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我国正在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危机。人口老龄化水平的迅猛提高,必将对我国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很大的影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农村养老保险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农村养老保险论文范文一：政策认同下农村养老保险论文

一、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的涵义和内容

政策执行作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和环节，其必须与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设计精神相一致，这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根本要求。然而，由于政策执行具有相对独立性，加之执行部门对政策精神把握不准或手段、方式、方法欠妥当等，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在执行中往往出现与政策精神相背离的现象，而这种背离又会使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滋生不信任感甚至反感，从而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

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的作用和意义

(一)增强农民对养老保险政策支持度

农村养老保险是全体农民的事业，只有全体农民积极参与才能使政策持续发展，并进而实现政策目标。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恰恰能够激发农民对政策的普遍支持：一方面将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与，并向政府及时反馈政策中的一些问题，促进政策不断健全和完善;另一方面将积极参保缴费并不断提高缴费档次和标准，不断增加基金收入和提高养老金水平，有力保障农村养老保险持续发展。否则，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将被农民冷漠和抗拒，政策作用难以发挥。正如斯诺(C•P•Snow)所指出，“在任何高度复杂的组织中，要想使任何决策得以贯彻执行，必需调动各个层次的人员。只有他们的决心、他们的积极性和他们的认可(总之，避免他们的消极抵抗)，才能决定一项决策能否及时得以贯彻”。

(二)降低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运行成本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运行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农民对政策认同，政策执行效率比较高，那么政府不需额外增加人财物等保障政策顺利执行，政策运行成本将保持在必要水平;如果农民对政策不认同，政策执行效率比较低，那么政府必须额外增加人财物等来保障政策顺利执行，这无疑增加了不必要成本。例如，农民不愿参保，政府需增派专人并投入相应财力、物力和时间对其宣传动员;即便农民愿意参保，但普遍选择低档缴费，以至于基金收入规模小，在同样成本投入的条件下，基金运营成本当然变高。因此，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可以减少政府不必要投入，降低政策运行成本。

(三)避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偏差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往往出现偏差，对于偏差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从政策认同来说，不外乎有两种情况：一是由政策执行者引起的;二是由农民引起的。如果政策执行者对政策设计缺乏认同，那么它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不是很积极，甚至背其道而行之，过去的“老农保”、“新农保”以及当前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均存在该现象。如有些地方擅自提高最低缴费标准，以至于缴费困难群体难以按期完成缴费;有些县区为减轻本级财政压力而擅自调低政策补贴标准等。如果农民对政策设计不认同，往往会拒绝参保，或即便参保也不会积极缴费，甚至经常停保等。因此，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纠正政策执行偏差的作用和意义。

(四)提高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合法程度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合法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是国家政权机关通过某种程序和形式赋予政策的合法性，谓之为狭义合法性;二是由社会公众普遍认同所赋予的合法性，谓之为广义合法性。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只有实现两者统一才能顺利实施。否则，即便具有狭义合法性，也不能为最大多数农民认同，那么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也不能顺利实施。正如哈特(H.L.A.Hart)所指出，“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

(五)保障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可持续性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可持续性主要取决于基金支付能力持续有力、政策设计不断优化以及经办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对这几方面有着明显的综合增强作用。例如，前述的基金收入因农民积极缴费而不断增长，从而基金支付能力得以根本保障;政策在农民积极参与建设的条件下，不断得以健全、调整和优化;经办服务质量和效率在“农民认同”的“督促”下得以不断提高等等。事实上，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既是一个政策合意性目标，也是一个有效保障政策可持续发展的心理性系统机制(尽管其内部结构关系难以具体化)，其以自己特有方式不断对农村养老保险发展做出政策优化、动力供给、效率提高等的推进。因此，农民政策认同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村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

