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拉开序幕，经过两年多的艰苦跋涉，红军长征以胜利结束告终，为革命保存了火种与有生力量，在中国革命史中占据重要位置。而长征的发动，也有其复杂的军事、政治及经济原因，红军在长征前也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并不是仓促转移，这也最终确保了长征的顺利进行。

“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红军节节失利

红军之所以发动长征，直接原因还是在于军事上的失利。蒋介石在对红军的四次围剿先后遭到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在王明，博古，李德等人一意孤行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导致红军节节失利，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同时，在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在组织上又大搞宗派主义，开展过火的党内斗争，撤换坚持正确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导致中央苏区在政治上面临危机，造成了党内、干部队伍里的恐惧疑虑心理和苏区社会秩序的不安定。此外，中央苏区这时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这不能不影响到革命战争、人民生活和人心安定。因此，在此不利形势下，红军要在中央苏区坚持持久作战是确有困难的，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要考虑红军突围作战略转移，以求得保存红军的活力。

1934年5月，广昌、建宁先后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军进入苏区的腹地，中央红军在内线打破敌军的“围剿”已十分困难。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此时也已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曾考虑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并把这一设想报告了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虽然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以保存有生力量，但同时认为中央红军不一定马上撤离中央苏区，在内线坚持斗争，打破敌人的“围剿”还是有可能的。据此方针，博古、李德等人虽然提出了战略转移的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间接准备，但在战略上继续同敌人拼消耗，完全忽视了有生力量的保存。为做好转移准备，中央军委于7、8月间先后命令红七军团、红六军团进行北上西征。但由于红七、红六军团的兵力过小，在北上和西征后，不但未能牵动大量敌军，达到预定的目的，反而使“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加快了“围剿”的步伐，中央苏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兵员准备:参加长征的人当中大约一半是新兵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伤亡数以万计,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和进行战略转移，急需扩大红军兵源，充实红军队伍。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的宣言，提出五、六、七三个月在中央苏区扩大红军5万的号召。7月7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宣布扩红任务提前超额完成，扩红总数突破6万余名。9月初，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又发出《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决定即日起开始争取在九月份内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为突围西征即长征出发作准备。在火热的宣传下，苏区的广大青年男女踊跃参军，从五月到九月征集新兵约十万人，中央红军增加到5个军团，红八、红九军团几乎全是新兵。此外，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八军团和教导师等，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使红军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据估计，长征开始时参加长征的人当中，大约一半是新兵，甚至有的部队干部是老兵，战士完全是新兵。

战略物资准备:紧急筹集武器弹药、粮食、草鞋、食盐、棉被等

中央苏区各级党和政府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7月开始开展了收集军用品的突击运动，展开了紧急筹集武器弹药、粮食、草鞋、食盐、棉被的工作，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物资。如在筹集粮款工作上，早在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部及苏维埃的信》，到8月初已经基本完成此项任务。7月22日，中央又发布《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9月30日，粮食部长陈潭秋宣布此项秋收借谷任务圆满完成。同时，中央财政部提出了3个月筹款80万元的计划，为此，当时采取了非常措施，在苏区内部进一步发动群众查找地主豪绅埋藏的金银窖，仅两个月时间，博生、会昌、于都、西江四县就筹款18万多元。到中央红军长征时，国家银行的银元就有数十担随军运行，对保证长征途上红军所需给养起了重要作用。

