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菊人

这是一个真实的悲惨事件，发生在苏北某农村小街上。“文革”中的1974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有两只公鸡在斗架，鸡的主人是对门邻居，住路北的姓王，住路南的姓杨。王家的公鸡斗败了，落荒而逃；杨家的鸡穷追不舍。这时惊动了王家七八岁的小男孩。为了保护自己的鸡，小男孩拿着竹竿撵打杨家的鸡。杨家的女主人出来喝止小男孩。小男孩不听劝阻，继续撵鸡。杨家的女主人就去夺小男孩手中的竹竿，嘴里还念叨着：“你这孩子这么淘气！怎么老打俺的鸡？”小男孩夺不过大人，就坐到地上放声大哭，并呼喊他娘：“娘！，她打我！……”（其实他并未挨打）他娘闻声而出，见儿子坐在地上踢蹬着大哭，真以为受了多大的委屈，没问青红皂白，上来就去撕打杨家女人，还不干不净地骂着。于是两家女人便扭打在一起。街坊邻居赶紧过来拉架。好不容易把她们分开。又分别把她们劝回家消消气。邻居们说：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都是乡里乡亲的，平日又没有什么过节，别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低头不见抬头见，还要经常相处哪。

两家女人听劝，都不再吵闹了。邻居们以为这事过去了（真要过去就好了）。

哪知平地又起风波。王家的男人回家，听到老婆诉说，真以为孩子被人打了。他脾气本来暴躁，加之做了造反派的小头头，平日里就盛气凌人，更不用说吃亏了。听说爱子被打，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于是不由分说，就闯进杨家，把那家女人打了一顿。又被邻居劝住，才悻悻地回了家。

杨家男人回家，见老婆坐在院中地上，披头散发、抢天呼地痛哭流涕。他问明原因之后，也是满腔怒火，本来想去王家讨回公道，无奈生性懦弱，惧怕王家族众势大，更惹不起造反派，反而劝妻子忍下这口气，说什么“好人不跟狗斗”，“吃亏人常在，占便宜死得快”。（典型的阿Q精神）杨妻无端挨打受辱，自己的男人又如此窝囊，满腹冤苦无处申诉，悲痛欲绝，一时想不开，到晚间便仰药自杀了。

杨妻之死，死得刚烈，她以可贵的生命殉自己做人的尊严；就像“文革”中老舍先生义不受辱，投湖殒身一样。

杨妻之死，使两家男人都后悔莫及。杨家男人失去妻子，因窝囊出名，此后再也没有讨到老婆。王家男人，因斗殴致死人命（实际是殴打致死人命，因系造反派头头受到包庇），获刑三年。在看守所跟我关在一个号子里，向我讲之甚详；他终日长吁短叹，自怨自艾：“是我的孬种脾气，害死了别人，也害了自己。我当初要是不冲动有多好。”

是呵，脾气不好的人缺乏忍耐，容易冲动暴怒，俗称“属炮仗的，一点就着”。有这种性格缺陷的人，必须加强修养，尽力克制冲动。林则徐就曾书写“抑怒”二字，置之座右以自励。郭冬临曽说过一个小品，叫做《冲动是魔鬼》，具有明显的警示意义。我的脾气也很急躁，曾多次冲动，几乎酿成大祸。老来思过，深感忍耐和宽容的重要。当然，也不能矫枉过正，凡事都忍，该坚持的绝不能妥协。

老话说，能忍自安，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过去好认死理，争论问题非辩出是非曲直不可；往往因此伤了和气，得罪了一些人。其实，日常琐事，小事小非，鸡毛蒜皮，何必斤斤计较？南方某城（地名忘记了）有个“三尺巷”的传说，据说是清朝军机大臣张廷玉，家人因与邻家争墙界起了纠纷，写信向他求助，他复函说：“千里修书为争墙，让他尺许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照办了。邻人见大臣家如此大度，也主动让出了尺许，这样两家之间就形成了三尺宽的巷子来。至今传为美谈。张公可谓深谙老子“夫唯不争，故无尢（尢，怨恨）”的哲学精神。

古语有“小不忍则乱大谋”。是说不能逞一时之忿，而因小失大。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是为展现理想抱负；可惜晚节不保，未能大忍，以致冤死于未央宫吕后之手。司马迁忍蚕室之辱而苟活，是为留有用之身完成《史记》著述。周恩来在“文革”中之所以屈从毛泽东，正如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关于周恩来与“文革”问题时说的这样一番话：“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就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见冯锡刚《东方红》随想，载《随笔》2008.4期）

以上三位前人之忍，是忍辱负重，与胆小怕事、惜命保身而妥协苟活，不可同日而语。

“和为贵，忍自安”并不是绝对的，有很多事是不可以忍的，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例如，外敌入侵，事关民族大义，绝不能忍！否则，就是汉奸卖国贼！再如，个人权益受到侵犯和剥夺，应该拿起法律武器依法维权。否则，容忍退让，就是姑息养奸，纵容贪官恶吏继续为非作歹。事关个人尊严和大是大非，也绝不可忍让。所以当年马寅初先生，宁可丢官（被罢免北大校长）也决不向毛泽东屈服，誓死捍卫科学真理。历史作了公正的判决：优生优育，不仅是中国的国策，也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马先生笑到了最终。

总之，一事临身当慎思。私人之间的言差语错，芝麻绿豆般的利益纠纷，可忍则忍、能让就让。若是大是大非，该出手时须出手，决不能当窝囊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