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读懂青春年华里的希冀？

中江兆民在明治思想界的独特之处和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为当时风靡日本全国的“脱亚入欧”思潮所诱惑，能够用冷峻的眼光对本民族进行审视和展开深沉的思考。他感叹日本人缺乏“独创的哲学”，因此“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他指出：“从海外各国的角度来观察日本人，日本人极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前进，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然而他们浮躁和轻薄的重大病根，也就正在这里。”（《一年有半》）福泽谕吉、高山樗牛、德富苏峰等人正是这种“浮躁和轻薄”的文人，他们很能顺应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帝国主义思潮，从本民族眼前狭隘的实利出发，不约而同地投入西欧国际体系的怀抱，而中江兆民高瞻远瞩，从日本民族长远利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他认为，“我们日本正应该省悟自己的天职是什么，应该考虑自己百年后的命运如何”，因此，“不论我们国家是怎样的强盛，邻国是怎样的软弱，假如我们无缘无故派兵到邻国去，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外表的事物终归是不能战胜理义的”。日本近代帝国兴衰的结局，完全证实了中江兆民的远见卓识。

发表于1887 年的《三醉人经纶问答》，是作者对日本国家“经纶”—— 国家前途的正确方向进行深沉思考的国际政治思想名著。此书满含浓厚的文学兴味，它设想三醉人——民主主义者“洋学绅士君”、侵略主义者“东洋豪杰君”及自由主义者“南海先生”，把酒畅谈天下大势，展示了明治时代日本民族探索前进道路时的真实心境和政治思潮。

洋学绅士主张日本成为完全的民主国家，完全的文化、道义国家，成为“民主、平等、道德、学术的试验室”。他认为政治上必须遵循“进化的法则”，这就是由专制主义到立宪制度，再到民主政治。“啊！民主制啊！民主制！君主专制，愚昧而自身尚不知其过；立宪制虽知其过，但也仅改了一半；民主制光明磊落，胸中没有半点尘污。”“在君土专制的国家里，可称为人的只有王公贵族，余者百万生灵，均为精神不健全的酒囊饭袋而已！”

而在立宪制度下，人民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由于设有君主和五等爵位，所以在一国的民众当中有一种更尊贵的东西，大大有别于其他东西，这就是在平等的大义上终究不免有所欠缺。”就这一点来说，天皇制不消说也是愚昧、未开化的制度。惟有民主共和制，实现了“政事的进化”。绅士君引吭高歌民主制：“你头上只有青天，脚下只有大地，心胸开阔，意气风发。要说时间的话，那无始无终，不知前后有多少亿的永劫就是你；要说空间的话，那无内无外，不知左右有多少亿万里的太空就是你。”这就是绅士君的理想——让日本走彻底民主化的道路。

从这一彻底民主化的立论出发，绅士君产生了第二个设想，即日本必须成为彻底废除军备、放弃战争、永久中立的和平国家。绅士君认为，“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没有其他主人时，国名只不过是地球某部分的名称而已”，“我与他人没有区域的界限，不会发生敌对的意识”。因而，可以说民主制“把世界人类的智慧与爱情融为一个大的圆形整体”。绅上君引用康德的话说，要想得到一切国家停止战争、维护和平的好结果，除非各国都采用民主制，否则是不可能的。各国既已采用民主制，此时，人民的身体不复为君主所有，乃自己所有。假如人民归自己所有、能自己作主，岂有自相屠杀之理。

作者中江兆民借绅士君的嘴对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19 世纪的今天，以武威为国家的光荣，以侵略为国策，强夺别人土地，杀害别国人民，一心想当地球的主宰者的国家，真是疯狂的国家啊！”

