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货币政策分析，这是一个重点需要把握的问题。因为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作用方向不同，膨胀和紧缩需求方面的作用不同。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财政与货币政策分析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财政与货币政策分析

(一)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

财政是国家集中一部分GDP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因而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财政居于主导地位。财政直接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并对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因此，财政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向上影响社会需求的形成。当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体确定，因而财政收支的规模大体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单位和个人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也就大体确定了。比如，国家对个人征税，也就相应减少了个人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对企业征税或国家对企业的拨款，也就减少或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需求。银行是国家再分配货币资金的主要渠道，这种对货币资金的再分配，除了收取利息外，并不直接参加GDP的分配，而只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再分配基础上的一种再分配。信贷资金是以有偿方式集中和使用的，主要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进行余缺的调剂。这就决定了信贷主要是通过信贷规模的伸缩影响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形成。至于信贷收入(资金来源)虽然对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一定要通过信贷支出才能产生。比如，当社会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过旺时，银行采取各种措施多吸收企业、单位和个人的存款，这看起来是有利于紧缩需求的，但如果贷款的规模不作相应的压缩，就不可能起到紧缩需求的效果。

(二)两者的作用方向不同

从消费需求的形成看，包括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两个方面。社会消费需求，基本上是通过财政支出形成的，因而财政在社会消费需求形成中起决定作用。只要在财政支出中对社会消费性支出作适当的压缩，减少社会集团的购买力，社会消费需求的紧缩就可以立即见效。而银行信贷在这方面则显得无能为力。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则受到财政、信贷两方面的影响。在个人所得税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财政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是有直接影响的。而银行主要是通过工资基金的管理和监督以及现金投放的控制，间接地影响个人的消费需求。至于说银行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也主要是体现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上。但居民储蓄存款毕竟可以随时提取，因而这种影响的力度就不像财政那样大。再从投资需求的形成看，虽然财政和银行都向再生产过程供应资金，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根据财政、银行在运用资金上无偿与有偿的不同特点，固定资产投资理应由财政供应资金，而流动资金投资一般由银行供应资金。虽然随着银行信贷资金来源的不断扩大，银行也发放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但银行的资金运用的重点仍是保证流动资金的供应。从这里也可看出，财政在形成投资需求方面的作用，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而银行的作用则主要在于调整总量和产品结构。

(三)两者在膨胀和紧缩需求方面的作用不同

在经济生活中，有时会出现需求不足、供给过剩，有时又会出现需求过旺、供给短缺。这种需求与供给失衡的原因很复杂，但从宏观经济看，主要是由财政与信贷分配引起的，而财政与信贷在膨胀和紧缩需求方面的作用又是有别的。财政赤字可以扩张需求，财政盈余可以紧缩需求，但财政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创造需求即“创造”货币的能力，惟一能创造需求、创造货币的是银行信贷。因此，财政的扩张和紧缩效应一定要通过信贷机制的传导才能发生。比如财政发生赤字或盈余时，如果银行相应压缩或扩大信贷规模，完全可以抵消财政的扩张或紧缩效应;只有财政发生赤字或盈余，银行也同时扩大或收缩信贷规模，财政的扩张或紧缩效应才能真正发生。问题不仅在此，银行自身还可以直接通过信贷规模的扩张和收缩来起到扩张和紧缩需求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信贷是扩张或紧缩需求的总闸门。

正是由于财政与银行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配合运用。如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会产生碰撞与摩擦，彼此抵消力量，从而减弱宏观调控的效应和力度，也难以实现预期的调控目标。

2017年财政货币政策应有所调整

“2016年的宏观经济运行，是自2011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以来，终于有可能出现阶段性探底的一年。自一季度开始，连续三个季度GDP报出6.7%的增长率，第四季度很有可能还是6.7%左右，一个年度‘小平台’的表现可谓多年来绝无仅有的。”1月7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深圳举行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7年会上表示(演讲全文实录附后)。

这个研究院是2013年注册成立的一家新型民间智库，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担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贾康担任院长。2016 年 11 月 5 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改选，洪崎继续担任理事长，贾康出任名誉院长及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第一届副理事长、华软资本董事长王广宇出任第二任院长。

作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的领军学者之一，贾康近年来就中国宏观经济、财税改革等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很多引起学界和决策重视的研究成果。贾康认为，按照较粗线条的判断，2017年中国经济有望完成较为明显的探底，然后应当力求实现经济企稳，以对接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中高速增长期，比如6.5%至7%，或6.5%左右，或7%左右。在这一平台期，中国经济应当具备结构优化、发展方式向集约化加快转变等新特征。

他认为，在这种条件之下要对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调整，首先应看清中国货币政策不具备大规模扩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现实的把握应是“稳健中性”。财政政策方面将继续以“积极”为主的基调，这将首先体现为赤字率还要处于较高水平，如有必要也可以在2016年3%的基础上适度上调。

外界注意到，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强调，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2016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新年致辞中明确表示，2017年将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调节好货币闸门，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贾康2017年1月7日的演讲，事实上是对央行货币政策基调的再次呼应。

贾康同时表明，2017年应当进一步减税降费。继营改增之后，2017年中国财政将继续减税，可有作为的空间主要存在于增值税税率的减并和适度调低上，同时，降费方面值得作为的空间十分值得重视，各类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保、住房公积金等都具备一定的调整降低空间，这样做对规范政府收入秩序，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会有莫大的好处，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

而关于税费减降，政商学界一直有不同计算口径和争议。特别是2016年以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为代表的企业家们对企业税负的公开议论，更令2017年税费降减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许多人希望中国转变以间接税为主的企业税收体系。

对此，前国税总局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曾向《财经》记者表示，不能简单地要求中国将企业间接税一步变成直接税，除了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多数欧洲国家以及日本，事实上间接税都占越来越大的比重。

在1月7日的年会上，贾康还提出，2017年中国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使之更加符合供给侧改革的需要。在长期的政策选择方面，为了让中国经济继续实现企稳，关键是使处于平台期的中国经济具备结构优化、发展方式向集约化加快转变的“升级版”特征。应结合各地、各部门、各行业的具体情况，以理性的定制化的“供给管理”方案突出重点，统筹协调。

在具体的改革方面，贾康表示应聚焦三大重点：

首先，稳中求进两侧发力，在宏观调控中对接经济探底企稳。从目标来看，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稳字当头”，6.5%左右仍是“铁底”。

其次，深化供给侧改革中，以制度供给为龙头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在此方面，2016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主要切入点是启动了“三去一降一补”工作，“虽已取得明显进展与成绩，但也存在主要使用行政介入方法的局限性，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不够，易出现违背经济规律的偏差，有必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兴利除弊。”贾康指出。

第三，保护产权完善法治，“问题导向”下对接基础性制度建设求长治久安。针对近期民营经济国内投资明显下滑的问题，贾康认为虽然原因多重，但在产权保护方面，与在错综复杂局面下市场主体的方向感不明确，安全感不充分、希望感不扎实有内在的关联。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更进一步给出了保护产权，完善法制的权威指导。其中所表述的‘加快编纂民法典’将会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一座里程碑。”贾康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