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菊人

我在网友的博文里看到，温总理在五四青年节这天，在北大与学生们座谈时，有学生问，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讲假话、听假话。温总理回答说，这个原因很复杂，概括起来两句话：就是封建余孽，文革流毒。我认为这话讲得既精辟又深刻。我想多了解一些相关的内容，就在网上“百度一下”，结果很失望：不但没有找到这两句话，连其他重要的话也没有，比如，温总理与学生一见面就说，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两句名言，我改动两个词送给你们。这两句什么话？却未见下文。这两句话想比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不然温总理不会郑重地把它作为见面礼送给学生。既然如此，网上为什么不显示出来呢？只有一种原因，那就是管理人员认为这两句话可能会触动读者敏感的神经，引发对当局不利的联想，于是就给截留了。网友转载的那两句话想必也落得同样的命运。由此可见，讲真话多么不容易，连国家总理的讲话都敢随意删除，更不用谈普通草根百姓的心声了，只要通不过意识形态审查过滤器的检验，那就只有被捂死的命运了。真话出不来，那自然是假话独霸江湖了。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讲真话难不难？

至于网友转载的那两句话是不是温总理所讲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两句话是颠扑不破的铁的事实。“封建余孽”，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有害影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学是主流。儒学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所谓“讳”，就是隐瞒，用谎言包藏真相，以假示人。儒家的开山鼻祖孔老先生，就是“讳”的推行者。请看《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话：“叶公语（告诉）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我们乡里有个诚实的人），其父攘（偷）羊，其子证之（告发他）。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我们那里对于直的理解与你们那里不一样），父为子隐（隐瞒），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认为，父子之间互为隐瞒丑行（或罪行），是符合亲情的，也就是正当的。若按照今天的法律观点来看，那是犯包庇罪的。至于为尊者（比如帝王）讳，更是理所当然的。不论他们作多大的恶，仍然是“天子圣明”。孔圣人带头“隐”

（说假话），那他的徒子徒孙们更是要发扬光大了。所以说，以假作真，以假乱真，是古已有之，源远流长，于今为烈了。

那“文革（还应该包括此前的反右）流毒”，凡是经历过那场噩梦的人，对于真假颠倒之祸害，更是浃骨浸髓、刻骨铭心的。在那个年代，慑于严峻的政治重压，有些人为了自保，其自私的劣根性彻底地暴露出来了，相互检举揭发，甚至诬良栽赃。那时，说真话者有罪，说假话、吹牛皮者有功。不但朋友之间不敢推心置腹，就是父子、夫妻之间也不敢吐真言，有一些高干在“靠边站”之后，他平时说的一些闲话，也被妻子或子女揭发。那真是不堪回首的年代。（不知那是否也属于“辉煌”？）巴金老人，晚年痛定思痛，深感假言误国害民，写了一部《随感录》，其主旨就三个字：讲真话。他在书中一次再一次地批判自己在反右和文革中被迫违心说假话的行为，沉痛地忏悔自责。

朱镕基前总理，退休后一向低调，深居简出，从不在公众场合表态。但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他以老校友身份到校祝贺。4月23日，他与部分师生座谈，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每天（晚间）7点到7点半，我准看中央电视台，看他们胡说些什么。他批评胡说，肯定是对新闻播报的内容不满，因其中有水分。以朱的身份，绝不会信口开河，说一些没有依据的话。从他的话中能够解读出两重意思：一是中央电视台是国家权威的新闻发布平台，代表国家的声音，尚且会“胡说”，遑论其他新闻媒体了；其二，表明他本人对假话的厌恶。朱还要求师生们要有批判意识，要敢于讲真话。

朱的这两个要求也颇堪玩味。要有“批判意识”是什么意思？仔细一想就不难明白：社会上有这么多的“胡说”，能够照单全收、人云亦云吗？再联系前面提到温总理转述蔡元培的两句赠给学生而被截留的话，正是“自由的精神，独立的思想”，与“批判意识”是相通的。前后两位总理，同感社会假风盛行的严峻性，必须增强青年学生的抗假免疫力，那就是具备自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意识。两位总理的赠言都是金石之言，值得人们重视。

朱（前）总理说的要“敢于讲真话”又是什么意思？在“讲真话”前面为什么要加上“敢于”这个副词？这就涉及到现实的政治生态环境问题了。因为现实仍然是讲真话有罪。不是有很多人因为发帖揭露社会负面真相，而遭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拘押和跨省追捕吗？不是还有人因为发文言政而被以“颠覆国家”罪判刑吗？再如，我们在博文中讲了真话，犯了忌讳，不也是轻的遭删除，重的被封网吗？在这个言论尚不能自由表达（这可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啊！）的今天，要讲真话真的很难，没有点勇气行吗？

既然讲真话那么难，还要冒风险，那还要不要讲真话呢？那端的就看个人的选择了，甘愿做懦夫的就缩头，要保持做人尊严的，就莫怕讲真话。我个人认为应该知难而上，套用文革常用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什么？因为“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经典语），“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法西斯头子之一戈培尔的名言）。真假是一对可以互相转化的矛盾体，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讲真话的人多了，假话的空间自然就萎缩了，反之亦然。如果大家都跟风假话，让谎言伪装的真理统治了社会，积重难返，到那时，假话满天飞，真言、谠言销声匿迹，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未来吗？不用“帝国主义侵略”，自己就玩完了。为了拯救我们自己，为了孩子，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要讲真话。

但讲真话并不是简单地一说，而是要讲究“艺术”的，需要明确几点：

真话不一定正确。哲人有言：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一定是真话。

讲真话要看对象，对真人不说假话，对假人（或尚未认清面目的人）不吐真言。前人有言：“可予言而不言，谓之失人；不可予言而言，谓之失言。”失言，会惹麻烦的。

讲真话要讲究效果，分清场合，要考虑听话者的感情，看他能否接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只能靠自己体会和掌握，原则是不要口无遮拦。鲁迅先生曾讲过一个严肃的“笑话”：某富家生子，举行百日庆宴。来宾中大多数人讲奉承话。有人说，这孩子一脸福相，将来必定大富大贵；有人说，这孩子骨骼清奇，必定是才子；有人说，这孩子必定长寿。说恭维话的人讨得主人的欢心，得到主人的敬酒。只有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主人勃然大怒，命人把他轰了出去。鲁迅先生说，夸孩子富贵、有才、长寿，都是靠不住的，只有最后那个人说的才是真话，哪个人能不死呢？看来中国人是不喜欢听真话的。——您看，不看对象，不分场合，信口开河，惹麻烦了不是？