计算得快啊。还有一点，艺术史有很多概念，理解抽象概念往往比较难，但如果每个概念都有具体相对应的形象(image)那就比较容易了，而这些体现概念的典型作品，就是经典了。于是，记背经典的内容，其实是理解性学习很好的辅助工具，而不是两种互相排斥的学习方法。

讲起中西教育的差异，往往会提到中式教育重记背，西式教育重理解。其实仔细看看，也不其然。朱熹、王阳明的语录，大多是师弟子之间的提问回答，阐发义理绝对超出简单记背;而西式精英教育中往往也要求大段背诵古典学和英文经典，往往看到精英分子互引莎士比亚，好像黑社会对切口一样。我想，比较中肯的说法是，记背一些重要的经典(canons)是中西传统教育共通的地方。倒是近几十年，对记背的要求越来越少，但也不至于到完全都不需要记背的地步。

学生都是些精力和热情过剩的小孩子，只要真正给个能打动他们的动机(motivation)，他们自己就会去好好学习。于是，我给她出主意，跟学生讲讲布尔迪厄吧，记住那些艺术家及其重要作品的样子和名字，就是增加自己文化资本啊，是将来附庸风雅(snobbish)的资本啊。我朋友嗤之以鼻，说我不知道如今加拿大平民主义的厉害，你要是拿snobbish来当胡萝卜，根本没人要吃。

其实，说老实话，我本人是个记性非常差的人，一度吃银杏叶胶囊，因为据说能够提高短期记忆力，但效果也不好，生了孩子以后，记性更差。记忆力这个东西大概也是天生的，所以当年我选择历史为专业，也很忐忑，老一辈学者里那种把书都存脑子里的典范太吓人了。后来发觉，学术界如今好像并不太看重记忆力了，大家依赖全文搜索的程度远远高过记忆力。尤其是我导师喜欢讽刺只读书不思考的人为“两脚书橱”，我就更暗自窃喜，还好不需要我背东西。 但是，随着自己研究的逐渐深入，我对于记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之前跟我朋友讲为什么要记背，其实也是我这些年来的经验之谈。

当年给我们上经典导读课的师兄，曾经传授我们记背秘诀。他说，你要想象你穿着那种有很多口袋的摄影师背心，然后你读到什么东西，就要记得那个东西放进哪个口袋。这件布满口袋的背心，就是你自己的知识体系，新进来的信息，需要与你本身的知识体系整合，才能被好好记住，否则就是零散信息，很容易就忘记了。反过来说，我们往往不注意记背，觉得理解就行了。殊不知，理解本身也是一种记背的过程，是对新信息先进行消化，然后再记下来的方式。也许你可以不去记一些无关的细节，但是肯定要把某些核心信息记下来，才能够理解。

因此，记背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我的确挺瞧不上光会“掉书包”的人，但是一味强调理解而忽视最基本的记背功夫也是一种偏颇。记得当年学古文字时，记背了大量小篆偏旁，学清代经学时，记背了大量经学家的名、字、号、主要作品、甚至籍贯。如果当年在经学史的路上走下去，这些都是基本功夫。就像现在转行做了民国史，国民政府那些人名、字号、相互关系、主要事件，也都是在脑子里面随时存着的。博士资格考试的时候，还记过上百本书的主要论点──当然现在也基本上是从内存转移到硬盘里去了。

最后的最后，我想强调，记忆也是不可靠的。写一篇文章的话靠记忆还凑合，写一本书的话最好还是多做笔记。详尽有系统的笔记和参考文献资料库，是学者必不可少的装备。每每看到维舟写篇短文还引经据典，我就很惭愧，人家不仅记性好(知道哪里有相关信息)，笔记系统也做得好(搜索得到)。被全身麻醉过两次，大脑已备受荼毒的我，至今笔记系统仍然一塌糊涂的我，只好非常感慨地呼吁，年轻一代啊，趁记性好，笔记还不多，还是多记点东西，并且把记下来的东西好好归类整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