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家园艺的空间

卷首语

在政府部门工作整整十年，出来后依然与那些工作牵牵扯扯，别人都是高兴地去做，而我却是每做一件心如刀割一件，许多东西一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想把他认真地、详实地写出来，奈何水平有限，只能粗略地记下一二。

一、不会结果的优良品种

1990年的夏天，带上一个皮箱，我踏上一辆汽车南下，沿途灰尘滚滚，用遮天蔽日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四十公里后司机告诉我，我的目的地到了，我下车，感觉脸上黏一层厚厚的东西，眼睛里也有杂物，用手背擦一擦，哪知道手背被眼泪一划，竟然划出一条泥沟，再用手梳一下头发，手指被灰尘黏住，梳不动，放下手来，扶着皮箱，四下看，路下方只有一间瓦房，门口是烂木板装拼而成，门口上方毛笔写着“电影院”三个字；路面上泥泞不堪，是因为路上方源源不断地有猪牛屎尿流下来，水沟已被污泥塞满，道路被车轮碾压得沟沟壑壑。离公路约两米远的斜坡上并排着两张简单的案板，其中一块板上大约还有半条猪的肉，师傅打着赤膊，眼睛滴溜溜地转，肉摊后两三米是一排矮瓦房，从开着的门往里看，可以看到几个人在吃粉，显然这几个房子是粉店。再上和往左都是农舍，大部分是土夯墙，少量为火砖房。再看看一遍四周，没有看到楼房或者办公之类的房子，也没有看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我有点怀疑司机把我下错了。

我放开皮箱，跨过水沟，到肉摊前，问师傅，乡人民政府在哪里？师傅用手指指，说往后一直走，有个围墙，有个大门就是了。

我谢了师傅，回头提着皮箱往后走，大约五百米后看到了围墙，也看到了乡政府的牌子，歪斜的铁栅栏门半开着，看在地上划的痕迹可知很久很久没动了。往里走，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中间长了很多杂草，杂草间散放很多杂物，房子都是石头墙瓦房，左边靠近公路的那排房子有一间门口挂着ＸＸ乡人民政府办公室字样，看进去，有个个子蛮高的女孩子坐在里面，我放下皮箱，打开毕业时发的小皮包，拿出介绍信，入内，先介绍自己，再递信给那个女孩。介绍信是县扶贫办开的，我到乡里来任水果技术员。女孩看后，压好信，说你跟我来。我们沿着这排房子走，到横着的那排，有一个大木门敞开着，里面昏暗，几乎看不见什么，女孩喊了几声老李，从里面走出一个瘦个子中年男人，女孩说这是到我们乡来工作的韦宝松，任水果技术员，你负责带他一段，熟悉情况，然后女孩回头跟我说这是扶贫助理员，以后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交接后女孩回办公室，老李带我往里面走，里面两边有石墙，墙中间有门，我们进左边，暗光中，看到两排床铺，各用各式各样的木条支撑蚊帐。老李说还没有床铺，你先睡我的床，我打地铺。我真的非常感动。老李说我们下队比较多，一个月都不在乡里睡几晚，坚持一个多月以后进新房了，我们就好办了，现在这个地方是供销社的，乡府租住了几年。

第二天，老李叫我带上一套衣服和洗漱用品下队了。老李老家和我家都在县城附近，虽然不是同一个村，但相互只隔大约三公里的一个坳，从我家后面翻过去就到老李家，老李还认识我们屯里的几个人，这样，我们就像父子一样，亲切又互助。

这个乡刚成立三年，只有五个村，地貌以黄壤丘陵为主，我们用一个月时间走完所有村屯、果园，我心中有了底。

年底，我们到扶贫办开会，县里下达给我们乡今冬明春板栗种植任务是两千亩，后年一定要完成全乡一万亩板栗种植基地任务，回到乡里，乡里把任务分解到各村屯，具体由我和老李落实，我的工作开始由纸上谈兵转向实践。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在学校学了两年，终于真正地使用了。但由于面广，数量多，我们每到一处，落实任务以后，做示范，便基本没时间回头检查督促了，因此在后来种植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但也只能将就。

1991年的春天，乡干部早已全部搬到新房住，新房在离村庄五百米的一片稻田中央，人多房少，我和老李同住一套，他住大间，我住小间，我这边有个小阳台，房间比较明亮，我们在这边办公。

苗木发放之前，我们再次下队，任务是签订种植合同，合同具体数量报到扶贫办，便于统一调配苗木。合同甲方为乡人民政府，乙方为农户，借款期为三年，甲方提供的板栗苗为九家种嫁接苗。

