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菊人

濒临崩溃的极限体能 在劳改队中最大的折磨是精神方面的：渴望自由，思念亲人。至于感时忧世的浪漫，被更大的威胁驱赶到心灵的角落里去了，暂时蛰伏起来，待时而动。

在劳改队中最大的威胁是饥饿和劳累，尤其是二者叠加的时候（经常如此），其威胁程度之高，菲亲历者是难以体会的。过去人们形容饥饿常说“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而劳改犯人的肠子从来就没有充实过。按说，每月31斤的标准比起当时社会上29斤的供应不算低了。可是要以这每天1斤粮食产生的热能来应付超强度体力劳动来说，只能“入不敷出”透支体力了。若是长期透支会怎么样？其结果只能是累趴窝起不来了。而我有几次就遭遇到体能濒临崩溃的极限。

在劳改队中挑担是最累的活之一。当时农场的生产是半机械化，好多农活要靠人力来干，如挑稻子，挑豆子（带棵的），挑肥料，挑方土（河工上的泥块）等等。挑担可是硬力气活，力气不足，你就挺不直腰，迈不动步。你如果想少挑，就完不成定额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拖工，人家收工你还得坚持干下去，直至完成任务。拖工完成了任务，还要受批判，给干部一个“消极怠工”的坏印象。所以只有咬紧牙使出“吃奶的劲”尽可能多挑一些。我刚入监时体重不足110斤，而我挑豆棵时最多挑到180斤一担。七大队的田块每块为800亩，由北向南分为8 畦，每畦100亩。你如果能在靠路边最近的畦中多挑一些，那你在远处的畦中就可以少挑一些。所以，谁都想在近处尽量加重担子。这是形势逼出来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能挑180斤重担的原因。只要你还没趴下，还想活着走出劳改队，就要挺直腰杆坚持干！

挑庄稼虽然担量重，但时间短，也就五七天，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最难熬的是河工挑土。农场每年冬季都要修整湖堤，在春节前一个多月时上工地，吃住都在那里，除夕前一日工程结束。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从天刚麻麻亮出工，到暮色四合回住地（距离约一公里），中午送饭在工地吃（约半小时），其余十多个小时都是重体力活，不是挖泥就是挑土。土是湖滩淤土，成胶状，挖起来不散。用长约40公分、宽约15公分的铁锹挖成长方形的土块，每块土约重30余斤，每担上四块土，重约140斤左右。从取土滩地到湖堤顶部约60米。堤成45度斜坡。每天从早到晚，挑着重担，上下往返100多趟。一担紧挨一担，行动不能迟缓，否则压担（由于前担行动慢，压住了后面的担子）。压担者要受到干部的斥责；屡犯者要扣发土方奖励粮（土方与奖励粮挂钩，超额完成定额每天最多可奖励四大两）。因此每个人都得出力干，争取多吃粮。

由于挖土多少带点技术性（必须一锹下去直插到底，挖出来的土块大小、分量都要均匀，还要准确、快速地甩在绳箕内，保证每付挑担随到随走，不压担），因此，挖土者必须有经验，有技术。而我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只能一个劲地挑担子。而能挖土又能挑担的人，可以轮换着干，体力能够得到补偿性地恢复（挑担可以歇臂力，挖土可以歇腿力）。而我每天只能机械地挑土，两条腿的承载劳累程度可想而知。干了十多天，工期未到一半，我的两个膝部开始肿胀，而犯医限于条件，只能擦擦松节油。热敷、休息是消肿的良方，但是都办不到，再痛再苦还得坚持挑下去。谁教你是犯人呢。坚持两天之后，伤情恶化：膝部肿得像半个馒头，蹲不下身子，连解大便都十分困难。坐下就起不来，须别人搀扶才能站起；起来后10 分钟内不能迈步，每动一下痛彻心腑。犯医从伤处抽出两碗积水来，又上了些消炎药。鉴于我的伤情，犯医向干部建议，给我调换工种，再挑担子这两条腿就要废了。干部接受了建议。因为没有别的工种可调，就临时增设一件活：平整堤顶。算是对我的人道主义特殊照顾。这样我就算半休养了。有的犯人眼红了，向劳动组长提意见，取消了我的土方补助粮（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意见也挺合理）。每天下午两点多钟，工人们吃补助粮一一每人两块煮红薯，全工地的犯人只有我一人不得食。饥肠辘辘的我，闻着煮红薯的香味，干眼馋的滋味至今难忘。我这样干了一个星期左右，膝肿消了，半休待遇也取消了，重又挑起了沉重的担子。

