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裂志》:“神实主义”写作的“炸裂”杨广虎

发布时间:2016-04-05 09:30 阅读量:65 日记本:《个人日记》

《炸裂志》:“神实主义”写作的“炸裂”

杨广虎

多年前,有朋友就给我推荐莫言和阎连科以及他们的小说,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究竟什么是“世界意义”,我尚且不知。在生活的逼仄下,在新闻、信息、资讯等高度发达的现实状态下,文学、小说和小说家,都逐渐被人遗忘,小说有时候成了现实生活的表象复制,毫无思想和哲思;文学阅读成了一件令人奢望的事情。人心浮躁,愤青的年代已经过去,静下心来读一本书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最近接连几个晚上读了阎连科老师的三本书,《坚硬如水》、《我与父亲》、《炸裂志》。特别是《炸裂志》,书腰上大大的字写着:一部“神实主义”力作。着实有点吓人。还有一行小一点的字:沧海桑田,繁花似锦,却是以鲜血和良心为代价;一部炸裂志,就是一部灵魂出窍、脓血交融的当代世道人心史。看来,买书不易,作家不易,书商费劲脑汁。

为什么起名《炸裂志》?阎连科老师解释说,之所以想到用“炸裂”命名小说中的城市及书名,是因为“炸”和“裂”特别贴切地归纳了三十年的历程。经历了爆炸式的经济发展,而转型中的社会也蕴含许多分裂的因素,人性和道德的沦陷。因为是用“地方志”的形式和结构创作的长篇小说,因而取名《炸裂志》。

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诗意,直戳戳、明晃晃的名字——《炸裂志》,沿袭了阎氏一贯的直接风格,简洁明快,在“志”的“写实”中和小说的“虚构”中,信马由缰,发挥着自己超常的想象力。

《炸裂志》是阎连科继《丁庄梦》《风雅颂》《四书》之后又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共十九章,通篇讲述了一个名叫“炸裂”的地方,北方耙耧山脉深处一个村庄,我觉得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深圳或海南的翻版,也有东莞、鄂尔多斯等新兴城市的影子,以炸裂村孔、朱两家的恩怨仇恨为线索,从村到镇、到乡、到县、到市,最终变成超级大都市的故事。而主人公“孔明亮”像所有具有政治野心的领袖一样,神奇般地冲破世俗、传统、伦理,以及所有官场和人际规矩,最终传奇般地直达超级梦想。阎连科老师以神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荒诞、夸张、魔幻地呈现了"炸裂"由百人之村巨变为超级大都市的混乱故事,透视出时代变迁中的权力、性,女人等狂野欲望,撕心裂肺的人性之痛,家族间的恩怨情仇,历经沧桑暖意未散的世道人心……

我之所以说,《炸裂志》是“神实主义”写作的“炸裂”,残酷而悲壮。更多的源于富有野心的小说家阎连科老师编织了大量寓言、魔幻等各种写法,在欲望叙事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狂放荒诞,膨胀炸裂。坐着他的小说“高铁”,体验他的“无法无天”的疯狂,极致的夸张,让人有一种新奇和震撼;有时候跟坐“过山车”一样心惊肉跳,感官和精神得到了一次历练,奇妙吊诡。当中国一些作家沉陷于现实沉重的泥潭之时,疲于应付或者江郎才尽之时,阎连科却另避蹊径,轻松驾驭着自己的小说,不是继承传统、不是走进西化,而以自己极端决绝的写作勇气,新鲜的文体、叙事手法等结合在一起,从“零”开始,向文坛发出一种尝试性的挑战。

尽可能的创造和探索,实现着自己的写作梦想和主张。

写到这里,有必要我们学习一下阎连科老师的“神实主义”,这是他提出的一种新的文学创作概念,也是某种个体语境的表达。

“神实主义,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他指出建基于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还指出“神实主义”既不是哪个作家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一个作家的梦中呓语,而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其来有自的文学现象。他认为,中国现实的复杂性,甚至已经超过作家的表现力,但这正说明作家的想象力在退化,因此他希望找到中国式的、更现代性的写作方式。