政府发放的宣传资料上明确写着，九家种板栗速生快长，适于密植，三年结果，是国内优良品种。

板栗在植物划分上归为林业，所以在我们的专业课上并不作为主课讲，我只是略知一二，大部分依靠宣传资料来学习。

二月底第一车苗木来到，根据苗木出圃流程，我先要查看合格证、出圃证、检疫证，但师傅一样都没有，我问老李这怎么办，老李说这几年都没有这样查，苗一到就下车，马上通知群众领苗。我哑了半天，依了老李的，叫人上车卸一部分苗，然后抽样检苗，主要是嫁接苗比例、高度、粗度、完好率等，至于是否是九家种我分辨不出，只要是嫁接苗就算，综合以上各项，合格率为百分之九十一，没有达到要求，但可以扣除不合格苗以后签收。我签了一张收条，列出各项内容，师傅说拉了几年苗，数量不多也有十来二十万了，这是第一张不一样的收条，但这跟他没关系，他只知道要运费，其他的他不懂。

第一车苗收后，晚上我有些睡不着了，这样大批量的苗木，纯种率非常重要，品种不纯，后果不堪设想。在学校时老师就提醒我们，出社会后要注意嫁接苗，老板为了省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假的嫁接苗有几种情况不容易识别，一种是随便采集周围的枝条嫁接，不管它是不是优良品种，结不结果，只要嫁接成活就行，这样对老板有什么好处呢？他不用跑更远的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又节约接穗费，接穗一般都要买，而且价格比较贵，如果买纯种的接穗，老板就会花一大笔钱；另外一种，老板更加方便，更加省钱，就是直接把实生苗剪了，用上头的枝条接到下头，实际上就是原来那棵，这样的苗木种上十年八年都不结果。所以，假的嫁接苗危害性非常大，可能会造成农户颗粒无收，但县里没有安排检苗，也没有检苗的标准，这是个非常大的漏洞。

第二天我把情况汇报给领导，乡领导说这么多年都这样过来了，就按原来的去做吧，我默默无言。

再过几天，又来一车苗，可能长途运输，死苗率极高，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七，八千苗我一株不收，接着又来一车，同样的情况，我也退回。当晚，乡长找到我，说以你这样接苗，我们的种植任务不完成谁来负责？你负责得起没有？我据理力争，群众的利益第一，任务才是第二，但领导要求我不要这样验苗，只要拉来就收，完成任务最重要。这个事也报到了县里，扶贫办领导打来电话，耐心地说，现在全县上上下下都在全力以赴、热火朝天地搞扶贫，不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破坏这大好局面，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阻止扶贫工作前进的步伐，你的工作态度我们是肯定的，你的技术我们是相信的，但是，要以大局为重，全面地完成县委、县政府下达的任务是最重要的工作，其他的留以后去解决，上面拉下去的苗木你照收，出问题有领导负责，你放心。

从此之后，我不再验苗，不是不想验，而是领导不给验。

1995年，水果局从扶贫办分离出来，我调到水果局。而这几年，各乡镇陆陆续续反映上来，种了五、六年甚至是七、八年的板栗树都不结果，我最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县里责成水果局解决这个问题，水果局开会讨论研究，组织大家对板栗知识重新学习，最后决定由我和小黄对全县板栗生产情况做个调查，重点是良种率和雌雄花比例调查，调查结果令大家目瞪口呆，良种率几乎为零，全县十万亩板栗只有赐福村约一百株、坝顶林场约五十株、其他零星加起来约一百株，雌花率为千分之二，千分之二是按照雄花序条数与雌花个数比，如果都按照个数比，那雌花可以不计数了。可以这样说，十万亩板栗全军覆没！局里把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提交到县里，县里一直没有回复，到1998年全县十万亩板栗基本上被农户砍完。

我一直在想，十万亩板栗，三百万株苗，群众种了十年，颗粒无收，如果把种苗费、人工费、肥料费计算，那群众的损失是多少？为什么没人去追究卖假苗、拉假苗给群众种的人的刑事责任？

二、可以下任务的统计数据

1992年起，乡里又安排我负责农村经济统计工作，年底的一天，我到了拉普村。拉普村是乡里经济发展最好的村。这里的一些人头脑灵活，思想开放，农忙季节一过，有的便出门贩鸡贩鸭，或者收购一些土特产转手卖出去赚点差价。

来到闭光荣家，闭光荣正好在。

“韦干事来？”闭光荣打招呼。

闭光荣很高大，穿着一身旧衣裳。

“年底了，要核实一下你们的记账情况，然后收回去进行统计。”我说

“好的。”闭光荣答，然后进卧室去。

我坐在小椅子上，抬头看看，闭光荣的家是黄泥舂墙，上面黑瓦，这是这个乡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户房子的样式。从墙面上看应该有几十年了。房子一共三间，里面很空荡，除了一个木质碗柜，其他什么家具几乎没有。在屯里，他家经济状况属于差那类。依照农村经济收支记账要求，全乡抽取好、中、差三个村，每个村抽好、中、差三个屯，每个屯抽好、中、差各两户共五十四户人家进行记账统计，进而得出一个乡年人均经济收支情况。

一会，闭光荣拿一本笔记本类的东西出来递给我。

我接过，放在膝盖上，从后面翻起，看了，疑惑地问：“这个月一点收入都没有吗？”

“没有，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收入？”

“小孩不是出去打工吗？”

“没有工做，回来的钱都没有，刚打电话给我，寄一点钱给他回来。”

“上面要求，凡是出去打工的，不管得不得，每个月记一百块，补上去。”

