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晚年用自我调侃的方式,对文革中的亲身经历进行了回忆。下面是小编向各位推荐的牛棚杂忆读书笔记，希望对各位能有所帮助!

牛棚杂忆读书笔记篇一

匆忙之中读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一书，首先感到比较意外的是这本书的文笔竟然如此通俗易懂。作为通晓多种语言的一代文学泰斗，季老完全可以将通篇语言写的更符合他的身份。然而季先生却是用着简单幽默甚至调侃的笔调讲述了自己与“棚友们”生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迫害。读完此书，不禁令人心痛，让人不寒而栗。回过来想，我觉得季先生之所以用通俗的笔调，易懂动的文字可能是为了让我辈子孙能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为将来不再有同样的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而给历史做了诚实完整的记述。

中国文人历来是“士可杀不可辱”，正所谓“刑不上大夫”，然而，思绪重新回到那个黑白倒悬乾坤颠倒的动荡年代我们可以发现，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了，刑可以上大夫，士可杀亦可辱。在“牛棚”里，被关押的人不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还要经受许多诸如“跪煤碴”、“油漆涂脸”之类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如此残酷实为世所罕见，让人心寒。由于不满北大当时的当权者聂元梓的所作所为，季羡林先生被“打倒”、被抄家、被批斗。书中在痛斥“文革”中所谓“革命小将”的行为时作者引用发展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

经历了各式批斗的季老对一场小型的批斗会很是看不上眼，竟然用了这样看似搞笑的笔调：“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总起来看水平不高……如果要我给这次批斗打一个分数的话，我只能给打二三十分，离开及格还有一大截子。”读到此处心中不禁泛起阵阵波澜，很难想到季老会用这种笔调记述那段艰辛屈辱的历史。

到此，我觉得有必要想一下季先生写这本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仅仅纾解自己数十年前的个人愤慨?还是为了打击报复?自然不是，对于淡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季老来说，世俗名利已然如过眼烟云，他写该书的目的更多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总结教训和“经验”，让更多经历过的“牛棚”或者“猪棚”的人出来说话，让更多的知情者出来说话，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朴实无华文章如此，可一代文学大家留给我们的却是深深地反思。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这样的书问世，对我们乃至后辈的教育将超过任何教科书!有这样的文章出现，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和善良心才会在我们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的心中留下深深地痕迹，人折磨人这样的社会悲剧才能够避免重演!

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也有信心的说这样的牛棚不会白搭!!

牛棚杂忆读书笔记篇二

著者和译者究竟谁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索就可以回答，当然是著者。所以在欧洲有许多译本封面上只写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只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面，费许多力量才能发现。在杂志上题目的下面往往也只看到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写在文章的后面，读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他们的意思也不过表示译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

在中国却又不然。我看到过很多的书，封面上只印着译者的姓名，两个或三个大金字倨傲地站在那里，这几个字的光辉也许太大了，著者的姓名只好逃到书里面一个角落里去躲避。在杂志的封面上或里面的目录上有时我们只能找到译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面也只印着译者的姓名，著者就只能在本文后面一个括弧里找到一块安身立命的地方。从心理上来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译者就害怕读者只注意著者的姓名，但又没有勇气把著者一笔抹杀，好在文章既然到了他手里，原著者已经没有权利说话，只好任他处置，他也就毫不客气地把著者拼命往阴影里挤了。我不是心理学者，但我能猜想到，变态心理学家一定在他们的书里替这些人保留一块很大的地盘的。

我还看到几个比较客气一点的译者，他们居然肯让著者的姓名同他们自己的列在一块。但也总觉得心有所不甘，于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大号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号字，让读者一看就有大小偏正之感，方法也颇显明。我立刻想到德国大选时希特勒的作风。现在被谥为希魔的德国独裁者当时正兴高采烈，在各个城市里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都贴满了放大了的选举票的式样。上面写了他自己和戈林、戈培尔、赫斯、福利克的名字，下面印了两个圈，一个很大，一个很小，像是太阳和地球。年纪大一点的或眼睛近视的无论如何也不会看到那小圈。这当然有它的作用，因为赞成希特勒的人要在大圈里画一个记号，小圈却是为反对他的人预备的。结果希特勒果然成了功，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国人都选举了他。我总怀疑有些人根本没看到那小圈，既然每个人都必须画一个记号，他们只好拿起笔来向大圈里一抹了。我们中国这些客气的译者的心理同希特勒大概差不多，这真可以说是东西映辉，各有千秋。至于他们究竟像不像希特勒那样成功呢?这我可就有点儿说不上来了。

我前面说过，有的译者没有勇气把著者一笔抹杀。但这里正像别处也并不缺少有勇气的人。有一位姓丁双名福保的大学者“著”了一部几十册厚的佛学字典。我们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因为这种工作需要多年的搜集和研究。我们从来没听说中国有这样一位专家，现在却凭空掉出了这样一部大著，不由人不怀疑。书的序里提到日本织田得能的佛教大词典，我们拿来一对，才知道原来就是这部书的翻译。但丁先生却绝对否认是“译”，只承认是“著”，因为他添了些新东西进去。我又有点糊涂起来。译一部几百万字的大著只要增加十个字八个字的新材料就可以把这部书据为己有，恐怕世界上每个人都要来译书了。但丁先生的大“著”并非毫无可取，里面插入许多丁先生的玉照，例如，研究生理时代之丁福保，研究医学时代之丁福保，也颇琳琅满目。丁先生的尊容也还过得去，虽然比畹华博士还差一筹。但我终于恍然大悟。以前有的人想把自己的玉照登在报纸上，但苦于没有机会，只好给兜安氏大药房写信，当然附上玉照，信里说吃了某某药，自己的某某病已经好了，特此致谢。于是隔了不久，自己的尊容就可以同名人一样出现在报纸上，虽然地方不大对，也顾不了那样许多了。现在丁先生又发明了一个方法，使以后想出名的人再也不必冒充自己有梅毒或瘾君子写信给大药房了，真是功德莫大。我们能不佩服丁先生的发明能力吗?

另外还有一位更有勇气的人，当然也是一位学者。他译了几篇日本人著的关于鲜卑和匈奴的论文，写上自己的名字发表了。后来有人查出原文来去信质问，他才声明因时间仓促把作者的名字忘掉了。这当然理由充足，因为倘若在别人和自己的名字中间非忘掉一个不行的话，当然会忘掉别人的，谁不爱自己的名字呢?

我上面只是随便举出两个例子。像这样的有勇气的人，在我们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后的春笋还要多。只是在我们国内耍这一套，关系还不太大，因为好多人都是彼此彼此，心照不宣，但偶尔让外国学者知道了，就不免替我们丢人。我上面说的丁福保的字典，一位现在剑桥大学任教授的德国汉学家就同日文原文对照过，他把结果告诉了我，弄得我面红耳赤半天说不上话来。在外国这是法律问题。倘若一个人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偷了人家的东西而不声明，以后发现了，立刻取消博士头衔，我希望中国的法律也会来制裁这一群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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