我个人向来不爱探讨过于空洞深奥的理论,偏爱自己的阅读体验。如果说“主义”,是共性的概念多些,“神实主义”也应如此。写作作为个体劳动,恐怕个性的东西最重要;无论什么理论,恐怕最终还要作品说话。阎老师如此说,我想他更多的基于在倡导一种写作态度、写作方法的创造,企图摆脱“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表现主义”、“魔幻主义”等,寻求一种自我的“突破”,建立一种新的叙事秩序,以期获得“真正地、彻底地获得词语和叙述的自由与解放”实践了作者的自创概念——“零因果”叙事。

阎连科老师说过,当今中国的写作丰富得很,可以迎光写作,写正能量作品,可以是借光写作,经济改革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作家可以借着这道光写作。“此外还有一种写作,它要穿过光明走进黑暗,看看黑暗中到底是什么东西?另一扇没有推开的窗子后面有什么人?他们有怎样的内心世界?”“文学就是这么奇妙,你可以关注现实,也要允许别人不关注现实”,他说,彼此共存,才能让文学丰富。

作家雷达说,我之重视阎连科近年来的一批新作,是惊奇于他能够将真实推向一种陌生而警醒的程度,以至大大超越了表相的真实性,进入到人性和灵魂的深邃真实。仿佛是出于一种天赋才能,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将本土与现代,传统与先锋,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形似与神似,扭合在一起,且不见人为痕迹,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风格和表述方式。看局部,看细节,全然是乡土的、写实的,历历如绘,栩栩如生,然而,它们的指向却是形而上的,整体上像一个大寓言,是对人生对政治对文化的深刻反思,寄寓着作者对一些带根本性的生存问题的独特看法。他近年的小说,基础是写实性的结构,升腾而起的却是意象的海市蜃楼,他主要写人的境遇,人的韧性,人的迷狂,力求写出我们民族灵魂中某些更本原的东西。

阎连科老师作为作家,没有大学教授学院派写小说的艰涩,没有《黄雀记》的精致,没有《繁花》的唠唠叨叨,琐碎不堪,当然没有一些乡土小说的极具沉重和都市小说的虚浮繁华。他是文坛的“急先锋”,以自己内心特有的逻辑和思维,大胆地制造着奇特和新鲜的荒诞,一次又一次颠覆了人们的审美惯性和思维惰性。

写这部《炸裂志》的时候,我想阎老师肯定做了许多功课,熟悉这段历史事件、新闻故事等等,在他的小说里,隐喻、象征等无处不在。我自己感到,“神实主义”说到底,想内心不受干扰,自由写作,倾听自由的呼吸,运用一种自我的逻辑达到“通感”,与读者一起起起伏伏,在荒诞中让人反思。

我喜欢他的一些精彩的短句,为他的小说增彩不少。虽然“炸裂”是粉碎性、破坏性的,但也有人性温暖的一面,有反讽的意思,欲说还休,耐人寻味。

他们都笑着,彼此望一会儿,在街上亲了嘴,看街上空旷安静,万里无云,人都到镇上、工厂、矿山忙着事情了,后村的街道静得像夜晚,除了风声和日光,鸟雀和家禽,再也没有别的走动与声息,他们就在那十字街口上,头枕着一个坟墓的脚,把菜和肉搁在一块墓碑上,轰天轰地做了一场男女的事。完事后,他们穿好衣服起来拍拍身上的灰,看一条狗在那惊奇地望着他们俩,又朝那狗掷去几块石头就往村后家里走。路上拉着手,爱情在他们的手指间,像找不到家而沿路来回跑着的狗,使他们的手指都有了惊颤颤的感觉和跳动。回到二狗的家里去,关上门,又看看果树上飞的蜜蜂和蝶子,她就对他说:“我去做饭吧,我是保姆你是读书人。”

有一次,明光提着一兜青菜从学校回来了。小翠提着二斤牛肉从街上回来了。他们在原来炸裂村的十字街口碰到一块儿,都看了十字街上那坟地,又都笑一下,明光说:“天气真好啊——听说镇上又发现特大铜矿了。” 

小翠说:“不对吧?听说山那边又发现金矿了,以后炸裂买鱼买肉就直接要用金子兑换了。”

然后县长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和院长握了手:“你回去对我老婆说,孩子就叫胜利吧——镇改县终于成功了,胜利了,孩子就叫孔胜利。说我忙完县上的事,就去看他们母子俩。” 

院长就走了。 

院长走后县长把办公室的主任叫进来,让他立刻起草一份文件发下去。“他妈的,一个破院长不仅看了我老婆,还敢说她宫门很开阔——发份文件免了他的职!”