我把记账本和钢笔递给闭光荣。

“你填也一样啊。”闭光荣笑着说。

“不行，这是你的记录本，还是你来填。”

闭光荣接过，蹲下，把本子摊在凳子上，歪歪斜斜地写着。

“完了，没有了。”

闭光荣把本子递给我，坐回凳子上。

“不要急，慢慢想。”我没有接本子。

“青菜呢？你们每天从菜园里摘青菜来吃，不算钱？算一天两毛钱，也是六块钱呢，前面都记了，这个月为什么不记？”

我把公文包递给闭光荣：“用这个垫写。”

闭光荣接过，放在膝盖上垫着，又填写。

“红薯藤、青菜、野菜喂猪，这些，如果去买，叫投入，自己种有，叫收入。”

“猪上星期生病不吃潲水，杀了。”

“喂到哪天算那天，另外，猪杀了也要算钱啊，多少斤肉，一斤多少钱，包括自己吃的，算好。”

闭光荣一一记下。

“猪生病了杀掉，应该算损失，不应该算收入吧？”闭光荣填完，抬头问。

“不是这样理解呢，你买猪，买饲料，这些叫投入，杀猪卖肉叫收入，猪病了杀，不是没有收入，是收入少一点而已。”

“哦，这样算的。”

“是啊。”

我们又算到小鸡、小鸭、小狗、鸡蛋，估计也没有什么了，我便出来。

走道里，一头母猪带着一群小猪在寒风中嘚瑟着。

我几乎是贴着墙壁移动身子才到达黄大胜的家。这里的卫生状况真的太差了。

黄大胜家为火砖楼房，二间二层。

走进屋里，没有人，我喊了几声，依然没人应，自己拉过一张凳子靠近门边坐着，打量一下屋里，祖宗台做得不错，两个房间门还很新，应该安上去不久，一台小打谷机和一台手摇吹谷机并排放在楼梯下，木质沙发上扔着很多衣服等杂物，一辆五羊牌单车靠着右边墙壁放着。

“噫，来啊？”门外一个妇女打招呼。

我回头看，是黄大胜的老婆。

“刚到，没见你们在家。”

“哦，韦干事，我以为是谁呢。”

“是我啊。”

“我去叫他回来。”

黄大胜老婆说完，转头回去。

一会，黄大胜回来，满脸胡茬。

“去哪里啦，门都没关？”

“去队长那里。门关不关不要紧呢，家里也没什么东西，邻里邻居的没事。”

“也要提防。”

“我们屯没问题。”

“我来核实一下记账情况。”

“嗯好，我拿给你。”

黄大胜进一间房去，窸窸窣窣一会出来，把记账本递给我。

我看着，只记大件，不记小件，很多户平时记账都这样，这是不对的。在培训会上，农经局领导就要求大家要细记祥记，应记全记，做到不遗不漏，全面、准确、真实地记录我们农村经济收支情况，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可靠依据。

我们从头到尾回忆，记录，还预测一下往下一个半月的收支，然后我又去别的家。

跑了十多天，终于把所有记账本填好拿回来。罗副乡长要求我十二月五日前要把统计数字拿出来，所以我白天忙着统计，晚上也要点着煤油灯做，因为乡里没通电，大家只能这样，也没有办公室，各个部门在自己家里办公。这样也好，谁也不影响谁。

十二月三日上午，我把统计数据报给罗副乡长，我们乡1992年农村人均年收入八百九十元。罗副乡长听后不置可否。我回头慢慢想，每家每户我都亲自问，帮助他们搞好记录，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真实，比较接近实际，应该没问题。

下午四点钟左右，罗副乡长下到我房间，大略地翻看了一下记账本，然后说：“你调一下，把数据调到一千一百，我们普通干部一年收入一千五百，两者相差太大。”

我很惊愕地望着罗副乡长，问：“这个也可以调？”

“怎么不可以调，上面要求我们调我们就调。”

“怎么调？”我疑惑地问，第一次做这个农村经济统计工作，是没有什么经验的，我原以为统计上来是多少就是多少，是不能更改的。

“把他们的收入项目、收入数据增加。这是上面给的指标，必须按上面给的数字调整。”

“嗯，那我试试调看。”

“越快越好。”

“嗯。”

罗副乡长回去了，我愣在那里苦苦思索，始终不得要领，干脆撇下不想，走出房间，到后门阳台，楼前的菜地里，许多人在施肥、淋水，李师傅正在摘菜。我那块地由张副乡长爱人种，我跟张副乡长同乡，还有点亲戚关系，也单身着，懒得自己煮饭，就跟张副乡长家合伙吃，自己这里因为李师傅带着两个小孩读书，不方便一起煮。老李是上个月调走，李师傅来这里住。

看一会，我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对着那堆高高的记账本发呆。实在想不到办法，最后只能一本一本、一项一项地加，到第二天下午，一共调了五六次，记账本里已经被改得花花绿绿，密密麻麻，就像小朋友在里面涂鸦，终于调到了一千一百，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把结果汇报给罗副乡长，罗副乡长说知道了。