三、当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决策民主化低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自制度化以来，任何阶段的任何政策模式都是由政府或相关部门单方制定的①，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而农民作为政策目标群体却始终被置于决策程序之外，不能在决策中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只能处于被动接受地位，更不用说与其他利益集团争夺养老利益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和农民实际养老预期值当然会存在偏差，无论这种偏差是益于农民还是损于农民，其必然影响农民政策认同度提高。之所以这样，主要是由于农民利益表达权未得到切实维护。由于原来能表达愿望和利益的村民自治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衰弱，“它不仅在形式上为村民的心理认同设置了障碍，而且在功能上使村民失去权威的依靠，在工作上使村民失去行使权力的保证”。加之建国后农会已不复存在，而当前代言农民利益的组织尚未正式形成，以及农民利益表达在空间上极其分散，彼此间很难交流集中，以至于对政府决策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集体影响。同时，农民人大代表份额少和代表身份“虚化”又在根本上消除了农民表达利益的制度路径。例如，六届至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占比分别为11.7%、10.5%、9.4%、8%、8.4%、6.7%，农民代表比例与农民数量极不相称，而且这些代表中大多还是村干部、企业家或先富阶层，真正来自普通农民阶层的很少。利益表达权缺失往往使农民在心理上产生被轻视的失落感，其必然降低对政府决策的认同感。

(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保障水平太低

保障水平是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的最重要衡量标准，如果其不能满足绝大多数农民养老需求，那么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价值就会受到农民普遍质疑乃至不认同，因为“政策预期值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政策认同的程度，尽管政策预期值很高不一定就会带来高的政策认同的同步增长，但是政策预期值很低却肯定不能带来高的政策认同”。当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由于坚持“保基本”原则，在低缴费、低补贴和低基金收益的条件下，农民养老金预期值必然很低，所以农民对政策的认同度并不高。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张丽宾(2013)对全国6省12市县区的访谈调查，绝大多数农民反映当前养老金水平偏低，中央和地方补贴加上个人账户养老金月均才百元左右，根本不能满足养老需要。目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虽然已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征缴扩面已现拐点，但这主要是行政力量强制执行的结果，而不是由农民对保障水平认同带来的，相反强制还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度提高。当然，农民小农意识之贪利动机也有一定影响，如少量缴费可获得可观补贴，但这不是主要的。

(三)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质量不高

政策执行质量如何直接影响目标群体对政策的心理认同感。当前农村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和完善，尤其是基层经办管理服务能力不高，专职经办人才缺乏，业务经办手段、方式、方法等还比较落后等，以至于政策执行质量与农民的满意目标还存在某种差距。例如，由于基金统筹层次比较低，基金运营收益普遍不高甚至贬值，以至于农民预期养老金受损;农民参保缴费和养老金领取的时间、地点、方式、方法等还不能实现快捷、便利和高效;经办管理部门对政策不忠现象时有出现，业务经办中的错误还不能完全杜绝，工作人员服务方式和态度还未实现人本化转型，农民还不很满意等。河南农业大学的李伟对河南三市五县国家“新农保”执行情况的调查就证实了这点：基层乡镇政府政策宣传效果比较差，有80.6%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很满意;强制农民参保的情况仍然存在，尽管所占比例不高;业务经办弄虚作假情况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经办管理秩序;部分地区基础养老金足额发放不及时，有4.7%的被调查者反映了该情况。个别村干部素质不高，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暴，部分农民对政策有抵触情绪。因此，提高政策执行质量是提高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的必然选择。

(四)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认知有局限

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知度越高，其参保率就越高，即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度就越高。而影响农民政策认知的关键是其文化素质。然而，调查显示：2006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4.6%，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只有15.4%，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2.4%。文化贫困使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往往难以理解或只是一知半解，对政策所赋予的社会权利和养老利益根本认识不到，更不清楚政策对规避自己晚年生活风险的意义，只看到享受利益须履行长期缴费责任，这对注重眼前利益的农民来说实在难以接受，结果政策认同度不高。另外，农村几千年积淀的传统文化理念、心理、习俗等对农民政策认知也有负面影响，使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不认同。例如，以养儿防老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文化使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该文化认为只要有子女养老就无需担忧，不必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不合理的消费习俗和消费方式使大部分农民收入优先用于子女教育、建房医疗、生产经营等，以至于养老保险不被农民重视;短视性和自满性的小农意识又使农民只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只安贫乐道和因循守旧而不主动接受养老新事物。文化素质不高和传统文化影响使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知必然存在局限性。