全村人用痰水把老村长朱庆方凝塑成一尊像,痰液呛死了人,墓碑上写下了:最忠诚的老党员朱庆方之墓。主人公孔明亮的父亲孔东德死在了一个娱乐城小姐身上,却说“说父亲孔东德有了心脏病,死在天外天一个姑娘身子上。”一座“欲望之城”成了官、权、小姐、奸商等藏污纳垢的“肮脏之城”,偷盗、偷情、虚假四处泛滥。

这就是阎连科老师笔下的“炸裂志”。

有人说,这是一部对“内真实”的一次尽情书写,一步独立行走的求索自问和冥思。任何一部作品,鉴赏也罢,评判也罢,我想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阎连科老师特立独行,敢于挑战、用于创造“神实主义”的“共工精神”值得让人佩服,但不能说他的小说已经非常完美。

这就是我想说的,《炸裂志》是“神实主义”写作的“炸裂”的另一个意思。

“炸裂”之后,一切会化为灰烬、化为飘渺、化为虚无。这种“神实主义”写作,有些“快餐文化”,让人急速阅读之后,感官得到一定刺激之后,就给我们的是什么了。

我个人认为,《炸裂志》是阎连科老师写作历程的一次大胆的实验,无关功利写作,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不容忽视。小说过于直接和粗浅,书写表象的东西太多,有时候个人主观意思很强,这种观念化的写作,过于简单,不够丰满,而且太过于纵情。让人觉得像是一个新闻事件肆意放大、一篇中短篇人为故意拉长的“长篇小说”。

中国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和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作家基于自己的写作经验和创新精神,很精准的表现现象下的本质。《炸裂志》多了许多新闻的现象:小姐、裸体宴、买官、卖官、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土地流失、白纸条等等,但少了人性的挖掘。过度醉心“神实”,现实极端、荒诞,故事简单、失控,让人物成了“灯影”,扁平、呆板,没有个性和善意可言。

我想,无论什么“神实主义”,都不能脱离现实,哪怕是童话、神话,也有现实的影子,否则没有什么让人阅读的兴趣和艺术价值。

先不评说,文学有没有教化的功能。如果说,“神实主义”还有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需要,我希望阎连科老师能注意到这些。冒险就意味着要承受一切可能。勾勒式的“神实”只能消弱文学作为艺术的感染力,缺乏文学经典的“工匠精神”,也有可能让自己自我陶醉和麻痹,深陷写作的荒诞和荒唐、迷茫之中去。

阎老师说过,从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种写作——它愈是黑暗,也愈为光明;愈是寒凉,也愈为温暖。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让人们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写作,就是那个在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这样一来,人们就能看见黑暗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开黑暗与苦难。

“你来自于黑暗,又归于黑暗,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苏醒”,读了韩少功老师《日夜书》关于生命的论述,伤神之余,却发现这就是生命的本质,更像是一种哲学思考。

“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的盲人”确实为了别人;自己能看到多少,懂得多少,恐怕只有自己知道吧?!

2016.4.4清明节匆于南山

简介:

杨广虎,男,70年代生于宝鸡陈仓,初中时期开始发表小说和诗歌,活跃于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校园文坛,出版个人作品集多部,曾获得西安文学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理论奖,第三届陕西文艺评论奖、第二届中国徐霞客散文游记奖等。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评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散文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等。陕西省委宣传部、省作协“十佳散文作家”,首届全国青年散文作家“十强” 等。

第三届陕西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等。

高级经济师,硕士,1996年至今在西安秦岭终南山生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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