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逸的空间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里，将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定义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本人认为是不科学的。 众所周知，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是此消彼长、相互斗争的关系，总是表现为矛盾的一方最终战胜另一方，使事物达到新的统一，在新的统一体里又孕育产生新的矛盾，如此循环推动事物不断向前发展；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两个方面不是对立的，是此长彼长、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将相应促进人类对物质文化需求的提高，对物质文化需求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人类不断去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体现的是社会的发展状态，自人类社会以来，直到今天，在任何社会，“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总是超前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是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常态，也是人类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动力。这种状态至少要持续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极大丰富而可以“按需分配”的时代，因此，不能说是社会矛盾，更不能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特有的个性特征。

生产力水平体现的是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表现的是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和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斗争。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人类不断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过程，当然，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活动肯定受到社会矛盾的影响和制约（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表现）。

作为社会矛盾，是人与人的矛盾，其实质是利益斗争。不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都是围绕利益斗争这个核心展开的。在阶级社会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如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农民同地主阶级的斗争；在民族对立中则表现为民族斗争，如中华民族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阶级对立逐渐消失，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社会利益分配中呈现的矛盾冲突与思想斗争则逐步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尤其是在当前利益调整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利益冲突的矛盾尤为突出，并且由于这一时期尽管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但还尚未出现明显的阶级对立，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呈现出复杂、多样性及多层次的特征。在体制层面存在共有与私有之间的利益矛盾与斗争；在社会层面则存在：有产阶层（或私营企业主阶层）与雇佣工人的劳资矛盾、贫富悬殊矛盾以及各局部之间与不同领域之间利益不平衡的矛盾，等等。而当前最为明显与突出的是贫富悬殊的矛盾，如果私有化进一步推进，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深，势必产生新的阶级对立，那么阶级斗争又将可能成为主要社会矛盾。

一个国家如同一个家庭，其幸福不纯粹建立在富足的物质基础上，国民的幸福感更重要的还在于社会的公平、和谐，一个社会制度是否优越也正在于此，一个公平和谐社会矛盾缓和的社会，其发展也自然是无可比拟的。因此，在当前，我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着力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以避免产生新的阶级对立和矛盾。同时，建立科学的分配制度，合理妥善解决各领域之间、各行业之间、各地区之间、各集体之间及群众之间正常的利益矛盾。

邓小平也曾说过，如果我们的改革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而走向了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就是失败的。倘若那样，那我们的党就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了。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进步的事业需要先进的理论作指导。我们的理论、宣传、教育要准确把握正确方向，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与意识形态。对那些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属性来模糊甚至否定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理论宣传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警惕，尤其要警惕与防止那些借社会主义之名，实为贩卖资产阶级理论学说与价值的反动理论与宣传，特别是像雅科夫列夫那样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反社会主义反的反动分子的极具欺骗性的蛊惑言论。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是深刻的，前苏联的反社会主义势力首先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打开缺口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而我国则更要十分警惕反社会主义势力从经济体制上打开缺口，侵蚀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