(五)农民对基层政府公信力尚有担忧

基层政府及其官员作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的主导力量，其公信力如何直接影响着农民政策认同。其公信力越高，农民对其信任度就越高，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度也就越高。由于历史上基层政府及其官员主要是作为农村社会管控者而存在的，所以其公共服务职能非常微弱或根本没有。然而，随着税费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推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及时跟进，基层官员公共服务意识直至目前依旧很淡薄，农民对其信任度日渐下降。同时，某些基层官员滥用职权和贪污腐败更是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公信力，其政策动员和执行的能力大大下降，以至于农村中干部往往是作为农民的异己力量而存在的。但是，农村养老保险作为公共政策又需要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去动员和执行，可想而知农民的政策认同度肯定不高。更有甚者，有些基层政府及其官员为了提高工作政绩不适宜地采取一些粗暴方法和措施来执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更是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雪上加霜。当前农村养老保险虽然实现了“应保尽保”，但据调查，相当数量的农民参保是行政强制的而非自愿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担心政府政策会变化，导致自己利益受损失，这反映了农民对基层政府不信任。因此，促进农村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基层政府公信力。

四、提高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的对策

(一)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保证农民养老利益实现

“公众讨论和社会参与的问题，对于在民主框架下制定政策具有中心意义。”当前首先是改变村民自治组织“弱化”、农民人大代表比例低和农民代表身份“虚化”状态，让普通农民广泛地参与政府养老保险政策决策，使农民养老利益之声真正能发出来、传上去和有影响，从而在制度上切实保障农民养老利益。其次是加快发展农民社团组织，通过社团把分散的农民整合成对政府和其他利益团体有压力和制衡作用的集体，根本改变农民在养老资源配置及其制度安排中的不利地位，使农民不仅能顺畅表达自己的养老意愿和参与养老保险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还能在其中争得应有的养老利益，从而使农民养老利益表达获得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只有这样，政府养老保险政策决策才能真正反映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农民对政策才能普遍认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在政府政策决策中必须建立由民众广泛参与的利益表达机制，只有如此，政策才能具有普遍群众基础，才能为群众所普遍认同，才能在实施中耗费更低成本。

(二)优化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提高养老待遇预期水平

首先，根据农民纯收入增长情况，适时调整农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和缴费标准的上限和下限，落实好多缴多补和长缴多补政策，并加大对高档缴费和长期缴费的补贴力度，引导农民不断提高缴费档次和缴费标准，进而使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规模不断增大。其次，政府基础养老金补贴和个人缴费补贴与财政收入、农民纯收入、物价水平及社会平均生活质量相协调，其供给标准应随这些指标的变化而变化，实现动态制度化，从根本上化解通货膨胀贬值和政府补贴不能满足农民基本需要的问题。第三，养老金计发要根据农民纯收入、社会工资及物价水平作即时调整，调整幅度不低于城镇职工养老金增长幅度;养老金领取也要与领取年龄、缴费年限成正相关，避免个人账户赤字。第四，建立地方财政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个人账户动态化“注资扶助”机制，保证特殊困难群体在年老时享有社会平均养老待遇。第五，实行基金省级统筹管理和市场化投资运营，保证基金收益可观增长。政策设计优化必将提高养老金预期水平，增强农民政策认同感。

(三)健全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政策执行质量

健全农村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机构，配足配齐专职经办管理人员，并定期对其进行培训，提高经办管理人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同时保证足够经费投入;完善基层经办服务网络，建立覆盖村社的基层经办服务平台，使经办管理服务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为农民参保提供“一站式”高质量服务;创新经办管理手段、方式、方法，简化参保程序和业务流程，使之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从而使农民参保缴费和养老金领取在时间、地点、方式、方法等方面更加快捷、便利和高效，人本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针对农村人口流动频繁和职业变更不断的问题，要做好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接续工作，保障农村养老保险与其他制度间的衔接转移，并保障农民养老利益在转移接续中不受损失，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心理上的顾虑;加强对经办管理的执法监督，杜绝各种违背政策设计及其精神的行为，特别是各种弄虚作假和贪污腐败行为;对基金运营要做好监控，防止风险性和人为性基金流失，使农民利益受损;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绩效评估机制，以检查评价政策执行质量和效果。