他认为日本不能、也不应加入帝国主义强盗队伍的行列，因为“疆土狭小、民众寡少的国家，如不以道义自守，则无其他可凭恃”。“诸如区区一小国的人民，如今仅仅出兵十万，遣军舰百十艘，运到遥远的国外去侵占土地，欲用以扩大本国经济的流通，那么，这不是愚蠢便是发狂。”日本的国家前途应是“建立民主、平等的制度，把人身的自由归还给人们，拆除城堡，撤消军备，对他国示以无杀人之意。同时，示意相信他国也无此意。使举国上下成为道德的花园、学术的田圃”。进而“使地球上各国合而为一个大家庭”。

当绅士君谈到这里的时候，豪杰君冷不丁地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有凶暴的国家，乘我们撤除军备之机，遣兵来袭，我将如何对待呢？！”

绅士君说：“据我所知，绝无如此凶暴的国家。如万一有之，那么我们只有各自为计。但是，我所希望的是，我们不持一件兵器，不带一粒子弹，从容他说：‘我们对你们没有做过失礼的事情，幸而我们也没有受谴责的理由。我们国内实施共和制，没有争执。我们不愿你们干扰我们的国事。你们赶快回去吧！’他们仍不听，荷枪实弹对准我们时，我们大声疾呼：‘你们为何如此无礼无义！’于是饮弹而亡，别无良策。”

豪杰君听后揶揄道：“绅士君数小时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论世界的形势，讲政治沿革，而最后一着只不过是让举国人民拱手在敌弹下送死而已。说得太轻巧了！有名的进化之神的效验果真如此吗？”豪杰君认为绅士君的意见不过是书生的空泛之论，在英、法、德、俄等国的百余万军队蚕食亚洲之际，“高唱区区的自由平等的大义，述说四海兄弟之情”，真是愚蠢之极。他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小国，要求得富强，必须走扩军备战、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他的观点类似于福泽谕吉“杀鳅养鹤”的论调。他隐晦地暗示，像中国这样的邻国，“国土非常辽阔，资源极其丰富，但它又非常衰弱..虽有百余万军队，但杂乱无训练，一旦危急毫不顶用..这是一只极肥的上供用的大牲牛。这就是天赐给小国使其果腹的食饵。为什么不快去割取一半，或割取三分之一呢？..把该国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割取过来为我国所有，我们将成为大国！物丰人众，加之施以政治教化，可建成城垒，可铸大炮，陆地可动员百万精锐之师，海上可排出百千艘坚舰，我小国一变而为俄国、英国..夺取以自富自强，比不夺取以自灭，岂不是好得万万倍吗”！

对这些观点，南海先生说：“绅士君的民主制度和豪杰君的扩张主义，都是由于对欧洲强国的形势过虑而产生的。”他否定了这些极端观点，认为现实的良策是，“无论世界何国都要与之和好，万不得已时，也要严守防御的战略，避免远征的劳苦和费用，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对待亚洲邻国，主张“我们最好与之结为兄弟邻邦，缓急相救，各自可以自动援助。妄图大动干戈，轻率以邻为敌，使无辜民众死于枪弹之下，那是下策”。

这个南海先生可以说是作者中江兆民的化身。当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人纷纷主张日本走“脱亚入欧”的道路、加入西欧国际政治体系时，中江兆民却针锋相对地对西欧国际体系的“内部原理”和“外部原理”展开了批判。

如对中国，福泽谕吉视其为“恶友”，作者则借南海先生之口，表达了友好相处的美好愿望：“如像中国，无论从其风俗习惯来说，抑或从其文物风格及其地势来说，作为亚洲小国的我国，应该与之友好，巩固国交，绝不可以怨相嫁。到了我国特产日益增加、货物丰富的时候，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在是我们的一大市场，是取之不尽的利益源泉。不考虑这一点，而按一时发扬国威的念头，以一言不合为借口挑起争端，我看是最坏的下策。”