一大早，我推出单车，准备去一户果农那里，果农要冬季清园，我想去指导一下，罗副乡长过来，问我想去哪里？我说想去百木村，罗副乡长说去不得，有更重要的事情，县委、县政府下达给我们的农村人均收入要达到一千三百八十，可以多一点，不能少，你必须马上进行调整。

我真的很郁闷，农村经济统计数据可以下任务的吗？一改再改，一提再提，不理解。自己不是农经专业，社会经验也不多，不知道，调就调吧。但以我自己的理解，所谓统计，就应该按实际情况，有多少记多少，不能想当然，想要多少就写多少，如果那样，那我们给农户登记的那些数据有什么用？我们又为何给农户登记？那不是多此一举吗？但是，作为一名干部，我知道必须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我道：“好吧。”

我把车子挤在楼梯下，开门，回房间，再一次望着那堆高高的记账本发呆，拿下一本，漫无目的地翻看，里面已经被涂改得乱七八糟，面目全非，再涂改，恐怕纸张都被涂烂了。

冥思苦想着，我终于想到，既然领导要这个数，何不以一千三百八十为基准，两本两本地增减平衡，这样就不用漫无目的地加呀减呀，弄得头昏目眩？

我弄了四本，一点不差，好办法，我找来红笔，用一个上午就调整结束，然后跟罗副乡长提议，再给我五十四本记账本，五个人，一天时间，我要重新填写这些记账本。罗副乡长答应了，我选五个写字最差的同志帮忙，只一个晚上，一堆全新的记账本就交到罗副乡长手上，罗副乡长看了很满意。

县农经局领导来抽样检查，随手抽了几本翻看，高兴地说：“这是我检查看到的最详细、最真实、最干净的记录，说明我们乡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这个值得向其他乡镇宣传推广，要以这个为榜样，努力做好农村经济发展记账统计工作，为上级领导提供客观、详实的数据，让领导能够依据这些数据制定出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快速、有效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我不知道怎么说，一调再调，从九百多调到一千三百多，数据相差如此之大，而且数据都是上面定下来，并不是统计上来，还说客观、真实，我真的无法理解。

三、没有效力的合同

这是1996年的事情，为了更详细地记述它，我想，还是以第三人称从内弟的亲身经历说起吧：

正在王强对这些板栗树纠结不已的时候，乡里工作队来到屯里召开会议，大意是说县里新建糖厂，新建的糖厂每年将给县里带来一点二亿元的财政收入，农民每年每亩地可以收入一千元，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情，因此，乡人民政府根据县里下达的种植任务，决定在公路沿线四公里范围内种植甘蔗，只能超额完成，不能打折扣，最后特别强调几条措施：一，国家干部的，家属首先带头领任务，家属不领任务的，对干部进行处罚，态度恶劣的开除；二，在规划范围内，农户不种植的，政府收回土地承包权，重新发包给其他愿意种植的农户；三，规划范围内，所有林木、农作物必须在规定时间里砍除、拔掉，不砍除、拔掉的，乡人民政府组织执法队进行处理，产生的费用由该户群众承担；四，坚决打击造谣、破坏甘蔗种植的言行。等等等等。

王强一一对照，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是脱不了干系的，但他迟迟没有动手砍掉板栗树，因为他不忍心。直到最后期限来到之前两天，他才找几个亲戚拿着电锯把树锯了，他真的掉了眼泪，养了近十年的树，多少是有点感情的，但没有其他办法，他不敢违抗。

树是砍了，但开种植沟又是个问题，多年的生长，手臂粗甚至是大腿粗的根互相缠绕盘曲编织成一张大网覆盖整块地，从何处下锄都是根，用牛犁更加不可能，只好拿斧头边砍树根边开沟，要说多辛苦就有多辛苦。

到三月初，一些不听劝阻而执意种植玉米的农户尝到了苦头，玉米已经展叶拔节，工作队巡视看到后，立即组织执法队拔掉，缺肢断腿的玉米苗横七竖八地死在田间地头，惨不忍睹。王强的邻居坐在自己地头，默默地看着被拔掉的玉米苗，忧伤得掉下泪来。

“什么时候跟政府对抗都是吃亏的。”邻居说。

“还是照他们说的做为好，得不得钱另外一回事。”王强答，他欣幸自己在最后时刻砍了树，否则不知道后果会是怎样。

一车车甘蔗种苗被拉到屯里空旷处，工作队拿着扩音器在大声催促人们出来领取，但半个钟头过去了，仍没有人出来，于是工作队拿出一张纸，点了几个名字，大约十来分钟，几个妇女带着老老小小羊拉屎一般懒懒散散地出来，说去做工刚回来，都不知道甘蔗种来了。

工作队自己把甘蔗抬上秤，称足量，叫家主抬走，又称下一家。

工作队又拿起扩音器喊，干部家属、村队干、党员请马上出来领蔗种，超过下午三点钟不领的，马上报告县甘蔗种植指挥部进行处理。

王强看到邻居的玉米被拔掉，心中已经产生一种恐惧感，他带全家人出来把甘蔗搬到路旁堆好，用几块石头压在上面。

随后，人们渐渐出来，依然没人抬蔗上秤，只有工作队自己忙着。一直到天黑，还有三户没有出来领，工作队便称好，搬到他们门前堆放，用一张纸写上户名、品种、数量，夹到甘蔗里，收工回府。

