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劳资纠纷问题，有关政府部门只需要保持公正、中立的立场，也应该能够斡旋、调解成功。如果，有关机构因为此类事件发生较少，而神经高度紧张，甚至不惜动用行政权力，那么，这就是制造新的矛盾，将单纯的劳资纠纷复杂化，反而更难以收场。这实在是处理问题的下下策。

政府如何实现增加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这是一个问题。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不能直接命令企业为员工加薪。其能够做的事情一方面是加强立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另一方面就是加强执法监督，对违法企业进行处罚。地方政府还可以设立地方最低工资线，作为强制性的要求。但是，这并不能全部解决劳资问题。如有些企业员工工资其实早已经超过了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之间不平衡，所以要求加薪。所以，从现实情况来看，要想实现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增加，最主要的渠道恐怕还是保障劳动者权利，通过劳资双方充分博弈而完成。对此，有关方面应该有明确的认知。不能一方面说增加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又对劳动者维权行为予以过多干涉。

工人对工资和工作状况不满，而同资方展开谈判要求加薪，应该被视为正常的劳资纠纷。劳资纠纷只是工人伸张自己权利、维护自身利益的正当手段。无论是从我国法律还是国际经验来看，都应该能够接受这一事实，并以理性和开放的心态对待。而从本质上来说，劳资纠纷，其利益诉求也只是针对薪酬以及劳动状况，说到底是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所以，有关方面对此不应过度敏感。

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主力军。在今年两会期间，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即成为一个热点。从有关人大代表的建议和有关调查研究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强。他们也不再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任劳任怨。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使然。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和自我意识大大增强的直接结果，就是他们会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采取更多的行动。这必然会促使越来越多的劳资博弈行为发生。只要这些行为并未触犯法律，那么，无论是资方还是有关政府机构，都应该理解并接受。

而从中国经济转型和调整收入分配的大局来说，劳资博弈也是实现民众工资性收入增加的现实路径。旧有的中国经济增值模式无疑是建立在对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力的基础之上的。市场交易双方权利的不平等，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劳动力价格。所以说，中国劳动力之所以廉价乃是被人为压低的结果。这也成就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制造业的繁荣。因为劳动者收入不高，所以，内需亦难以有效拉动。这也就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必要让劳动者增收，让大家体面生存。这也是为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被中央当做了实现经济转型最重要的任务。

从长远来看，妥善处理劳资纠纷给社会带来的积极价值将是无法估量的。劳动者如果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并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就会避免一些极端事件的发生。但愿劳资纠纷的各方，都能保证理智和克制，大家在博弈中学会妥协和让步，最终达成完满的结果。也让社会看到，劳资博弈之门真正开启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