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八章》
共产党是无产者的政党,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工人地位非常高,工人阶级翻身做主的意识都格外强烈,特别是到了大跃进时期更是达到极致。
父亲说那时在单位干活都象是拼命三郎,加班加点到深夜都很平常。有时赶活干到后半夜,大家趴在机器上眯一觉接着干,不让谁加班谁都会急。甚至比着少要报酬和不要报酬,那怕家里父母患病,孩子无人照料,也都想法个人克服困难,绝不缺勤。父亲说那时经常有劳动竟赛,奖励也不过是个茶缸,脸盆或暖壶,但都会视为无比光荣也值得人前邻里间炫耀的事。
当下未亲身经历那个年代的人很难理解那一代人的情怀,未曾亲眼见过这种已无私奉献为荣的人,也很难理解真有那种以身许国的信念。
我1976年下乡,1979年顶替父亲进大陆橡胶厂,当时有个师父叫窦树槐,就是这样的人。听父亲说1958年窦树槐和妻子把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托给一人家,除去每月送钱时去看一眼儿子,父妻二人在厂里没日没夜的干,年年都被评为劳动模范。以至于儿子成人后,见父母都象见客人,到父母家就好象走亲戚,甚至连上班,处对象,结婚,生孙子都事后知道。而窦师父后来成了我所在部门的负责人,是每天来的最早走的最晚的人,而且最脏最累的活也一准有他。他50多岁了甚至和小青年比着扛钢管,抬电机,还上夜校学专业技术。我常常在上夜班时见他在车间顶部的一铁制阁楼上查资料。
父亲退休前属供销科,按说当年知青回城顶替都是父母在那个部门,孩子就进那个部门,我本应该也进供销科。但父亲生怕我年纪轻轻就与钱财打交道,弊大于利,遂特意找到大跃进时交的挚友窦树槐,楞是把我调到又脏又累名声也不咋地的锅炉房上班。也许恰恰是这种“后门关系”,两年后当我的身体实在不能承受锅炉房的重体力活时,便把我调到化验室。
当时锅炉都是人工上煤,一班要推进几十车煤,夏天操作台能有五十度,而且灰尘特别大,下班脸是都黑的,进食堂人都躲着,不洗澡根本没法出门。后来见到供销科的人都衣着笔挺,还经常出差走南闯北的,心还着实怨过父亲。
但到化验室后就似一步登天,每天看书读报喝茶聊天,也才有了我长达15年近似书斋般的人生经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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