天刚亮，王强一家人就起床，吃东西，备料，牵马出门，到蔗种旁，马驮两边各架上两捆甘蔗，朝着地里走。路上也有好多人用马驮蔗种，没有马的只能肩扛，连老爷爷、老奶奶、小孩子都要扛几根。

工作队也到了地里，指导大家砍蔗种、消毒、摆放、覆土，很认真负责的。王强想，其实工作队也是很辛苦的，他们为了群众有吃有穿不辞辛劳，是应该得到赞扬的。

大约十一点钟，公路上传来扩音器喇叭声，大家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活儿，往公路上看，只见一辆皮卡车慢慢地爬行，后面扬起很多灰尘，车上两个人架着一个人，扩音器不停地重复喊着：“某某某在帮助群众运输甘蔗苗过程中偷吃甘蔗，拿来游村示众，希望群众不要像他一样偷吃蔗种。”

“真的搞啊。”王强说。

“那不真的，政府说到做到的。”他弟弟答，好像有一点笑意。

大约十多分钟，看不到车子了，也听不到了声音，一家人又开始做工。

甘蔗种完大约十天，工作队到队长家来签合同。王强签完，像其他人一样坐在一旁认真地看合同内容，在收购价格一栏里，写着每吨三百二十元，虽然开会时讲过，但印象不深，现在看到了，觉得真实了。照此估算，如果能像工作队宣传的那样，每亩甘蔗可收获三吨到五吨，那每亩也有一千块的收入了，但在种苗价格一栏，每吨却是七百二十元，也太贵了吧？卖给我们是七百二，收回去是三百二，相差未免太大了。但他不敢说什么，这年头乱说话可能要出事的，只是心中想着，实际上就是一亩的收入才能还一亩的成本，似乎有点不划算。无论怎样，政府叫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吧，总没错的。

一家人辛苦大半年，除草、施肥、打药、剥叶，看样子甘蔗还长得不错，蔗高有两米多，粗度有镰刀柄那样大，屯里的人都说这是最好的一片，来看的工作队说这个亩产肯定在四吨以上，第二年少不了五吨，说得王强心里暖洋洋的，但这是第一年种植，自己没经验，只知道长得不错，多少才是一吨，说不清楚，反正一家人很高兴。

砍甘蔗时政府安排得非常有秩序，每天，村里甘蔗站都发放砍伐证，有了砍伐证才能砍蔗，才有相应的车辆运输，没有砍伐证，砍了也没用，没车拉，卜追家自己砍了，一个星期都没得拉出去，甘蔗都皱皮了。屯里大家都互帮，今天来我家砍，明天去你家砍，这次大家都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收获，人们心里虽说不是乐开了花，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王强家砍甘蔗后，用马驮到大路边，这里也做了一个上车的木架。甘蔗装车好，王强随师傅出发，心里激动而高兴，搞了这么多年，这块地终于有了一点收获，总算没白费力气。

糖厂在城北方向，离县城中心约六公里，王强他们的车才到三公里坡，就看到前面长啦啦的甘蔗车在排队等候。从这里到糖厂应该还有三个公里。师傅告诉王强，按照这个距离，至少要等到后天才轮到他们，因为前面还有两个方向来的车，好在师傅提前交代王强带了一套衣服。他决定由师傅看车挪车，自己去姐姐那里吃饭睡觉，偶尔过来看一下就行。他看看，好像那边有一个代销店，过去看，果然是，买了两包烟，一瓶水，回到车旁递给师傅，聊了几句，师傅说好的，明天下午你才来看都行，不会那么快的。王强应了就往回走。

糖厂前面空旷地排了两排蔗车，下午轮到王强他们过磅，五点八吨，很不错啊，按照年初工作队的宣传，这已是高产了，王强很高兴，他想，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天总是无绝人之路的，板栗不行，这甘蔗也不错。他随众人在财务室外等候办理手续，当到他办理时，办事员边写边说：“一吨二百八十元，五点八吨——”办事员停下，在计算器上噼噼啪啪地敲，“一千六百二十四块。”

“合同上不是写三百二十块吗，怎么才二百八十？”王强问。

办事员不耐烦地回：“你们个个问，我哪里知道，县里说多少我就写多少，你们想问为什么就去问政府。后面不要再问了，烦完。”

王强见她那架势，心里窝着火，但又怕她不给办理，只好忍着，待办完，出来看看人家怎么样反应才说。

王强走出门，到处观察出来的人，他没发现有谁在发牢骚，难道他们都没意见？或者他们的价格跟我的不一样？不对啊，刚才办事员不是说了个个问她，说明大家是一样的。他继续往下走，差不多到公路了才发现，人们三五一群、四五一伙，各自拿着发票聚集在公路边的粉店前议论着。他慢慢走过去，人们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合同订的是三百二，现在给的是二百八，当初这合同订有什么用？议论归议论，各人家里都有很多事要办，议论十来分钟人们便散去，新到的人又继续议论，大家都无可奈何，摇头叹息，悻悻而归。

