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七章》
少时印象深的还有1963年天津闹洪水,那时家中没电视也不定报纸,新闻都是听电匣子广播的,而我们孩子们就知道疯玩,听的时候也很少。能记住的就是父亲好长时间都不在家,每天晚上五,六点,我和妹妹就在胡同口翘首倚盼,直到一天看到满身泥泞疲惫不堪的父亲自北大关方向回来,我和妹妹飞奔上前,扎到高大魁武的父亲怀中。后来父亲说到抗洪时的凶险程度,说海河下游河面多以高出城区,军民日夜死守吃住在河堤上,最惊险时甚至用成车的面粉堵溃口。
还有一件事印象也特深,我家对门住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精神病人,夏天时常不穿衣服出来,邻里都敢怒不敢言。本来这脚行胡同都是门挨门的门脸房,那家都五,六口,男男女女夏天在胡同乘凉更是平房区的普遍现象。四十多岁的父亲看不下去几次出面阻止其的流氓行为,使其怀恨在心,终在一次父亲近前阻止时拿出菜刀猛砍父亲头部数刀,而上前夺刀的母亲右手腕也被严重砍伤。众邻居连忙叫了两辆三轮车,一前一后送至北马路的二中心医院,我清晰的记着跟着三轮车跑到医院的场景。好在父亲被砍严重并无大碍,母亲伤口虽深也未致残,但都留下了非常醒目的疤痕,父亲当时应该算是见义勇为,但倘有不测或许也会改写我的人生。
大概是1964年前后,国家 也是为了减轻城市过重的经济和供给负担,提出工人还乡助农的政策,各个企事业单位都召开动员会,一对一的做思想工作。父亲也曾被厂里反复多次谈话,但父亲说家里人都在天津北京落户,大姐大哥二哥都在上学,家中又已无房无地,根本就没有回乡的可能。而二姨父在天津钢厂已是车间主任,但就因为二姨和几个孩子都在河北老家,遂回乡务农。而多年后城乡差别悬殊化,二姨在乡邻中一直以天津的姐姐自豪,而姨夫却终生因自己的选择在儿女面前内疚。70年代中期二姨父患哮喘病无钱医治,还特意到天津钢厂找当年的领导,好象还给了几百元钱。《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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