更难忘的是1977年的元旦。当时粉碎“四人帮”已经两个多月了，但仍看不到政治春天的影子，肃杀的严冬风雪统治着大地。在社会上元旦是要放假的，劳改犯人们却享受不到这本该有的待遇，仍然“奋战”在水利工地上。那日天上飘着雪花，凛冽的湖风助纣为虐地疯狂吹着，犯人们的身上蒸腾着水雾，一一那是雪花融化和汗水蒸发而形成的。犯人们只穿着贴身的衬衣衬裤，迎着砭肤的风雪，依然汗流不止。雪花飘落到带阶级的运土小径上，经挑担者的踩踏，立刻融化成水，使本来就窄陡的阶级更加湿滑，空手人行走都很困难，何况还挑着100多斤重的担子呢。幸亏犯人们都穿着防滑胶靴，不然，一踏上那滑梯似的小径，准会刺溜滑下堤去。即使有防滑鞋，犯人们仍须小心翼翼、全神戒备，腰弓得几乎鼻尖贴地，双手分别握紧前后土箕的绳子，一步一喘地艰难攀登着。一趟又一趟。。。。。。北风啸叫着，雪花纷扬着，干部们的头缩着、手袖着，监视着；犯人们汗冒着，腿抖着，挣扎着，企盼着。。。。。。

除了水利工地的艰苦劳动之外，拼抢“三夏”（收、种、管）也是犯人们最难过的关。看了我下面介绍的几种农活，其劳动的艰苦程度便可想见了。

拔稻秧本来不算是太劳累的活，但是定额高，硬任务，那就当另作别论了。两米宽的秧版，每人每天至少要拔30米长，多拔还可以吃到补助粮；拔得多，奖得多；完不成定额要受惩罚。为了得奖免罚，犯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干；本来可以坐矮凳拔的，为了赶进度，有的人弃凳不坐跪着拔，以至于双膝磨破发炎。我没有跪着拔，但也没有少受罪，有三个半指甲因发炎化脓而脱落。俗云，十指连心，其疼痛可想而知。掉了指甲仍然要拔。就是经过犯医消炎处理后，缠上纱布，再戴上“秧套子”（一种塑胶指套），就可以坚持拔秧了。开始拔时，每触动一下，便像锥扎般疼痛，大约10多分钟后，手指麻木了，就可以正常拔秧了。

“三夏”中我干过的最累人的活有两种，一种是甩粮包。农场的小麦是用康拜因收割的，边收割，边脱粒。机上有四个人轮换着用麻袋接粮食，接满一袋有人快速封包。封好的粮包掀到机下；机子一路驶，粮包一路抛。另有平板汽车来收粮。车上有人接粮包，车下有人往上甩粮包。甩包的人分在车两边，各两组，每组四人（我就是其中一人）。见到粮包，四人各抓粮包一角，一致用力往车上甩，然后再往前跑找新的粮包（必须赶在汽车前面）。汽车不停地往前开，车下的人不停地往前跑，抬包，甩包。这可是实打实的拼力气活，劲小了抬不起包，甩不上车。每包重约200斤，每人承受50斤的重量，加上空着肚子，连续不停（汽车不停人不能歇）地干上五六个小时，我累得气喘吁吁，几乎虚脱。

另一个累人的活是脱苕子。成熟了的苕子纠缠在一起，无法动用收割机；人工收割也无法像割麦子一样捆成一个一个的綑，而只能割成一团一团的，每团约有五六十斤重。割好的苕子要用脱粒机脱粒，并把秸秆切碎，撒在地里，再用拖拉机掩埋作稻田肥料。脱粒机也是移动的，脱完一片地继续往前开。需要人工把苕子团挑到机上去，才能进行脱粒、切割。我就干过挑苕子这个活。要两个人合力将一团一团的苕棵往机上挑，机子不停，人工不歇；只有偶尔机子出了点小故障，我们才能喘口气。这样连续机械地挑，到后来，两臂酸疼，腹空乏力，身冒虚汗，但你还不得不豁上命硬撑着干。。。。。。

苦难的岁月虽然逝去30年了，但对我身心摧残的烙印仍在，不时在梦中仍会惊现类似昨日的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