王强带着发票搭车回家。因为办事员说一个月后才可能轮到，在家等待通知，通知不到来了没用。

回到家，王强翻出合同，一条一条地看，重复地看，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落款是县人民政府，还盖上大红公章。这个大红公章盖在这里有什么用？堂堂的人民政府，怎么说话不算数，说变就变呢？

过几个晚上，乡政府来了两个干部，一个是覃副乡长，本地人，大家都认识，另一个是个年轻人，乡团委，认识的人不多。他们召集大家开会，覃副乡长先把我县甘蔗生产的重要性、紧迫性讲一遍，再把目前我县甘蔗种植大好局面向大家介绍，然后分析当前国际、国内蔗糖行情，指出我们的甘蔗价格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县人民政府依然本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为了人民的宗旨，亏不能亏人民，苦不能苦人民，不管甘蔗市场价格如何走低，县人民政府一定保证我县的甘蔗价格二百八十元一吨，绝不能让人民利益受到损失，希望人民群众与政府一道同心协力共渡难关。

会场一阵沉默。

“合同上写着的事情能够改吗？”终于有人说话。

“像我们去银行借钱，如果我们没有钱，能不能少一点还呢？”

人们提出的问题都集中在合同签订以后能不能随意改变上，覃副乡长说了很多道理，大家觉得没什么意思，会议没有宣布结束，一些人就借口有事离开，最后只剩队长和两个干部坐在那里。

过一个多月，王强得到通知去领甘蔗款，他领到了九百多块钱，是因为要扣除一半的种苗费和肥料款，另一半种苗费明年再扣。这样算来，如果把人工费计入，这一亩三分地其实一分钱都不赚了，好在农民的苦力从来不算钱，那就得几百块钱吧。不管怎么说，总比那板栗好，那板栗种了那么多年一分钱不见，现在能见到几百块钱，是不错了。

虽然对合同上的事情大家都很在意，但总没有人敢出头，一切恢复平静，毕竟政府就是政府，还是他们说了算，跟他们扭着，万一他们找个借口把地收回去，吃亏的还是自己，不能因小失大。

第二年甘蔗价格又下了，只有二百七十元一吨，但产量略高些，王强有一千多块的收入。他听说那月屯的黄岗和坡心屯的李大志被拘留了三天，原因是这两人私自把甘蔗拉出本县，想拿到临县糖厂去卖，临县糖厂价格三百块钱一吨。这两人拉出去时被政府设的卡逮住了。

出县的四个路口都有政府工作人员日夜值守，一根甘蔗都不允许出去，何况整车的呢，还是别闹的为好。

第三年起，不但价格继续下滑，糖厂还开始拖欠蔗款，此时糖厂已经由私人老板承包，政府只管收税，偶尔下一些种植任务给乡镇，帮老板催促一下。

连续三年领不到蔗款后，王强决定放弃甘蔗种植，一把火烧了蔗地，用几天时间把甘蔗蔸挖起，小山似的堆在一个角落里，用牛犁了两遍地，这一亩三分地时隔近二十年后第一次恢复了它的原貌。

四、深山老林里的水果

1996年的夏天，天气特别的热，扶贫办的吉普车把我和老张送到ＸＸ乡街上，扔下我们就回头了。这是我第一次下异地扶贫安置场，之前是我们局里一个姓杨的同志负责技术指导，96年后扶贫办领导指定我们这边由我来负责，我们局以前是隶属扶贫办的，现在虽然分出来了，但多多少少都要听一下老领导的。

从街上的一个角落钻出去，就是一片稻田，稻谷已开始转黄，路大约有一米宽，但田水浸泡，人畜走动，路面泥泞不堪，我们都穿着解放鞋，泥水已经灌到鞋子里，走起路来黏糊糊的，水多的话还刷刷地响，约一公里后趟过一条小溪，我们正好可以把鞋子里的泥洗净，上一个小坡，从一个屯子中间穿过，没有大路了，一眼望去，是一座高大的山坡，常年放养牛马，坡上水沟渔网般披挂，一大片土面寸草不生，红壤土咧着嘴狞笑着，没有具体的路，老张在前头带着，我跟着他的屁股，忽而左跳，忽而右跳，挂在身上的水壶乒乒乓乓地响，黄豆般大小的土粒哗啦啦地往下泄，卷起一小股一小股红色的尘雾。上爬百来米，右转，其实看不见路，一米多高的杂草灌木下看到一个洞，知道那是路了，这路应该很久很久都没人走了，夏季高温多雨，杂草生长迅速，把路盖住。我们往前挤，排开树木杂草，硬是走了几百米的盘坡，走到一条山脊，树木杂草少了，矮了，渐渐地，看到了连绵起伏的山丘，没有树木，只有匍匐在地上的杂草，杂草上有零零散散的牛马粪便，沟里偶尔看见几头牛。这一片草地很长，足有几个公里，我们走得口干舌燥，水壶的水已喝了一半。我问老张还有多远，老张说走了一半。

