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和咖啡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把中国的茶文化和西方的咖啡文化做一个比较。

中国茶文化和西方咖啡文化之历史

自神农氏尝百草得茶以后，商末周初，巴蜀人已经开始饮茶。公元前1066年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时期，茶叶已有一定规模。在汉朝，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而魏晋南北朝，茶立足于长江领域同时向北方普及，饮茶之风扩散开来。隋唐时代，全民普遍饮茶，茶业昌盛，出现了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此时也产生了世界上第一部茶文化专著《茶经》。宋初明末，茶文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斗茶、贡茶和赐茶流行于世。到了清朝，茶文化更加深入发展，戏曲、曲艺都进入茶馆表演。清朝茶叶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在茶的各种活动中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了茶文化。

比较而言，直到约公元1000年，咖啡豆才被第一次放在滚水中煎煮。也门在15世纪左右开始种植咖啡。威尼斯商人于1615年首次将咖啡带入了欧洲。到1683年，欧洲首家咖啡屋在威尼斯开张，最著名的还要数1720年在圣马可广场开张的佛罗伦咖啡馆。荷兰人在对外殖民的过程中，在印度的马拉巴种植咖啡，又在1699年将咖啡带到了现在印尼的爪哇。咖啡进入美洲是1668年，它作为一种时髦饮品风靡南美洲，咖啡屋也紧跟其后，分别在纽约、费城、波士顿和其他一些北美城市出现。咖啡在1884年进入中国台湾。由此可见中国茶文化远比西方咖啡文化历史悠久。

中国茶文化和西方咖啡文化之天人之分

茶文化是天、地、人合一的道家学说。道家认为天、地、人三者是平等的，应适应自然，主动认识规律，这样人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茶产自山野之林，受天地之精华，承丰壤之雨露，正蕴含道家“淡泊”、“宁静”、“返璞归真”的神韵，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虽然接受的是儒家教育，但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时，道家的淡泊名利，回归自然的思想就会影响他们，故而他们普遍遵循的一种处世模式即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人们以茶诗来追求心融于山水的理想境界。苏东坡的《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煎，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末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通过茶这种饮品，去感悟茶道、天道、人道。

西方文化主张天人相分，二者是对立的关系。人要生存就必须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西方人崇尚个体主义，在思想上集中体现在它的人道主义的传统上，在行动上集中体现在自由竞争上，突出表现为对个人的人格、价值、尊严等多方面的肯定，对人的个体独立性的尊重与倡导。西方哲学则追求对自然的认识，对万事万物发展规律的把握。为了征服自然，则以实证和严密的思辨手段，明确区分天人、主客、物我，以求达到对自然本体的认识。历史上最早食用咖啡的阿拉伯虽然有着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港口城市摩卡，但却禁止任何咖啡种子出口。1616年荷兰人终于将成活的咖啡树和种子偷运到了荷兰，在了解了咖啡生长的客观过程后，开始营造属于热带或亚热带气候，适合咖啡生长的人造温室，进行培植并成功。

中国茶文化和西方咖啡文化之之理性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方，面向大海，地域广阔，物产丰饶。中国文化生长于一个既相对封闭又十分广阔的地理空间，文化传统受半封闭的、温带大陆型地理环境、农业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即“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所决定。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首当其冲是以小农经济为背景的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其特点是“中庸”、“守常”、“平衡”、“对称”。儒家把“中庸”思想引入中国茶文化。茶生于山林中，承甘露滋润，其味苦中带甘，饮之可令人心灵澄明，心境平和，头脑清醒，茶的这些特性与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相符。茶为清洁之物，通过饮茶可以自省、省人，也可以养廉，赋予茶以清廉、高洁的品性。儒家学说认为通过饮茶可以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协调人际关系，促进和谐。儒家从中庸之道中引出和的思想，在儒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度，和是宜，和是当，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而茶文化中从采茶、制茶、煮茶、点茶、泡茶、品饮等一整套的茶事活动中无一不是渗透着和的思想。在泡茶时，“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待客时“奉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饮茶时“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品茶的环境与心境为“普事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这些都体现了儒家中庸、明论、谦和以及俭德。

