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菊人

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集权社会中，君主的地位不断被强化、抬高到了神圣不可冒犯的地步；那时的伦常排序是“天、地、君、亲、师”，君主被排在天地之后、人伦之首的崇高地位。最高统治者称作“天子”，意为上天之子，是老天爷委派他来统治百姓的，他的意志不可违抗，他的话就是律法，他口衔天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所谓“最高指示"是其余绪)。在两千年前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中，竟然有人敢于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震古烁今之论的，需要多大的勇气，多高的智慧！这敢于挑战传统观念的大智大勇者，就是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轲的本义是接轴车，舆的本义是车厢，代指车。古人据名切字，名和字要有意义上的联系），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80年前后，在世80

多年。他幼年丧父，在母亲的教养下成人。“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三字经》上讲的这几句话，就是孟母教子情况的概括。孟母三迁、断织教子的佳话，流传至今。孟母最后选择与村塾（学校）为邻，孟子受环境影响，从小就爱读书。他师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深得孔门儒学的三昧。他顶礼孔子，奉行仁政治国的理念。但他并不拘泥于孔子的成说，而是大大发展了孔子的学说。

孟子的“仁政”学说核心是“保民”，这与孔子的“仁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所不同。孔子提倡仁政，是为了维护周礼，挽救“礼崩乐坏”的危局，是为统治者设想的。而孟子则认为，天生万物是为了养民，天子、国君和大臣是为了代天管理民众的，就像牧民放牧牛羊一样，所以叫“牧民”。牧人对牛羊只能养好，不可虐杀，如不称职，是可废可换的。他的这种超越时代的民本主张，不但当时的统治者难以接受，历代的统治者都不接受。朱元璋对孟子的民本言论尤为反感，曽一度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里逐出。他对孟子关于弑君的这段话更为光火：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说：“贼（败坏）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独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之论，不但使齐宣王、朱元璋之辈闻之惊心（弄不好就有被弑的危险），就是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警示意义。那“和尚打伞一一无发（法）无天”之辈，难道不该受到惩处和谴责吗！

为了说服国君们善待百姓，孟子进一步指明了民众对于国家和君主的重要性，他说“桀纣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民心的向背关乎国家的兴亡。他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结论是“仁者（施仁政，善待百姓者）无敌！”

今天也提倡“以人为本”，是否借鉴（且不说继承）孟子的“民本”主张？人家可是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来了呀！

孟子的“保民”主张，具体说分三个方面：一是“制民之产”，即是让百姓有一份固定的田产，能够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免于饥寒，老幼皆有所养；（不像我们这里，将两万多亩良田全部征收“开发”为宫殿式的党政机关和人工湖泊公园，让农民成了无田无业的游民）二是“与民同乐”，乐民之乐，从而体恤民意，赢得民心；三是“谨庠序之教”，也就是重视教育，开办学校，从而使民众养成人伦规范，淳化社会风气。这比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张可是进步得多了。

写到这里，不禁联想到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有位学者说“‘民贵君轻’不是民本思想，是统治阶级思想”。人家是学者当然学养深厚，他列举了许许多多的文献资料，来证明儒家的民贵论是为强化统治阶级地位而提的，也提到了孔子的仁政实质是为统治者设想的，就是没提孟子的保民主张有什么不对。这倒把我绕糊涂了：如果说“民贵君轻”是统治阶级思想，那么反过来说，“君贵民轻”又是什么思想呢？能是民本思想吗？“民贵君轻”是孟子的主张，应该着重批判孟子，而不应是孔子和其他儒者，是不是找错了靶子？孔是孔，孟是孟，（虽然孔孟是儒家一个体系，但毕竟有所区别）让孟子去为孔子的言论负责，这未免说不过去吧？

笔者是一极普通的退休老头，识字不多，却有毛病：喜欢饶舌。想到就说，错误在所难免。衷心欢迎方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