(四)加强政策精神解释宣传，提高农民认知水平

针对农民文化素质低和对社会保险知识难于理解问题，经办服务部门要加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宣传，采取各种有效形式让农民理解政策设计及其精神，切实提高农民政策认知水平。具体说，要加大对政策宣传经费投入，以解决宣传中所需的设备购买、师资雇佣、耗材消费等资金困难;利用多种媒体和社会组织的宣传优势，让农民对政策的认知始终发生在身边;定期聘请专业人员到村办培训班，对农民开展社会保险知识辅导，着力讲解给付水平、缴费标准、计发办法等，彻底算好农民的保险利益帐;发挥村干部的政策宣传优势，在系统培训后利用各种便利时间向农民普及参保知识;加强专职经办队伍建设，尤其是经办人员的宣传和业务能力，增强其政策宣传意识，使其真正成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基层代言人。

(五)转变基层干部工作作风，提升基层政府公信水平

推进基层政府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提高基层政府及其经办人员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意识，改善基层政府及其干部形象，不断获得农民的普遍信任，这是提高农民政策认同的有效途径。具体说，一是基层政府及其干部作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直接执行人，要不断增强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经办业务素质，在认真解读和把握好政策精神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做好农民身边的政策解说员和服务员，并耐心地帮助农民排除各种疑问和顾虑，引导农民积极参保并主动支持政策建设;二是基层政府及其干部要改进政策执行方式，切实从农村实际和农民利益出发，不搞急躁冒进而片面追求高参保率和高基金积累率，“注重政策的循序渐进，对农民参保多动员宣传，不搞附带性‘捆绑式’参保”，以防造成农民利益损失;政策执行要公开透明，相关保险信息如银行利率、补贴标准、养老金数额、基金收益情况等，要及时准确地向农民公开，保证农民知情，接受农民监督;基层政府及其干部在基金管理上要做到严于律己，严格遵守各项管理规定，从而在根本上消除农民对基金安全的顾虑;加强基层反腐力度，净化基层干部队伍，使其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保护者。

关于农村养老保险论文范文二：农村养老保险的推广路径研讨

中国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可行性分析

1政府方面：财政及政策的支持力度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财政收入不断提高，已经初步具备了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提供部分资金支持的能力。除了财政给予支持以外，政府也不断加大对农村的政策支持力度，对于“三农”，政府制定了多项优惠政策，减免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合作社，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当然政府并不只是制定框框架架的条例，而是实实在在地在实践。例如：2005年用于农业的国债资金为376亿元，占国债项目基金的比重达34.2%，同时在医疗改革上又投入32亿元，还安排了122亿元的扶贫资金等。

2农民方面：部分农民具有了一定的担保能力及意愿

人均收入的增长使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而接受教育的水平也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不再单纯地依靠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等这些传统的模式，而是对社会养老保险有了迫切的需求，并不断得到强化。农民劳动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他们逐步迈向小康社会，同时，再加之他们现在又具有一定的非劳动收入，就更呈现锦上添花之态。虽然这些不是所有农民都具有的情况，但是对于一部分农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因此，部分农民具备了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条件。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解决对策

1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制度

民政部1992年1月3日印发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和2004年9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可是这两部法律又具有一定的政策性，它性质的不明确增加了各地执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难度，不利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因此，国家必须加大立法力度提高立法层次，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相应的法律或条例，再鼓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根据自身的发展特色制定一定的地方性法规，使它们相互辉映，中央和地方紧密结合，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2加大对农村的政策扶持力度及监督管理

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管理层次虽然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县级管理有其优越性的一面，但是由于县级管理过于分散，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高低不齐，这样很难保障基金能够得到很好的投资。所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应该逐步提高管理级别，除了进行县级管理以外，还要由此逐步过渡到各省、市或社区的市。在各个省市或者由社区的市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运作，并加强监督管理。这样不仅有利于减少大量的基层工作人员，降低工作运行的成本，而且有利于使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得到规范化的管理。

3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使中国在近期内还不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按照由部分到整体、由差别到统一的发展思路，分对象、分阶段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避免“一刀切”。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应着手建立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而西部地区仍先实行家庭养老的模式。

结语

目前，虽然在经济方面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它并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全部，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反而加快。因此养老问题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城市地区经济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农村在这方面还比较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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