走完草地，进入密林区，有小路从沟里经过，四周大树参天，藤蔓遍地，又大约走了几公里，听到浅浅的流水声，沿着溪水再走一段，终于看到一排水泥砖瓦房，四周是低矮的林木。不知道这些水泥砖是怎么运进来的，估计是肩背马驮的。

林场里有一些人，都是男人，用衣衫褴褛来形容应该不错，肉色漆黑，头发好像一年都没洗一次。

我们进入场部，才看到几个穿得干净的人，他们正在忙着搞后勤，经过介绍，他们是杨场长、李会计、刘出纳，都是当地人，村子离这里约两公里。

吃饭时杨场长大略地向我介绍林场的基本情况，全场总面积八百亩，种有柑橘四百亩、柿子一百亩、李果二百亩、玉桂一百亩。林场安置十一户贫困户，都是从石山区来的，现在还没有什么收入，平时每家只来一个人进行生产护理，只有在忙季全家才来。林场离乡人民政府驻地十一公里，目前电、路都不通，水源有一个，可以满足饮用水需要。

饭后，场干带我们走山头，看林果护理情况，令我惊讶的是几百亩果树事先都没有开种植坑，只是临时种植上去，虽然成活了，但今后施肥淋水怎么做？如果不按要求开壕沟或鱼鳞坑，肥水无法施放，施放了也保不住，果树只能保命，结不了果，这么高的山，沟里那点水上不了山，也不够。我真的很担忧。我提出了解决方案，回来后也以书面报告形式报告给水果局和扶贫办，但我心里清楚，不知道方案何时才能实施，何时才能实施结束，何时这些农户才真正有收入，才能脱贫。

接下来绝大部分林果场都是如此。水果水果，没有水就没有果，创建一个果园第一要件就是水、路，而且路要求是大路，果场要靠近城市，便于运输和销售，我们却跑到深山老林里去种果，成本比收入还高，想依靠水果来脱贫是不现实的，但也许，社会效益比经济效益重要。

多年以后，我已经丢了铁饭碗，当我有机会再到两个林果场时，道路通了，走路可以，车子走不了，而那些果树已基本不存在，代之的是玉米等农作物，从现场看，我的方案没有一样实施，不知道是我的悲哀还是农户的悲哀。

五、哭泣的肥料

坝顶林果场是离县城最近的一个果场，那天我和老张、黄师傅一起去，离开县城五个公里再爬一个坡就到，林场水、电、路实现了三通，这是唯一一个实现“三通”的果场，主要是种植板栗、柿子、油茶。农户住房在一条山脊上，房子前后都是很深的山沟，第一次去我们照例是巡山头，看果树，当我们巡到房子后的山沟时，我抬头看见独立的那两间房子墙壁锈迹斑斑，我问黄场长那是什么一回事，黄场长说那是肥料溶解渗漏出来的，我问为什么不及时施放，给它浪费，黄场长说三年的肥料不可能一年放完啊。我非常惊诧，问为什么要一次性买三年的肥料来这里放，黄场长说他也不知道，反正上面拉来我照收，按时间分发给农户就行。巡完山，我让黄场长打开仓库门，一股浓烈的化学气味几乎把我们轰出门，待气味略散，或许也是我们忍住了，进门，两间房子堆满三堆肥料，分别是复合肥、尿素、桐麸，虽然地上用木条垫底，但时间长，天气炎热或者潮湿，化肥融化，水泥地板上满是化肥水，袋子已破烂不堪，可怕的是桐麸，袋子撕裂，老鼠打动，撒满一地，桐麸在高温高湿条件下容易发热产生自燃，这是非常危险的。我提出了整改意见，在接下来的果场中都是如此，我真正地不明白为什么。

六、验苗只是个游戏

到办公室不久，黄师傅就过来喊出发，我已经准备好，笔记本、笔这两样东西平时下队是不离身的，今天还要带上卷尺，因为我们要去验收玉桂苗。扶贫办请平南一个老板来培育玉桂苗，全县玉桂苗都是这个老板负责提供。苗木验收如果合格就付钱整体移交。

驱车几个公里，划着竹筏过河就到场地，苗木验收需要双方有关人员一起共同进行，但走了十多畦依然不见领导发话，我遂问谁和我一起验苗，领导回头说你随便走走看看吧，我不敢相信，狐疑地站着，领导说你想怎么验就怎么验吧。我无言，默默离开队伍，按照抽样验苗方法进行检验。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合格率百分之七十八，这样的苗木是不能出圃，更不能整体移交的，除非他们挑选起苗，我们再检验一次，合格才要。我们回到休息棚，老板已经煮好了狗肉，进桌前，我把笔记本递给领导看，低声地陈述我的意见。领导看了看，说，拿出来给我。我拿过笔记本，想另抄一份给领导，领导说就撕下那份得了，不用另抄。我就从本子上撕下递给领导。吃饭到一半时，我发现领导出去，就看了一下，竟然见他掏出那张纸揉成一团，扔进了水塘里，但我不动声色。吃饭很快结束，老板拿来苗木验收合同，领导签完，我不看内容，知道肯定通过的，不想签，领导看得出来，就说，小韦，就是一个程序而已嘛，你对工作认真负责，大家都知道的，苗木有的长得不理想，但天太旱，这是客观原因，也没办法。我顺水推舟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啊，然后签了。