在战备物资方面，红军特别重视大规模地制造武器弹药。根据行动计划，由苏区兵工厂大量制造武器，制造大批的子弹、炸弹、枪支、手榴弹、刺刀。为了解决生产原料问题，1934年6月的《红色中华》报社论提出，“我们急需要15万斤的子弹壳、15万斤的锡、15万斤的铜、20万斤的铁、10万斤的土硝”的任务。在苏区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和苏区工人的忘我劳动下，加紧制造武器弹药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增加了6倍至30倍。在其他物资方面，苏维埃中央政府还作出决定动员群众收集被单、毛巾、袜子、雨伞，及时为红军准备冬衣。为了适应行军的需要，中央机关还于9月8日号召在10月10日前，要为红军募集20万双草鞋及其他物资。为此，被服厂加班加点生产，赶制红军服装，力求做到红军每人有两套单衣，两双草鞋、两人一条毡子。此外，《红色中华》报还号召开展熬盐运动，以备红军所需。据参加长征的同志回忆说：“在我们的队伍里，除了高级指挥员外，战斗员们都是带着四个或六个手榴弹，一支步枪一把刺刀，以及很多步枪子弹。这些(除枪外)都是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制遣的，出发前才发来的新家伙。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可见，红军在战略物资上的准备还是颇有成效的，这都为后来红军进行转移补充了大量物资。

在做好转移的间接准备基础上，到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进攻，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已十分匮乏，红军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无望后，中央才开始组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直接准备。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中央改变了过去那种不遗寸土的方针，决定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中央红军在阻止敌军推进时，应以“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为基本原则，并强调指出红军不要准备进行防御战斗，“而应准备全部撤退”。同时，建立健全了各级指挥机关。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从组织上对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后坚持苏区的斗争作了初步安排。随后，又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党政军工作。还决定留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1.6万余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以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并在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情报准备：蒋介石布下“铁桶计划”，红军决定突围

与此同时，地方党、政各级领导机关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亦加紧进行突围准备。9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各县苏维埃的指示信》，对战区、边区在“万一”失陷情况下的苏区工作作了具体布置。特别是中共中央还选定了突围的方向，决定要沿红六军团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尔后实行反攻，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苏区。此外，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临时中央还利用国民党内矛盾，针对“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与蒋介石不和、“围剿”中作战消极的情况，同其进行停火谈判，并于10月5日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并选择了以陈济棠辖区内的南线作为反“围剿”的突破口。这为后来中央红军顺利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军事部署上，从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中革军委发布了一系列准备突围西征即开始长征的命令。9月29日，中共中央以张闻天名义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这一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而蒋介石曾于9月制定的围剿根据地“铁桶计划”，不料被中共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人员获取，后经历多重风险于10月7日安全送达瑞金。当“铁桶计划”被临时中央传阅后，他们惊诧之余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的极度危险，如不采取断然措施，红军就会很快陷入敌军重围之中。博古、李德等人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部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立即实行战略转移，并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的部署和准备。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集中瑞金、雩都地区，准备执行新的任务。从10月7日起，到10月9日，红一、三、八、九军团先后奉命将各自的防御阵地移交给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各地方独立团。10月9日，中革军委又发布《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统一部署红军行动。

根据事先安排，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共约10万人，分别自瑞金、雩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各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在10月12日和15日，分别向中央指定的各自的第一集结地区与第二集结地区集中，并进行了短暂的休整补充。10月18日，红五军团最后撤离防御阵地。据后来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在访问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后所写的文章中叙述这次突围西征即长征出发前的准备时，认为：整个突围行动“计划得十分完备有效”，是“经长时间筹划”的，撤退时以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翼，五军团殿后，掩护庞大的中央纵队转移，“计划周密，很有效能，这种军事天才是红军在采取攻势阶段所不曾显过身手的”。

虽然中央在长征前做了一系列战略筹备工作，但这些筹备并不是万无一失，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过于保守秘密，宣传动员不足。对于如此大的战略转移，不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没有向指战员们作传达，进行政治动员与准备，也没有在适宜的范围内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和酝酿，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携带辎重过多，犯了搬家式逃跑主义;新兵训练过少，编组不尽合理等问题;部队亦未进行必要的动员和休整，有的部队在撤离战场后又匆忙踏上了新的征程。据参加长征的李维汉回忆说：“由于长征前没有进行动员解释工作，行军情况很不好，队伍稀稀拉拉，有时先头部队出发了，后卫才到达宿营地。”这增加了战略转移的困难。

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受王明、李德等逃跑主义错误影响，队伍损失严重，后经过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红军长征才走上正确方向。中央红军在跨越12省，行程两万五千多里后，最终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实现三军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