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虎

复兴关学精神，关照当下人生

复兴关学精神，关照当下人生

——读史飞翔先生《关学与陕西书院》一书

杨广虎

朋友史飞翔和我相交二十多年，一直专注学者型散文的研究和创作，取得了喜人的成绩；近年来，又转型到“关学”以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深入研究，并付之实践，创办了“太一书院”，撰文演讲，组织活动，为恢复书院传统、重振关学精神，关照当下人生，传递社会正能量，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其精神令人赞叹。

“关学”即关中（函谷关以西、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之学，是从地域角度而言的，因为无论申颜、侯可，还是张载，都是关中人，“关学”中弟子也多为关中人，故称之为“关学”。如果就关学的内涵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我出生西府宝鸡乡村，有名的“横渠书院”离我家不远；我觉得深受周秦礼制文化影响，从小或多或少、潜移默化也接受着“关学”，可惜张载卒后，“关学”式微。

飞翔历时二年多，呕心沥血、亲力亲为，以“鹦鹉救火”的精神，飞蛾投火般投入到对“关学与陕西书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认真的看了这本书，对“关学与陕西书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觉得飞翔的这本书起码有以下贡献：

一、比较系统地对“关学、陕西书院以及关学与陕西书院的关系”做了认真梳理和深入研究。全书分为关学概论、书院概论、陕西书院、关学与陕西书院的互动四大部分以及相关附录。简洁明了，让人一看就懂，可以说这次认真地梳理，对“关学”的普及以及“陕西书院”的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关学”是一门学问，需要系统地研究，许多人只知道“关学”或者一提到张载就觉得他就是“关学”，缺乏比较全面的了解，飞翔从关学的概念、源流以及代表人物及著述等方面做了认真梳理，条理分明、繁简得当。同时，他为了让大家对陕西书院有一个比较完整、深入的了解，专门写了一章“书院概论”，最后就“关学与陕西书院”互动关系，作者做了深刻的论断：“关学为书院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书院使得关学的以更好地传播，两者相得益彰，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二、创新的提出了自己对“关学概念”的理解。“关学”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指关中地区的额学问，即通常说的关中学派；狭义指北宋时期由张载创立的以张载为代表的理学学派。飞翔认为，前者失之宽泛，后者过于狭隘。他把“关学”往前伸了一点，往下拉了一点，认为，“关学”是指北宋哲学家、理学家张载创立、由其弟子继承和弘扬，历经宋、元、明、清延续至今，仍有一定影响的关中理学学派。我看过一些“关学”的书，包括《二曲集》，深深地认识到，“关学”博大精深，余脉不断，毋君置疑，张载是“关学”的创始人和领袖，但不是“关学”的全部。“关学”，作为一个哲学术语，是指以北宋张载为代表的哲学流派。作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张载的“关学”与濂、洛之学并驾齐驱，自成体系，影响深远，它的诞生标志着“西北学术文化由经验、制度、民俗层次升华为理论哲学层面。”他的弟子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范育等，直到近代我知道的牛兆濂、蒋古庵等，对“关学”的丰富和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当然，飞翔对当代书院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办学的口号就是“复兴关学精神，关照当下人生”。我同意他的观点，书院不是简单地国学复古，不是礼仪表演，不是喝茶论道，要把它落地生根，演变成为有温度、有生命的学问，不能急于求成，变成知识的“储存器”或者人才市场上的“牺牲品。”

三、积极探索“关学”以及“陕西书院”对陕西人精神的塑造和当下生活的现实意义。《关学与陕西书院》作为陕西书院的集大成之作，以地方志为依托，对陕西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书院进行了一一梳理，对当下新兴的现代书院也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作者总结出陕西书院的文化传统，陕西书院与关学的互动关系以及陕西书院和关学对陕西人精神的塑造。尽管它是一本地域文化研究方面有一定的探索意义的书，但对当下生活也有一定意义。张载穷究儒家经典，冥搜旁求，细读《中庸》，探访释老，求诸《六经》，苦心力索数十载，最终了悟儒、释、道互补真谛，以儒为本，取舍扬弃，逐渐形成了自己崇“实”尚信，经世治国的民本主义学说体系，后人继续研究、弘扬。因“关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对其以后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张载的人生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哲学四句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民胞物与”的“大同”和谐世界，这些论断，得到了海内外学人的认可。英国的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高度评价了张载的“宇宙论学说”，并引用了张载的《西铭》中的一段话：“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以肯定新儒家“任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的合理性。“关学”千百年来受到世界的关注和弘扬。“陕西书院”也不例外，虽然人们对它的认识不足，但书院体现了书院大师们治学态度上刻苦、严谨；在治学目标上求实、创新；在治学风格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治学方法上注重读书、勤集资料，这些优良的传统需要我们继承。西学东渐，直至今日，填鸭式的知识教学、速成班的应试教育，面对这些，我们无可奈何；我觉得书院是一种很好的补充，特别对人的修养提高有很好的裨益。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在书院这种安静的文化氛围中实现自我修复，我经常去“关中书院”闲转，就是为了感受哪里较好的“文化生态”。孟森尝言：“清一代学人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胡适也说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我们要对“书院”一个中肯的评判，重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结合当下社会，不断弘扬发展。 可以说，“关学”以及“陕西书院”是“陕西的文化名片”，它对陕西人精神的塑造、人格的塑造、建立文化自信、提高人文素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深知，一本书不可能包罗万象，成为材料的堆积物；也不可能只有干条，没有血肉。《关学与陕西书院》飞翔一次人生的探索和实践。对于一个不是科班出身、没有经过专业系统学习和培训的写作者，形象思维有时难免大于理性思维。我想这不应成为苛责的口实。我个人一向不反对学术的严谨，但我更喜欢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学术研究，哪怕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和不够完美。做学问，不仅要孤守寂寞，还要关注当下社会；飞翔除了理论研究，还亲自去了书院研学，我觉得游学之旅对他的帮助肯定是很大的。

著名文史学者刘梦溪，从地域流派角度讲，中国有两个地方的人物是可以成立的，一个是浙江绍兴，因为这个地方是出“师爷”的地方，近代出了很多像鲁迅、蔡元培等一批大师；第二个就是关中人物能打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祖武表示，在未来5到10年，陕西乃至中国学术界一定会出现一批以关学为依据的优秀研究者。飞翔的这次尝试，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

2016年5月3日匆于南山

备注《关学与陕西书院》，史飞翔著，2016年3月由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