面对欧美列强侵略东亚的严峻情势，南海先生主张日本及其他亚洲人民奋起自卫：“假如他..果真敢于狡猾地来侵犯的话，我们只有全国皆兵，竭力抵抗，或据守要地，或突然进击，进退出没，变化莫测。因为他是客，我是主，他不义，我是正义。因此，我国军队，不论将校兵卒，同仇敌忾，士气旺盛，有什么不能自卫的道理呢？！”“我们亚洲各国的士兵，想用他们征伐时则不足，用以防守时则有余。所以，平时要加紧训练、演习，养精蓄锐，那么，为什么要担忧不能自守呢？！为什么需要按绅士君的计策束手待毙呢？！为什么需要按照豪杰君的策略招致邻国的怨恨呢？！”

《三醉人经纶问答》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逼真地表现了日本民族在近代青春期的理想与苦恼。从对外观的角度来看，在西风东渐的形势下，是“亚洲连带”、共同抗击殖民侵略，还是通过脱亚入欧而加入西方国际体系、与西方列强共同侵略亚洲？对这一重大课题，本书着力表现了当时历史条件的严峻性和日本人民选择历史前进方向的艰难性。书中的绅士君主张将日本建成彻底废除军备、放弃战争、永久中立的和平国家，无疑体现了作者的美好理想。但作者不得不承认，“人类进化过程决不是按几何学所规定的直线前进”，绅士君的理想只能是“尚未实现的思想上的灿烂瑞云”，而“瑞云是未来的祥瑞，只能以远眺为乐”。“绅士君，绅士君，思想是种子，大脑是田地。你真正喜欢民主思想的话，可以口述，可以笔书，把种子播撒到人们的脑髓中。这样，几百年后民主思想也可能在国内茂盛地生长起来。现在帝王贵族的花草正扎根于人们的脑髓中，只有一颗民主的种子在你脑髓中萌芽；如果想由此一下子收获民主的硕果，岂不荒谬吗？！”这段话，既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表现了作者对理想难于变成现实的无奈及苦涩的心境。书中的豪杰君是近代日本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在西方列强紧逼东亚的情势下，为了使小国日本不被吞灭，而提出小国变大国、变强国的对外征伐的政策。他的思想继承了幕未吉田松阴等武士的衣钵，以牺牲弱小的邻国以求得民族的自我拯救。作者中江兆民认为豪杰君的对外侵略主张不符合人类的“正义”，但豪杰君那种对邻国“夺取以自富自强，比不夺取以自灭，岂不是好得万万倍吗”的咄咄逼人言论，比起绅士君“我国人民不持一枪，不携一弹，希望死于敌寇之手，是为了使全国人民化为一种活的道德，成为永垂后世的模范”的迂腐之论，更具煽动国民心理的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作者通过南海先生，批判了西欧国际体系，否定了日本“脱亚入欧”的道路，这是全书进步的基调。但南海先生的见解也略显得苍白无力，以至于作者在全书的结尾安排他终日饮酒浇愁而已，这正是因为作者在当

时“有理者无力，无理者有力”的历史大环境下，深感历史二律背反逻辑捉弄人智的威慑力。

警句名言：

1.假使沿袭古人的思想，也就是如同在古人的田地里播种收获，那就是剽窃。生在古人之后，就要在古人开拓的田地之外另行播种，另行收获。

2.赶快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努力培养活跃的人民而不是死板的学者。

3.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

4.大丈夫一旦诞生在这个地球上，就一定应该在这里留下一个巨大的脚印。

后人评价

中江因为受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等条件限制，他的唯物论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他虽然坚决主张世界的物质性，但忽视了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因而在认识论上未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以致提出所谓“主客相即”说；他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

他的号“秋水”二字由在他家看过门房、后来拜在他门下的幸德传次郎（即“大逆事件”中被处死的幸德秋水）继承。这是明治26年4月的事，中江兆民时年47岁，而幸德秋水只有23岁。 幸德秋水对中江兆民的评价是：“先生自幼聪颖，通经史，善诗文。然其性情极为温良恭谨，却又颇为称奇。”因为他待在中江兆民身边，耳濡目染的全是中江兆民毫不留情地向权威开战的事例，和温良恭谨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