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知秋927的空间

父亲一生都是颇有规划的人，很少率性而为，即然想到把全家迁至天津，之前几年一定有所铺垫。姑姑与姑父结婚不久就落户北京，三叔1954年结婚之后不久也到了北京石景山的首钢上班，而舅舅也是在1954年到了北京官厅水库工作。父亲未曾说过他们如何落户北京，但我相信依父亲在家中及这些人心中的份量，推波助澜再所难免。父亲工作的福兴缝纫社的工友都是同乡，而姑父也是其中之一，姑姑姑父的婚姻或许也是父亲牵线呢？而三叔没父亲的首肯未必敢独自去北京，舅舅在我母亲婚后一定得到过父亲的格外照顾，不可能不受父亲言行的影响甚至对比自己大九岁的姐夫言听计从。

1956年天津各行个业开始公私合营，九月三舅爷的福兴缝纫社被合并到东昌橡胶厂，后改为大陆橡胶厂，文革时曾一度叫工农兵胶鞋厂。1957年一月母亲即抱着仅四个月的我全家来到天津，三间工房我们家一间，其它两间另外几个工友同住。奶奶故土难离说什么也不来，也别说十几间房，几百坪的大院子，还有枣树林和十几亩地说不要就不要了，这个决心是真不容易下的。可父亲去意已决，只让七岁的大哥陪奶奶，便带上10岁的大姐，四岁的二哥和襁媬中的我与快临盆的二婶先行回津。秋后奶奶一看实在拗不过父亲，加上大哥已到上学年龄，也只好来到天津，与二叔二婶一同住在三舅爷在老城厢南马路原天津高法后的一个小院的南厢房，三舅爷一家住北厢房。

幼时几乎每星期我都会去二叔二婶家看奶奶，从北门坐围城转的红牌蓝牌白牌有轨电车南门下，或进北门走户部街穿过老城厢公园再进城里二道街走着去。三舅爷三舅奶人特别好，每次去都给好吃的，还有二叔二婶知道我们家人口多生活困窘些，吃完饭还要给一毛钱让我和妹妹坐电车回家。有是为了省那二分钱电车钱，多晚我们也自己走，穿行在曲曲弯弯的狭窄的里巷里，妹妹怕的都不敢松我的手。三舅奶奶也不知是那的人，总把肉说成“漏”，而且从来没烦过我们去，慈祥的很，吃饭就总是让我们吃“漏”吃“漏”。文革时我有一回看到她和三舅爷站在院门口的二把椅子上被造反派批斗，也不知被辱的心病还是真有病，在我很小时好象就是1967或1968年三舅奶奶就病故了，年龄肯定不会很大，因为我的大表叔大表姑和我大姐几乎同龄。

1958年大跃进后，由于农村大炼钢铁闹浮夸风荒废了粮食生产，加上中苏交恶要还苏联援助中国各种基础项目的债务，甚至志愿军援朝的战争消耗，全中国都进入困难时期。网上说的全国饿死三千余万人应该就是那个时期既1960年前后。

我记得那几年每次吃饭父亲会用秤称，更不是馒头窝头什么的，而是高粱米麦麸豆腐渣菜叶罗卜英子等的混合物，根本成不了团，好象叫“拿糕”拨碗里吃，有时是先分堆后再称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