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枫渊

八十年代初吧，那时候我还很小。

家在农村，上学时作业很少，放学后一无家庭作业，二无家务事可干。父母亲都在包产到户的自留地里干农活，我们这帮小孩子，因此，一回家掀开大铁锅吃两口旧饭，旋即就会聚在农业合作社时的大饲养院里。五花八门，谁的点子好就听谁的——玩游戏。我便是一大群伙伴中的孩子王。这不仅因为我的点子多、点子好，关键是我有一帮能让我站出来说话的铁哥们儿——如果高年级的伙伴故意捣蛋，我的铁哥们儿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将他们拒之门外，不能参与我们的游戏。

而我，最得意之作就是把老饲养员家的那头大公驴拉出来骑上两圈，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一番。不过，我骑毛驴的时候，他们放哨的放哨，拉门的拉门，各负其职、训练有素，绝不会让老饲养员察觉。玩上一两圈，我就跃下驴背，招呼一声：“打仗去喽！”大伙就各执兵器，我再喊一声“出击！”——那头大公驴也“呜哇呜哇”地乱叫，小伙伴们“哈哈哈”地大笑，我们就呼喊着“冲啊！”一起冲向村口的小山头。

有一次，我在家门前的水库边上放饲自家的大黄牛，老饲养员也牵着他的大公驴过来放饲。老饲养员用石头把觅撅（拴牲口用的小桩）砸进地里，然后把长长的拴驴绳子系在觅撅上，任由大公驴吃草。他找一块干净的石头挨着我坐下，从他旧的补丁摞补丁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黑布烟袋，把他那一尺多长的旱烟锅子往黑布烟袋里掏两下，口咬烟嘴儿，右手大拇指再把装着旱烟叶的烟锅头子按一按，很娴熟地划着火柴，往烟锅头子上一点火，赶紧“吧嗒”两口，烟圈一吐十分悠闲。

老饲养员开话了：“小祥子，你以为老爷爷我不知道你常骑我的毛驴子吗？”他再悠闲地吸上一口旱烟说“我是怕我出来，怕我出来大叫驴就会把你撂下来哩。”慈祥的笑容溢了满脸。

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一头钻进饲养员老爷爷一直住在饲养院里的小小石窑洞里，听饲养员老爷爷给我讲大公驴的故事。

农业合作社那阵子，大公驴是全村里干活最出力的一把好手！什么拉肥、犁地、拉粮、配种，十里八村无驴可比，干得活比人还多，挣的钱也最多，那可是我们村的骄傲哩！有邻村的村干部想用三头黄牛交换，硬是被老饲养员给阻止了。可是，村里也有那些不把牲口当牲口看的年轻人，他们使唤大公驴时不管死活，拉运收割好的粮食时，挣命地往驴车上打摞。遇到上坡路，他们也不会给驴搭把手，不管大公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车子拉不上去，他们还挥舞着鞭子、棍子，狠命地往大公驴的屁股蛋子上抽！说到这里，老爷爷的眼泪“吧嗒吧嗒”地直往下落。

磨道的毛驴呀，不知你何时才能够转到劳碌的尽头！农业合作社解散后，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社里的牲口等农具、农产品全部被平分到了各家各户。大公驴老了，没人要，饲养员老爷爷就把它牵到自己家里饲养。他们就相伴着一直住在饲养院大院里。

村民们在冬闲时节，都要在村口饲养院里的大石磨上磨糜子、谷子。舍不得使唤自家的黄牛，就用几升饲料换得老爷爷的同意，用大公驴给他们拉石磨——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饲养员老爷爷常说，大叫驴虽然老了，但底子在年轻的时候练扎实了，拉个磨、耕个一半亩地还不成问题。只是他看重了一村当院的情分，却让毛驴子受罪了。有时，老爷爷也会冒一句：“水不流要臭，驴不打要瘦。”给牲口一点压力，让它吃吃苦，勤快点，只要喂养得殷实，它的体质就不会下降。

时光如梭，转眼间我也从当年的小伙伴变成了人之父亲。一日，我应邀去一家陕北风味楼赴宴时，朋友点了一道菜——细粉炒驴肉。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从未吃过驴肉，因为我的家乡靠近内蒙，那里的人从不吃驴肉。可我那朋友是从小吃驴肉长大的，对驴肉的香美情有独钟。也难怪，要不怎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我夹起驴肉慢慢咀嚼起来，那家伙，的确细嫩可口。比起我家乡的神木炖羊肉来，真的别一番风味。可是，我嚼着嚼着，脑子里就蹦出了我儿时骑过的那头大公驴来。嗓子眼再也无法拴住了，一松紧，一大口细碎的毛驴肉喷射而出——幸好身边有一个精致的套袋垃圾桶遮掩了我的不雅之态。朋友也为了解围我溢于颜表的窘态，赶忙递过来一方湿巾；我一边擦拭嘴角，一边自我嘲解：“胃不舒服，实在抱歉。”下面，朋友们就狂侃驴肉之香美：什么“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之类。

那一顿特色风味大餐是怎么散席的，我无法记清，可是饲养员老爷爷和他的大公驴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了很久很久。

我常常在想：毛驴子也是很有精神的，它倾其一生为人类服务，不住地干活、挨打；挨打、干活！周而复始，始终如一！虽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之“香”说，殊不知箪食壶浆者们进食驴肉时追思过毛驴子苦难的前世么？我将永不再食驴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