西方文化的萌生、发展于相对开放的地理环境，而且没有具备像中国那样的可以始终左右整个文化动向的典型的农业区域。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是古希腊、罗马，地中海北岸的岛屿和半岛，海岛文化不是靠农业，而是靠充满竞争的经商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的海洋地理环境使西方人的性格外向、好动。他们有独立不羁的人格、开拓精神和交易观念。西方诸国是在征战、竞争、奋斗中生存的。地理环境和生产力畸形发展不容西方人“三思而后行”，必须当机立断作出判断和行动来。欧洲各国的国土比较窄小，无法形成像古代中国那种自给自足的长期闭关锁国的自然经济条件，国界的变迁，民族的迁徙，古老习俗、神话和民间传说的一致性，为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及相互往来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也造成了文化的开放精神。

西方哲人把理性作为人区别于禽兽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这就奠定了西方文化理性的基调，西方文化是理性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旨在自我意识中构建一种抽象的理念世界，以那些抽象的主观规律作为世界的本质，进而达到对世界的理性异化。这也体现在咖啡文化中。咖啡的冲泡从研磨咖啡豆到器具，再到水温比例都有严格的要求，冲泡出来香味馥郁，口味浓厚。如新鲜的水经过煮沸后，会含有适量的二氧化碳可以增加咖啡的香味，但持续让水沸腾会令二氧化碳素蒸发减少，所以最佳的水温是95℃，水温太低会使咖啡味道无法完全释出，水温太高会让咖啡成分变质，过多与不及都不好。又如一人份的咖啡淡的为8克，浓的为12克，水为120cc。这些都体现了咖啡文化的理性主义。

中国茶文化和西方咖啡文化之宗教精神

佛教禅宗修行的内容，分为戒、定、慧三种。所谓定与慧，就是要求僧侣坐禅修行，息心静坐、心无杂念，以此来体悟大道。由于长时间坐禅容易产生疲劳，不少僧侣为打瞌睡而烦恼，而茶具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的药理功能，因此茶与佛教的结缘，最早的契机可能是茶的解睡功能。随后，佛教僧侣对茶有了进一步认识，他们发现茶味苦中微甜，茶汤清淡洁净，适合佛教提倡的寂静淡泊的人生态度，加上饮茶有助于参禅悟道，于是佛教对茶的认识从物质层面又上升到精神层面。我国历史上的许多古代名茶，最初是在寺院种植、采摘并加工的。如唐代最有名的茶“蒙顶茶”，就产在四川雅安，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是我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的茶树，因其品质特优而被列为贡茶之一。佛教寺院不仅种植茶树，茶事也成为佛寺日常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的名寺大庙里，都设有茶堂或茶室，还有“茶鼓”和“茶头”。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茶在佛教寺院中还起到融洽寺内僧众关系，使僧众之间的感情联系得更加紧密。此外在佛的圣诞日，专人以茶汤沐浴佛身叫“洗佛茶”，供香客取饮，祈求消灾延年。

根据基督教世界流传的说法，在北非的伊索比亚的加法(Kaffa)地区，有一名叫科迪(Kaldi)的牧羊人，某日如常出外牧羊，突然发现羊群在蹦蹦跳跳，异常活跃，他仔细一看，发现它们在吃地上的红果实。他估计，是这些红果实使得羊如此兴奋。于是，他带着红果实去找邻近修道院的一名神父求教，神父听了牧羊人的话，好奇心骤起，于是把数颗红果实往嘴里送，不一会儿，神父也变得生龙活虎。自此，所有神父在做弥撒前都会吃下几颗红果实，后来命名其为加法果，就是流传至今的咖啡果了。由此可见咖啡在西方基督教徒中也用于提神。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源于古代的中东、希腊和罗马，宗教和世俗的意识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基本框架。西方人认为上帝看重个人的灵魂，人的肉体和灵魂、任何人、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对抗的关系。在这种价值观念支配下，西方人有很强的个人奋斗和竞争意识。但丁认为，没有个人无所谓家族，而家族的光荣和高贵，首先在于有光荣和高贵的个人。人类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首先是人类的每个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自己按照自由意志对自我本性界限的确定和发展。对西方人而言，生活就像煮咖啡，如果做过的事情失去了原本的新鲜感，那么就换一种重新开拓，重新冒险，就像咖啡冲泡过一次之后，就失去了它原来的风味，在口味上变得清淡无味，那就丢弃再换新的开始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