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朝霞

七月九日，我前往深圳参加首届全国慈展会。当晚戴君约我前往东莞去看赵君。

七月十一日戴君得知我有空，一大早便开车接我。三年没见戴君了，看上去依然是那么神采奕奕。

我与戴君相识于一九八二年，在一次团代会上通过交谈，从此意趣相投，成为同学加朋友。此君时年英俊，意气风发。因才华横溢，侍才傲物，愤世嫉俗。

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他与我们几个文友活跃在青年社交圈。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大别山智力开发协会，组织一批年青人开展文化沙龙活动。我们探讨政治、哲学、法律和艺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为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奔走呼号，然而，我们这批活跃分子很快受到当局的关注。戴君因在一次讲课时发表所谓不合时宜的讲话，受到教育部门的追究。协会工作因得不到当局的支持很快走入低谷。戴君一气之下参加全国律师考试，转行干起了律师。满怀正义感的戴君很快又得罪了一批权贵而遣到打压。

戴君本非池中物，若干年后他便辞去公职，一路南下辗转于汕尾、广州、深圳，最后在深圳一所大学当了教授。近几年他攻读哲学博士，又被提拔为副校长。

我和戴君在前往东莞的路上，谈起这些往事时不禁都感慨不已。戴君不久前写了一本书，对中国成人教育制度进行了重新解构与反思，在学术界很快引起关注。我曾调侃地给他发了一个信息说，戴君在风花雪月之余构此大作，甚为欣慰。

这次我俩一路聊到东莞，重温过去的故事，留下了一路的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