七、依然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我丢铁饭碗十多年以来，一直靠开三马维持生活。

2017年底的一个早上，我和922、306把人字梯绑在922的车棚上，出了县城，上坡甲村级公路，钻进一条深沟，爬上一个拗口就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这里是县核桃高产示范基地，总面积为一百五十亩。

我们的工作是配合县核桃局在一个星期内把基地核桃高接换种完成。黄局长叫我带上两个帮手，我就叫上922和306。

我们在空地上把工具卸下，等待黄局长他们。

大约九点钟，黄局长他们来了，一共三部车，近二十个人，有男有女。局里的以及黄兴、市核桃研究所的张所长等人我认识，其他的没见过。

黄局长之所以叫我和黄兴来，是因为我们两个是果树栽培专业，我曾是黄局长手下，黄兴从事育苗工作多年。黄局长手下八个人中六个是林业专业，他们只知道苗木实生繁殖，不懂嫁接技术，另外两个一个多种经营专业，一个农学专业，对果树嫁接更是一窍不通，只有局长一人是果树栽培专业。

张所长和我打交道几次了，我对他的技术持怀疑态度，这主要有两次，一次是我们去贵州考察学习回来的路上，路边有很多人在卖核桃，我们停下问价，张所长看这袋说好，看那袋也说好，路人招手示意我们别买，可大家不以为然，大部分人买了，有一个还买了五十斤，回到县城吃饭时大家剥开，有空壳的，有烂仁的，股股臭味扑鼻而来，来一起吃饭的核桃育苗老板说这是泡过农药消毒杀虫，播种下地不发芽，黑心的人就挖出来卖，大家都傻了眼；另外一次是去年我们对核桃高接换种，张所长锯树，结果锯口不是裂了就是凹凸不平，我们必须重新锯一次才能嫁接。

由此我认为张所长的技术是有水分的。

人齐后，黄局长走上一处高地说：“我们种植的核桃已经八、九年了，基本上没有开花结果，群众反映比较多，经过我们局调查，我县的核桃良种率大约在百分之二十八左右，市、县领导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决定对这些核桃进行高接换种，切切实实为民办实事，提高农民收入。我们这几天的任务就是完成这片示范基地核桃的高接换种，为月底我市召开核桃高接换种现场会做好准备。今天来到这里的有自治区核桃办技术员，市局技术员，县局技术员，韦工和黄兴两位技术员，以及来帮忙锯树的几位兄弟。希望大家相互配合，团结协作，共同完成好我们的任务。我们局里的几位同志要多多向其他技术员学习，把你们的业务水平提高到一个新台阶。”

黄局长说完，张所长也讲了一下，提出一些技术上的要求，并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提问。我说现在是十二月份，正进入隆冬季节，果树休眠，树液不流动，嫁接难以成活，能不能推迟到元月底二月初？黄局长说：“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考虑，市里要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只要我们按照技术规程完成任务，活与不活是另外一回事。”

听口气，黄局长也很不情愿，但政府下的任务他必须去完成。

领导就是这样，只要他想做就做，今天，为了一个什么现场会不顾客观条件下达不切实际的任务，还美其名曰为民办实事，如果真的是想为民办实事，在发动群众种植的时候就从苗木质量抓起，不要拿劣质苗来给群众种植。给群众造成损失了不但不自省，不道歉，不追究责任，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歌功颂德，真正的把人民当傻子。三十年来，都在重复着一个同样的故事。

“下面由市局小包给大家做嫁接示范，大家要好好看，好好学。”黄局长的话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

于是有人架梯子，有人拉横幅，有人拍照，大家忙的不亦乐乎。922和306大概第一次看到这阵势，有点不知所措。

这时，路上来一辆车咔嚓停住，一会，一个瘦个子从车上下来，问这是个什么情况，黄局长大略地说了一下，瘦个子咿咿呀呀的叫，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们是广电局的，正好拍个新闻。又于是，区里的，市里的，县里的，都争先恐后的拿出各种横幅，竟然有九张之多！他们找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摆不同的姿式，做不同的动作，发表了无数慷概激昂的演说，照得了无数的照片，录得了无数的影像。就这么一件简简单单的、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的事情，一下子就衍生出九个内容，涉及到区、市、县三级多个部门，变成一件大好事，真可谓是各有所获，皆大欢喜啊。他们想的其实都是自己的利益，从没人去想过这些项目失败后农民的损失。

卷尾语

掩卷沉思，觉得很多东西想再说，却说不出来，很多事情想再写，却写不下去，不知道这样的故事还要发生多少，还要发生多久。用潸然泪下来形容此时的自己应该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